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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诞生在瑞金、成长在长征路上、壮大在延安、发展在东北根据地的中国医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医科学校，在艰难、残酷的革命战争中培养了大批红色卫生干部，他们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民安，1924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医科大学第39期学员。毕业后，在中国医科大学先后从事政治干事、宣传干事、校报编辑工作，任校报编辑部主任，研究员。1959年，兼做校史调查及资料征集工作，编撰了《红色医生的摇篮》《中国医科大学校史》等书籍。1993年离休。
1932年2月22日，在江西雩都举行了开学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参加。朱德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开学典礼上，贺诚与陈志方先后做了建校经过、教学计划的报告，报告中都强调了毛泽东关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为学校发展指明了方向。
那时战事不断，办学环境不稳定，在红军攻打赣州战役中，军医学校师生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战斗结束，学校又到谭头圩组织临时伤病医院，运送伤员到阳曲后方，随即又奉命赴长汀支援攻打福建龙岩、漳州和广东水口的战斗。学员们在随军执行任务中，除做一些外科治疗外，还找房子、借门板、打床铺、动员组织群众（当时医院的形式是家家作病房，人人当看护）。只要有空，仍然坚持学习。一次行军途中，在一个村子边的树林里休息时，学员们就上了课，教育长用门板作黑板，柴碳作粉笔，学员们席地而坐，一边念一边用树枝当笔在地上写。战斗任务结束后，学校于1932年6月重返雩都，在兴国县茶岭镇恢复了上课。
焦德钧：那时，伤病员是很苦的，盐油不够，严重缺少被子、设备。毛主席对贺诚讲过“爱护伤病员”的问题。毛主席说：一方面要解决需要的东西，一方面要教育医务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爱护伤病员，保证伤病员的生活。
刘民安：这一时期办学面对许多困难：缺少教员；学员大都是部队战士，文化水平低，又缺少必要仪器，虽然有些内容教员反复讲了，还是理解不了。比如红细胞、白细胞和血色素，当时只能根据讲义的内容去想象它们的状况，而没有仪器可以看到；教学设备仅有挂图和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及两台显微镜，但因国民党的封锁，弄不到染色的材料，显微镜始终没有用过；没有教科书，教员就自己编写讲义。
学员学习生活极为艰苦。睡在板铺上，上面铺着野草或稻草。伙食标准很低，粮食定量每人每天六两（当时一市斤为十六两），饭是米菜掺半。更为困难的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没有食盐，师生们就用倒塌土房、土墙的陈土熬制硝盐，吃起来很苦。晚自习，只有五钱油的油灯，一个灯芯，拨开两个叉，几个同学围在一起捧书就读，虽然灯光如豆，但大家都全神贯注。
在学习方面，结合战时需要，讲战伤处置，讲常见病的防治，如疟疾、痢疾、肢体溃疡和疥疮等。讲授中力求通俗化，有的编成顺口溜，利于牢记。讲课多半在露天的地上。绷带不足，就扯开自己的被子。条件虽苦，但学员学习热情高涨，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刻苦学习，教学秩序井然。每周一次政治课，由校领导或教员讲述革命形势和革命的基本问题，以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彭龙伯教员鼓励第一期学员说：“你们是第一期，是后继者的榜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建立学校来培养你们是不容易的，你们在校时应该知道出校后责任的重大。” 1932年10月，中革军委改军医学校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简称“红军卫校”）。长征前，第一期至第五期学员毕业，共有180多名学员毕业分配到部队，成为红军卫校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红色军医。1933年7月，红军卫校从茶岭迁至瑞金，并与傅连暲主办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同时，中央红色医院（原长汀福音医院）改为红军卫校附属医院。
在长征途中坚持办学
王 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卫校是否也随军长征？
刘民安：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性大转移。红军卫校作为军委直属队的一部分，于10月中旬从瑞金随军出发。贺诚调离，红军卫校由彭龙伯和陈志方带领随军长征。此时，第六、七、八期学员和教职员编成教导队，随总卫生部行动。至黎平，红军进行整编，红军卫校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做救护工作；另一部分师生则被分配到隶属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教员做医生，学员当看护。为轻装前进，最初从瑞金带出的图书、仪器大部分秘密地掩埋于行军途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恢复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红军卫校召回在长征初被分散至部队的部分学员，进行卫生勤务和伤病急救知识的教育，学习没到一周，战事又起，学员又随军踏上长征路。当部队到达川黔边土城地区时，为了再轻装，不得不将仅有的一台小型X光机掩埋于地下。
