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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变幻大王旗”“几家欢乐几家愁”，用这些谚语形容近期台湾政局也许再贴切不过了。当民进党张灯结彩准备送蔡英文进“总统府”时，它的老对手国民党则愁云惨淡，不仅行政、“立法”大权旁落，还面临民进党迫不及待的党产清算等政治追杀。“屋漏又逢连夜雨”的国民党，是否将从此一蹶不振、亦或只是面临政党轮替的常态？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从国民党自身找线索。若将国民党比作人体，肌体与思维则是构成人体的要素。国民党的“肌体”包含党的组织体系、人财物等有形要素，体现为党的“硬实力”；而思维或灵魂指的是国民党政党形象、意识形态等无形要素，体现为党的“软实力”。
政党硬实力主要由党员规模、组织体系、党内民主化程度等构成。
党员规模。2000年之前，国民党号称有250万党员。2000年败选令其元气大伤，党员流失严重，2002年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时，只剩下约105万党员。但随着不按时缴纳党费、不参与党组织活动而视同退党的失联党员人数的增加，2013年6月，国民党具有党权的党员人数减至38万人。而即将于今年3月26日举行的党主席补选，国民党有投票权的有效党员数为32万，比三年前再减少6万人。民进党在2014年党员人数约为14万。从数量上看，国民党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如何将党员人数优势转化为政党优势，是其要解决的问题。
组织体系。组织体系是否合理，对一个组织的运转效率有很大影响。国民党在1952年改造后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准列宁”式政党，并以“党国威权”统治台湾，这也使得国民党建立了与各级政府平行的党务系统。在中央党部，国民党一级单位曾达18个，但在2000年失去政权及开启改造进程后，国民党组织架构出现重大调整。在中央层面，除设置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及副秘书长、执行长外，常设业务单位减为七个委员会。在地方层面，国民党基层党部分为四级，即各县市党部（以直辖市、县市为活动范围）、区级党部（以乡镇市为活动范围）、区分部（以村里为活动范围）、党小组。此外还有以退除役军人、老荣民、现役军人中保留党籍者，以及这些人的家属构成的黄复兴党部。黄复兴党部目前仍有约9万名党员，堪称国民党最大的专业党部、辅选机器和铁票部队。但未来随着老荣民凋零，现役军人去政党化，黄复兴党部似乎也难逃衰落的命运。国民党内部对黄复兴党部的代表性也颇多质疑，甚至在其到底是国民党未来争取台湾民众支持的正资产还是负资产问题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争论。
在政党组织显性结构背后，还有隐性的组织结构，即政党中的派系，俗称“小圈圈”。国民党党章党纪虽禁止派系运作，但派系仍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禁而不止。2008年后，国民党形成了“以马团队和党中央为一方，以王金平和部分本土派立委及地方派系为另一方”的权力生态。随着党内世代交替与权力转移，党内逐渐形成马（马英九）、王（王金平）、朱（朱立伦）、吴（吴敦义）等多股势力。2016年“大选”惨败后，国民党内又浮现“本土VS深蓝”的竞争格局，党内代理人之争与派系纷争仍旧暗潮汹涌。
民主化程度。国民党曾长期高度集权，这种高度集权的作法在民主化进程中逐渐对党的活力造成损害。2000年后，国民党开启党内民主化改造。一是党主席实现党员直选；二是中常委结构更加多元，中常会不再是党主席一人主导的决策平台；三是党内逐渐形成一套公职初选提名制度，以党员投票结合民调，且多数情况下民调所占份额更大的方式进行提名，这一方式被认为从制度上降低了“每逢选举必分裂”的发生几率。但国民党在2016年“大选”前夕粗暴“换柱”，将首次通过初选制度确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强行换下，无论做何种解释，客观上也造成了“破坏制度”的恶果。一旦制度成为由当权者掌握钥匙的门锁，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就急剧下降，最终损害的将是党的权威与凝聚力。
政党软实力的核心是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源于政党形象、意识形态、组织心理、政党政策等无形资产。
政党形象。“政党的许多活动本质上都是塑造形象的活动”，政党领袖的个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党的形象重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领袖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党的形象。特别是华人社会有很强的伟人情结，故政党领袖对政党形象的影响力更大。2000年之后国民党开启改革大幕，力求改善政党形象。特别是2005年首次直选党主席，由形象清新、有“不粘锅”之称的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主席，使得国民党逐步摆脱了“黑金政治”的包袱，饱受诟病的党产得到加速处理，官僚习气有很大改善，整个党在民众中的形象为之一新。但政党形象与党主席关系密切也是把双刃剑，当马英九深陷执政困境、导致个人支持度及政治声望大幅下降之后，党的形象亦受到拖累。2008年以来，国民党当局始终未能交出一份令民众满意的政绩单，再加上绿营的煽动，导致国民党被贴上“权贵党”、“利益集团代言人”的标签，让国民党形象不断下滑、难以走出困境。
