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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中的女人》,是我阅读劳伦斯(1885—1930)的第一本书,温婉的诗意令人回味,让我想起简·奥斯汀、伍尔芙和曼斯菲尔德。他们把一个庄园、一个家庭里看似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日常生活写得如此细腻情深,折服了无数读者和批评家。
批评家、小说家E·M.福斯特评价好友劳伦斯:“就我所知,在当今作家中,劳伦斯是唯一具有先知先觉的识见的。”他把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麦尔维尔相提并论。这和《小说面面观》的一个观点是有反差的,在那部文艺学名著中,他说:英国没有诞生足以媲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的大师,比起俄罗斯文学英国小说还只是侏儒。我猜想他下这个结论,也就因为《小说面面观》1927年出版的时候,劳伦斯才42岁,不该被盖棺定论,况且福斯特最推崇的《虹》还没有在英国全版发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亦未出版。
《小说面面观》把奥斯汀视为摹写“圆形人物”的经典作家。劳伦斯无疑是奥斯汀传统的优秀继承人。《恋爱中的女人》的主题场景本来无非是婚礼、沙龙、交友、旅行等司空见惯的生活,但人物性格的锋芒,对话之间的张力,并不给人沉闷感,相反,彼此内心的冲突直可说是惊心动魄。
劳伦斯一生最重要的4部长篇分别是《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儿子与情人》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基本上可以归结为现实主义风格。该著出版不久劳伦斯就宣布不再写这类东西了,他开始向现代主义转型,《虹》是劳伦斯转型后的第一部巨作,其史诗般的气魄以及深度非凡的性心理描写,在有些婆婆妈妈的英国文学中无疑属于异数。但《虹》并没有给劳伦斯带来好运,甫一出版即遭禁。更有甚者,因为该著明确谴责战争,娶德国女人为妻的劳伦斯被指责为间谍,而惨遭迫害,贫病交加,一战后开始流浪异国他乡。直到1920年,《虹》才以节选本的形式在英国发行,1949年首次全本发行。
《虹》通过布朗温一家三代人的遭遇,描述了工业革命给传统乡村文明带来的巨大变化。老布朗温娶了一位陌生的波兰革命者的遗孀为妻,他俩在带有田园诗般的乡下过活,彼此保有各自的故事,尽管谈不上相互间透彻的理解,但因为健康的肉体交流和心灵安慰,他们互相尊重相互依靠,家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安娜是波兰女人带来的,幼时要强,喜欢无拘无束,爱幻想,深得布朗温的喜爱。安娜嫁给了布朗温的侄儿威尔。婚后,他们在信仰和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不可弥合的悲剧性分歧,但他们又耽于肉欲的暂时满足不能自拔,这样紧张一生,安娜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生孩子的工具;威尔也成了一个单单为挣面包而工作的男人,他们缺乏心灵交流,生活缺乏诗意,属于不可救药的堕落。
在一首题为《落叶》的诗里,劳伦斯写道:“有一种肌体的连结,像树叶属于树枝,/还有一种机械的连结,像落叶般抛在大地。”
安娜和威尔的长女叫厄秀拉,她比母亲更富于幻想,也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她讨厌狭小的乱哄哄的家,要走向更广大的世界,跟男人一样,为社会、为家庭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她中学毕业时,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参加工作。但厄秀拉美好的工作理想,迅即被冷酷的现实毁灭了;大学校园生活是她理想的第二次破灭,其间她和其老师发生了一段短暂的同性恋情;拒绝到遥远的印度,与男友分手是她理想的第三次破灭。这些挫折磨砺了她对生活和人生的认识;在小说结尾时,她仰望着天上的彩虹充满着期待。在接下来的《恋爱中的女人》中,她和伯金携手共建家庭,一起享受和探索精神与肉体协和统一的爱情。
《恋爱中的女人》把厄秀拉和妹妹戈珍的婚姻并列行进。戈珍和杰拉德之间的龃龉,则象征着追求艺术的心灵和一个追求财富与效率的工业之子之间不可调和的悲剧。《恋爱中的女人》被劳伦斯认为艺术上更满意的作品。如果说《虹》让我们惊异人心竟如此波澜壮阔;而《恋爱中的女人》让我们慨叹人性如此细腻微妙;至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则向人展示激情的力量与美。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最后一部,也是争议最大的小说,几易其稿。他写康妮在无性婚姻中挣扎,看透了贵族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封闭、苍白、残酷和伪善,悟到“如果婚姻不是持久和极端阳具崇拜的,如果它不是向着太阳、大地、星辰、月亮和海浪的节拍,向着岁月、世纪和光辉,它就是虚幻的东西。如果婚姻不是基于血的交感,它就是乌有。因为血是灵魂的本质”,“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最后康妮断然抛弃阶级偏见,和自己的下人——猎场看守梅勒斯一起实验一场轰轰烈烈的“有血性的爱”。