红军卫校师生随军四渡赤水，二过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师生们不仅完成了行军任务，且在沿途担任救护工作。
焦德钧：长征路上，时任红军卫校教务主任的王斌主要做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王稼祥在江西时就负伤了，在长征路上一直由王斌等人负责治疗。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患上阿米巴肝脓肿，病得很厉害。在王斌等人的治疗和护理下，周恩来一个多月后恢复了健康。
王 雪：在长征中，学校是怎样办学的？
刘民安：在长征路上，教学工作从未间断，边打仗、边行军、边学习。为了帮助同学们学习，教员孙仪之想了很多办法。行军时，把一些医药卫生专业知识编成顺口溜，写在纸上，贴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后面的人，一边行军，一边不忘传唱贴在背包上面的“阿司匹林脱司散，又治咳嗽又治喘”等简明扼要的医药知识。还边走边讨论，有时，教员也夹在同学们中间帮助讨论。大家坐下休息时，教员出题目让同学们回答。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上陕甘地区，将部队整编为左、右两路。随后，学校师生被拆分成两部分跟随右路军和左路军行动。1935年8月，随左路军行军的红军卫校师生利用松岗地区较稳定的环境，召回部分学员重新组成第六期，在松岗大喇嘛寺复课。右路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初从江西出发的200多名师生中的许多同志在长征途中牺牲，包括令人尊敬的彭龙伯校长和李延年教员。
在松岗复课三个月后，另立中央的张国焘继续率军南下，红军卫校师生被迫南行，翻过夹金山，转抵芦霍、甘孜地区。在滞留的半年中红军卫校复课。
复课后环境相当艰苦。师生们住牛棚，睡草窝，穿羊皮，打草鞋，借用藏民的牛棚或露天上课。讲义由教员自编，由学员刻蜡版和油印。蜡纸用白纸和黄蜡制成，油墨用松烟灰和奶油搅拌而成。有时没有吃的，只好把青稞麦用火烧了，然后再搓一搓吃，有时吃树叶、草根，甚至把放了几十年的老羊皮拿来煮着吃。
焦德钧：讲解剖课时，学员们常常拿自己当标本，老师用笔画出什么是三角肌，哪里是开始，哪里是后尾。讲到药物时，教员就拿出这种药，给大家看。讲完一种病，就到临时医院去帮忙看病，这种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效果很好。
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卫校师生，克服了诸多困难。一次过草地时，学员们拄着小棍艰难地往前走，突然，毛泽东在他们面前停下来慈爱地对他们说：“小鬼们，累不累？前面不远了，快到宿营地了！”大家一下子有了力量，飞快地向宿营地走去。有人病了，大家争着轮流背他的东西。有时也用两根竹棍插入一条裤子里，再用绳子扎起来做担架，生病的同学躺在上面，大家抬着走。
刘民安：我们曾走访过第六期学员何曼秋女士，她为我们唱了几名同学作词的毕业歌，歌中唱道：“1931年，卫校开办了，培养了红色卫生干部。努力！再努力！科学试验是真理，我们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再努力！”
张国焘抗拒中央决定、擅自率左路军南下的错误路线，遭到了红军卫校师生的抵制，校长陈志方为此遭到张国焘的打击，被扣上“改组派”和“反革命”的罪名，撤销职务调离工作。其后，校长再由贺诚兼任。红军卫校师生随红二、红四方面军历经40天的艰苦跋涉到达甘肃哈达铺，1936年10月抵达陕北。
在此前的1936年2月，军委卫生部决定召回长征中分散到各部队的红军卫校学员依次编成第六期，在相继招收了第七期学员后，迅即在陕北瓦窑堡开学。不久，又随中央机关转移至保安、康家寨，9月至10月迁至台儿湾。
在台儿湾与随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卫校师生会合，学校进行了整编，校长贺诚因奉命去苏联学习，任命王斌为校长。
1936年12月，整顿后的第七期学习期满，在学校向保安迁移途中毕业。1937年初，学校又迁至新址——延安附近的闰店子。同年3月中旬第八期在此毕业，毕业典礼上宣读了朱德的指示，他勉励学员“到前线去！好好为革命服务”。
由于西安事变，国民党被迫停止对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环境比较安定，学校规模扩大，教员增加。自红军卫校创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六年中，培养了近300名各层次卫生医务干部，满足了红军部队对医务人员的急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勇赴抗日前线，在延安发展为中国医科大学