意识形态。党的意识形态通常以政党纲领表现出来，纲领就是旗帜，国民党政治纲领是坚持三民主义理想，维护“中华民国”，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另一方面，为因应岛内局势与选举需要，国民党在现阶段也强调“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但也因此被质疑丧失理念。《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认为，“国民党的党产其实不在于它有多少资产，而在于它的思想资产”；“以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念为本色的追求，曾经在台湾是官方的主流论述，但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在告别威权主义的躁动中，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性，却像倒洗澡水时被丢掉的婴孩一样，被一股脑儿丢掉了”。
组织心理。国民党因不团结付出过许多惨痛代价，被讥讽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2008年执政后，因政治权力分配而引发的党内矛盾又开始从暗斗走向明争，国民党内部不服从、阳奉阴违、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为个人利益牺牲整体利益成为一种上行下效的风气。该弊端在府（“总统”府）院（“立法”院）关系的处理上显现得淋漓尽致。马英九与以王金平为代表的党内势力之间的芥蒂因“服贸协议”迟迟难以过关等或明或暗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因2013年爆发王金平“关说案”而致马王矛盾公开化，党的团结互信受到严重损伤。这种恶性循环的现象又导致党内多股势力与执政团队貌合神离，普通党员也因党内离心离德倍感失望。
政党政策。随着岛内选民素质提高，选举文化逐渐回归理性，国民党与民进党在经济、民生等议题上的政策趋同性不断增强，双方很难在内政议题上直接分出高下。而鉴于岛内独特的民意结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双方较量的焦点，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两岸政策领域。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秉持较为积极的大陆政策。在“统独”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两岸非国与国关系”，明确表示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在经贸领域，增进双方贸易与投资，推动《海峡两岸经济框架协议》及后续协商。在社会民间及文化交流等领域，拓展人员交流，强调中华文化传承与血脉亲情，尝试教育领域“去独化”。从效果看，两岸政策是国民党政绩最突出的施政领域，岛内民众也普遍认可两岸关系八年来取得的积极进展。但吊诡的是，在靓丽经济数据的背后，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感与对国民党的政党满意度均不增反减，这背后的症结值得国民党认真反思。
5.20后，国民党将再尝“在野”滋味，党内要求检讨的声音也会不断发酵。国民党对自身的前景应该感到乐观还是悲观，与其肌体和灵魂的健康程度息息相关。正如岛内媒体所言，未来国民党若能透过组织体系与价值论述的重建，提出“结合中国愿景与台湾主体”的新主张，其对选民的吸引力就不会丧失。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民党的硬实力
政党硬实力主要由党员规模、组织体系、党内民主化程度等构成。
党员规模。2000年之前，国民党号称有250万党员。2000年败选令其元气大伤，党员流失严重，2002年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时，只剩下约105万党员。但随着不按时缴纳党费、不参与党组织活动而视同退党的失联党员人数的增加，2013年6月，国民党具有党权的党员人数减至38万人。而即将于今年3月26日举行的党主席补选，国民党有投票权的有效党员数为32万，比三年前再减少6万人。民进党在2014年党员人数约为14万。从数量上看，国民党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如何将党员人数优势转化为政党优势，是其要解决的问题。
组织体系。组织体系是否合理，对一个组织的运转效率有很大影响。国民党在1952年改造后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准列宁”式政党，并以“党国威权”统治台湾，这也使得国民党建立了与各级政府平行的党务系统。在中央党部，国民党一级单位曾达18个，但在2000年失去政权及开启改造进程后，国民党组织架构出现重大调整。在中央层面，除设置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及副秘书长、执行长外，常设业务单位减为七个委员会。在地方层面，国民党基层党部分为四级，即各县市党部（以直辖市、县市为活动范围）、区级党部（以乡镇市为活动范围）、区分部（以村里为活动范围）、党小组。此外还有以退除役军人、老荣民、现役军人中保留党籍者，以及这些人的家属构成的黄复兴党部。黄复兴党部目前仍有约9万名党员，堪称国民党最大的专业党部、辅选机器和铁票部队。但未来随着老荣民凋零，现役军人去政党化，黄复兴党部似乎也难逃衰落的命运。国民党内部对黄复兴党部的代表性也颇多质疑，甚至在其到底是国民党未来争取台湾民众支持的正资产还是负资产问题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争论。
在政党组织显性结构背后，还有隐性的组织结构，即政党中的派系，俗称“小圈圈”。国民党党章党纪虽禁止派系运作，但派系仍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禁而不止。2008年后，国民党形成了“以马团队和党中央为一方，以王金平和部分本土派立委及地方派系为另一方”的权力生态。随着党内世代交替与权力转移，党内逐渐形成马（马英九）、王（王金平）、朱（朱立伦）、吴（吴敦义）等多股势力。2016年“大选”惨败后，国民党内又浮现“本土VS深蓝”的竞争格局，党内代理人之争与派系纷争仍旧暗潮汹涌。