尽管劳伦斯表白“这部小说是一本纯正的、健全的、我们今日需要的书”,它还是受到了趣味低下的道德审判家们的诋毁,被禁三十余年,理查德·霍嘉特挺身辩护说:“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试图当成淫秽书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敏感的郁达夫评价劳伦斯“写性是含蓄一种主义”的。
3部作品读下来,我们发现劳伦斯的生命哲学、性美理念,以及意象派诗人的风采无处不在。《虹》那荒凉的乡村,《恋爱中的女人》那高寒的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雨中的鸡雏,都是可以摘来做诗歌诵读的。译者黑马在为《夜莺——劳伦斯随笔》写的序言中说:“劳伦斯从少年时代起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一直是个诗人,而且他最初是以诗歌跻身文坛的。他在写作那些传世巨制的小说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诗歌创作,直到去世前他还完成了诗集《最终的诗》。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劳伦斯的散文(prose,在这里泛指非诗歌)写作一直与诗歌创作之间有着渗透,这种渗透更明显地表现为诗对其它类别写作的渗透和影响,从而导致劳伦斯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富有诗的节奏和韵律,从根本上说是为诗性的思维和构架所弥漫烘托。”
福克斯在《小说与人民》中赞誉劳伦斯为“对英国农村和英国土地之美怀有挚恋之情的最后一个作家”。福斯特也指出,“唯独劳伦斯的作品激荡着悠扬歌声,洋溢着诗歌的气息。”
这让我们想起叶赛宁,他说:
“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叶赛宁在另一首诗说:“做一个诗人,就应该这样作为:/既然生活的真理无法违抗,/就要剖开自己柔嫩的肌肤,/用感情的血液,抚慰他人的心房。/……/于是,他扯破喉咙,旁若无人地歌唱,直到嗓音嘶哑,咔出血丝,忧伤落泪。一个人。”
这给我们的疑惑是:诗歌是不是属于乡村文明的产物,而现代工业文明的侵入意味着诗歌无可挽回的没落?这种没落过程中,亲历转折是最痛苦的,例如劳伦斯、叶赛宁,乃至海子。海子、叶赛宁是纯粹的诗人,由诗人而小说,成功转型的大概哈代、帕斯捷尔纳克和劳伦斯寥寥数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执着于用自然性美对抗机械文明的劳伦斯的诗意小说恐怕已是绝响。
今天很多人读《虹》首先感受到的是巨大的折磨,读《恋爱中的女人》很茫然,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仅仅寻找性段落,我想,这是“忙与盲”的当代人拒绝思考的象征,我们已经没有闲暇去叩问内心,去直面人生真实的处境。我们并不比康妮和厄秀拉们更勇敢,也不比他们更幸运。
批评家、小说家E·M.福斯特评价好友劳伦斯:“就我所知,在当今作家中,劳伦斯是唯一具有先知先觉的识见的。”他把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麦尔维尔相提并论。这和《小说面面观》的一个观点是有反差的,在那部文艺学名著中,他说:英国没有诞生足以媲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的大师,比起俄罗斯文学英国小说还只是侏儒。我猜想他下这个结论,也就因为《小说面面观》1927年出版的时候,劳伦斯才42岁,不该被盖棺定论,况且福斯特最推崇的《虹》还没有在英国全版发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亦未出版。
《小说面面观》把奥斯汀视为摹写“圆形人物”的经典作家。劳伦斯无疑是奥斯汀传统的优秀继承人。《恋爱中的女人》的主题场景本来无非是婚礼、沙龙、交友、旅行等司空见惯的生活,但人物性格的锋芒,对话之间的张力,并不给人沉闷感,相反,彼此内心的冲突直可说是惊心动魄。
劳伦斯一生最重要的4部长篇分别是《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儿子与情人》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基本上可以归结为现实主义风格。该著出版不久劳伦斯就宣布不再写这类东西了,他开始向现代主义转型,《虹》是劳伦斯转型后的第一部巨作,其史诗般的气魄以及深度非凡的性心理描写,在有些婆婆妈妈的英国文学中无疑属于异数。但《虹》并没有给劳伦斯带来好运,甫一出版即遭禁。更有甚者,因为该著明确谴责战争,娶德国女人为妻的劳伦斯被指责为间谍,而惨遭迫害,贫病交加,一战后开始流浪异国他乡。直到1920年,《虹》才以节选本的形式在英国发行,1949年首次全本发行。
《虹》通过布朗温一家三代人的遭遇,描述了工业革命给传统乡村文明带来的巨大变化。老布朗温娶了一位陌生的波兰革命者的遗孀为妻,他俩在带有田园诗般的乡下过活,彼此保有各自的故事,尽管谈不上相互间透彻的理解,但因为健康的肉体交流和心灵安慰,他们互相尊重相互依靠,家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安娜是波兰女人带来的,幼时要强,喜欢无拘无束,爱幻想,深得布朗温的喜爱。安娜嫁给了布朗温的侄儿威尔。婚后,他们在信仰和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不可弥合的悲剧性分歧,但他们又耽于肉欲的暂时满足不能自拔,这样紧张一生,安娜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生孩子的工具;威尔也成了一个单单为挣面包而工作的男人,他们缺乏心灵交流,生活缺乏诗意,属于不可救药的堕落。