王 雪：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红军卫校的主要工作有哪些变化？ 刘民安：1937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到来的形势下，为了便于部队改编训练，红军卫校随总卫生部开赴前方，6月到达三原县云阳镇。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卫校也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并随总卫生部开到抗日前线。此时，王斌调任八路军总卫生部医务主任，由教育长李治代理校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八路军肩负着民族的希望，迎敌北上，不久，在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中，严惩日寇。这时，我军伤员救护问题日渐紧迫，根据抗日前线的需要，八路军卫生学校立即派出第九期、第十期学员和部分医生赶赴战场参加救护。在山西五台到黄河岸边的大宁之间组成一条千里伤员转运线，每隔几十华里设一兵站，接待伤员，进行治疗，依次转运。学员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既是护理员、担架员，又是炊事员，同时还要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员，在转运中遇到敌机轰炸，学员就俯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不再二次受伤。
焦德钧：当时用卫生勤务中的传递运输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学员们在行军途中，每经一地都向沿途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学员们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沿途群众。特别是学员们爱护老乡的良好作风，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爱。一次去往五台的途中，火车只要一停下，沿途老乡便蜂拥前来问候。很多老乡还站在山坡高处，把当地盛产的沙果、枣子扔到学员们的车上。学员们执意不吃老乡的东西，顺手还给了他们。但他们索性爬上车，双手捧着送来，恳切地希望学员们收下。
转运途中，许多老乡一听到担架上躺的是抗日的八路军伤员，都纷纷自愿来到学员们面前，要参与护送伤员的工作，并且积极听从调配。要担架有担架，要粮有粮，一呼百应。一位老大娘迈着颤抖的步子，双手端碗热面条送给伤员吃。在两翼都是日军围困的情况下，把伤员从平型关一直转运到大宁。平型关战役任务完成后，八路军卫生学校在大宁就地办学。
刘民安：1938年初，山西太原、临汾相继失守，八路军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朱德总司令鉴于战争的持久性，决定八路军卫生学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1938年3月，学校进驻较为安定的富县张村驿。
此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相继建立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日益提高，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抗日救国的知识青年投奔延安。他们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突破重重封锁，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各个根据地，特别是奔向延安，参加工作或学习。1938年秋，边区政府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青年训练班动员800多名知识青年到八路军卫生学校学习，为学校增添了新生力量。新、老学员共900多人，编成三个大队、七个中队。教师队伍也相应扩大，又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校执教。
学校设立了直属的附属医院。开始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学制也适当延长。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还设置了特训班。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即着重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讲授的同时，增加文化基础和基础医学理论课程的讲授，卓有成效地开始了现代医学系统教育的尝试。
1939年，日寇准备大举“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进攻西北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派出喻忠良和部分学员开赴华北敌后创办分校。1939年9月，师生们到达晋察冀边区，与刚刚成立的边区卫生学校合并，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晋察冀分校。白求恩参加了学校的创建和教学工作。白求恩逝世后，为纪念他，定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这就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
张村驿办学时期是卫校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它为学校迁至延安后的大发展奠定了思想、物质基础。