民主化程度。国民党曾长期高度集权，这种高度集权的作法在民主化进程中逐渐对党的活力造成损害。2000年后，国民党开启党内民主化改造。一是党主席实现党员直选；二是中常委结构更加多元，中常会不再是党主席一人主导的决策平台；三是党内逐渐形成一套公职初选提名制度，以党员投票结合民调，且多数情况下民调所占份额更大的方式进行提名，这一方式被认为从制度上降低了“每逢选举必分裂”的发生几率。但国民党在2016年“大选”前夕粗暴“换柱”，将首次通过初选制度确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强行换下，无论做何种解释，客观上也造成了“破坏制度”的恶果。一旦制度成为由当权者掌握钥匙的门锁，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就急剧下降，最终损害的将是党的权威与凝聚力。
软实力又如何
政党软实力的核心是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源于政党形象、意识形态、组织心理、政党政策等无形资产。
政党形象。“政党的许多活动本质上都是塑造形象的活动”，政党领袖的个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党的形象重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领袖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党的形象。特别是华人社会有很强的伟人情结，故政党领袖对政党形象的影响力更大。2000年之后国民党开启改革大幕，力求改善政党形象。特别是2005年首次直选党主席，由形象清新、有“不粘锅”之称的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主席，使得国民党逐步摆脱了“黑金政治”的包袱，饱受诟病的党产得到加速处理，官僚习气有很大改善，整个党在民众中的形象为之一新。但政党形象与党主席关系密切也是把双刃剑，当马英九深陷执政困境、导致个人支持度及政治声望大幅下降之后，党的形象亦受到拖累。2008年以来，国民党当局始终未能交出一份令民众满意的政绩单，再加上绿营的煽动，导致国民党被贴上“权贵党”、“利益集团代言人”的标签，让国民党形象不断下滑、难以走出困境。
意识形态。党的意识形态通常以政党纲领表现出来，纲领就是旗帜，国民党政治纲领是坚持三民主义理想，维护“中华民国”，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另一方面，为因应岛内局势与选举需要，国民党在现阶段也强调“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但也因此被质疑丧失理念。《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认为，“国民党的党产其实不在于它有多少资产，而在于它的思想资产”；“以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念为本色的追求，曾经在台湾是官方的主流论述，但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在告别威权主义的躁动中，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性，却像倒洗澡水时被丢掉的婴孩一样，被一股脑儿丢掉了”。
组织心理。国民党因不团结付出过许多惨痛代价，被讥讽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2008年执政后，因政治权力分配而引发的党内矛盾又开始从暗斗走向明争，国民党内部不服从、阳奉阴违、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为个人利益牺牲整体利益成为一种上行下效的风气。该弊端在府（“总统”府）院（“立法”院）关系的处理上显现得淋漓尽致。马英九与以王金平为代表的党内势力之间的芥蒂因“服贸协议”迟迟难以过关等或明或暗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因2013年爆发王金平“关说案”而致马王矛盾公开化，党的团结互信受到严重损伤。这种恶性循环的现象又导致党内多股势力与执政团队貌合神离，普通党员也因党内离心离德倍感失望。
政党政策。随着岛内选民素质提高，选举文化逐渐回归理性，国民党与民进党在经济、民生等议题上的政策趋同性不断增强，双方很难在内政议题上直接分出高下。而鉴于岛内独特的民意结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双方较量的焦点，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两岸政策领域。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秉持较为积极的大陆政策。在“统独”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两岸非国与国关系”，明确表示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在经贸领域，增进双方贸易与投资，推动《海峡两岸经济框架协议》及后续协商。在社会民间及文化交流等领域，拓展人员交流，强调中华文化传承与血脉亲情，尝试教育领域“去独化”。从效果看，两岸政策是国民党政绩最突出的施政领域，岛内民众也普遍认可两岸关系八年来取得的积极进展。但吊诡的是，在靓丽经济数据的背后，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感与对国民党的政党满意度均不增反减，这背后的症结值得国民党认真反思。
5.20后，国民党将再尝“在野”滋味，党内要求检讨的声音也会不断发酵。国民党对自身的前景应该感到乐观还是悲观，与其肌体和灵魂的健康程度息息相关。正如岛内媒体所言，未来国民党若能透过组织体系与价值论述的重建，提出“结合中国愿景与台湾主体”的新主张，其对选民的吸引力就不会丧失。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