在一首题为《落叶》的诗里,劳伦斯写道:“有一种肌体的连结,像树叶属于树枝,/还有一种机械的连结,像落叶般抛在大地。”
安娜和威尔的长女叫厄秀拉,她比母亲更富于幻想,也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她讨厌狭小的乱哄哄的家,要走向更广大的世界,跟男人一样,为社会、为家庭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她中学毕业时,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参加工作。但厄秀拉美好的工作理想,迅即被冷酷的现实毁灭了;大学校园生活是她理想的第二次破灭,其间她和其老师发生了一段短暂的同性恋情;拒绝到遥远的印度,与男友分手是她理想的第三次破灭。这些挫折磨砺了她对生活和人生的认识;在小说结尾时,她仰望着天上的彩虹充满着期待。在接下来的《恋爱中的女人》中,她和伯金携手共建家庭,一起享受和探索精神与肉体协和统一的爱情。
《恋爱中的女人》把厄秀拉和妹妹戈珍的婚姻并列行进。戈珍和杰拉德之间的龃龉,则象征着追求艺术的心灵和一个追求财富与效率的工业之子之间不可调和的悲剧。《恋爱中的女人》被劳伦斯认为艺术上更满意的作品。如果说《虹》让我们惊异人心竟如此波澜壮阔;而《恋爱中的女人》让我们慨叹人性如此细腻微妙;至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则向人展示激情的力量与美。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最后一部,也是争议最大的小说,几易其稿。他写康妮在无性婚姻中挣扎,看透了贵族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封闭、苍白、残酷和伪善,悟到“如果婚姻不是持久和极端阳具崇拜的,如果它不是向着太阳、大地、星辰、月亮和海浪的节拍,向着岁月、世纪和光辉,它就是虚幻的东西。如果婚姻不是基于血的交感,它就是乌有。因为血是灵魂的本质”,“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最后康妮断然抛弃阶级偏见,和自己的下人——猎场看守梅勒斯一起实验一场轰轰烈烈的“有血性的爱”。
尽管劳伦斯表白“这部小说是一本纯正的、健全的、我们今日需要的书”,它还是受到了趣味低下的道德审判家们的诋毁,被禁三十余年,理查德·霍嘉特挺身辩护说:“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试图当成淫秽书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敏感的郁达夫评价劳伦斯“写性是含蓄一种主义”的。
3部作品读下来,我们发现劳伦斯的生命哲学、性美理念,以及意象派诗人的风采无处不在。《虹》那荒凉的乡村,《恋爱中的女人》那高寒的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雨中的鸡雏,都是可以摘来做诗歌诵读的。译者黑马在为《夜莺——劳伦斯随笔》写的序言中说:“劳伦斯从少年时代起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一直是个诗人,而且他最初是以诗歌跻身文坛的。他在写作那些传世巨制的小说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诗歌创作,直到去世前他还完成了诗集《最终的诗》。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劳伦斯的散文(prose,在这里泛指非诗歌)写作一直与诗歌创作之间有着渗透,这种渗透更明显地表现为诗对其它类别写作的渗透和影响,从而导致劳伦斯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富有诗的节奏和韵律,从根本上说是为诗性的思维和构架所弥漫烘托。”
福克斯在《小说与人民》中赞誉劳伦斯为“对英国农村和英国土地之美怀有挚恋之情的最后一个作家”。福斯特也指出,“唯独劳伦斯的作品激荡着悠扬歌声,洋溢着诗歌的气息。”
这让我们想起叶赛宁,他说:
“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叶赛宁在另一首诗说:“做一个诗人,就应该这样作为:/既然生活的真理无法违抗,/就要剖开自己柔嫩的肌肤,/用感情的血液,抚慰他人的心房。/……/于是,他扯破喉咙,旁若无人地歌唱,直到嗓音嘶哑,咔出血丝,忧伤落泪。一个人。”
这给我们的疑惑是:诗歌是不是属于乡村文明的产物,而现代工业文明的侵入意味着诗歌无可挽回的没落?这种没落过程中,亲历转折是最痛苦的,例如劳伦斯、叶赛宁,乃至海子。海子、叶赛宁是纯粹的诗人,由诗人而小说,成功转型的大概哈代、帕斯捷尔纳克和劳伦斯寥寥数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执着于用自然性美对抗机械文明的劳伦斯的诗意小说恐怕已是绝响。
今天很多人读《虹》首先感受到的是巨大的折磨,读《恋爱中的女人》很茫然,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仅仅寻找性段落,我想,这是“忙与盲”的当代人拒绝思考的象征,我们已经没有闲暇去叩问内心,去直面人生真实的处境。我们并不比康妮和厄秀拉们更勇敢,也不比他们更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