王 雪：在延安时，卫校正式改名中国医科大学，这是不是意味着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刘民安：1940年3月，学校由张村驿迁到延安，校址设在延安东门外的柳树店。延安办学时期，卫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得到了很多直接的教导，对学校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40年秋，毛泽东到卫校附近的休养所探视，来到学校向师生们做了报告。他讲道：你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因为我们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建设一个新中国。你们卫生学校也是这样，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毛泽东的报告鼓舞了全校人员的斗志，决心战胜一切困难，完成教学任务，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在这一年的9月，经毛泽东提议，卫校正式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从此，中国医科大学跨进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学校改名后，仍由王斌担任校长。学校设校部，统管全校工作。在教学组织方面除加强解剖学等七个学系的教学工作外，对学制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军医各期改为四年制，制药班改为三年制，调剂班改为一年制。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教学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学校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在1940年制定的《校章》中，规定学校的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学校的工作目的是：“培养革命的、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为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教育方针规定为：“养成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忠于职责、贯彻始终的卫生工作者。”
教员队伍也随之迅速扩大，除少数红军时期的教员继续留任执教外，又有一批从敌后或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和来自各个知名大学的毕业生或肄业生，其中还有从日本、德国留学归国的。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后来大都成为新中国卫生医疗医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优秀卫生事业管理者或医学教育家。在延安办学时期，米勒、傅莱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医大的教学医疗工作，支援了学校的建设。 这一时期的仪器设备也大有增加。一方面发动全校教职学员制作大量教学模型、标本、图表；另一方面，学校派遣教员薛公绰到重庆和香港等地采购了一批仪器、图书。其中，解剖、生理、细菌各学系设备较好，细菌学系有较大的实验室两栋20间，设有接种室、血清制备室、动物室，用来教学和制作疫苗、预防血清以供边区人民和八路军部队使用。图书馆也较以前更充实。
在延安办学期间，学校继承和发扬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光荣传统，每周由政治课教员为学员上一两次政治课。此外，还经常进行时事教育，提高学员对形势的认识，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以及徐特立等也来校做报告，开阔了师生的眼界，提高了认识。
学校迁至延安后，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并把劳动作为一门必修课纳入教育计划中。师生们亲自动手修筑大礼堂、教室、宿舍和实验室。1943年，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后，医大师生热烈响应，在大生产运动中，共开垦了2000多亩荒地，不久就达到了蔬菜全部自给，粮食半自给，肉食基本自给。1944年，学校为支援军工生产，派出第18期部分学员上山烧炭，共烧炭八万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师生们还利用课余时间纺线、织布、打草鞋以及编筐扎箩。其中，仅手摇纺车就有几百架，纺出的线既可供应纺织部门，也可供教职员工自织毛衣、毛袜和毛毯，作为自己穿着之用；所编制出的柳条筐子成为延安市场上的畅销货。在延安丰衣足食展览会上还展出了医大师生员工的劳动成果。
焦德钧：学校除完成本身的教育任务外，也帮助边区培养了许多医务人员。为了预防天花，学校每年买进十几头小牛，研制牛痘疫苗。一开始有的学生没有免疫力，把痘浆弄到嘴唇上，不几天便出了牛痘。同学们并不大惊小怪，反而认为是最有效的实验，最后为边区军民成功试制生产了35万支牛痘疫苗。除此之外，还经常派出医疗队或防疫队帮助地方进行流行性疾病的防治和进行卫生知识的普及宣传，为边区人民服务。
医大师生们常常深入基层，一次，曲正教育长、陈应谦教员和任国祥教员组成一个医疗队，到一二百里远的农村去防治克山病，处处受到农民的欢迎。
刘民安：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整风动员报告，学校派代表参加了动员会。4月，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开始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总政治部派出以傅钟为主任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医大的整风运动迅即开始。教职员工在学习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件后，结合个人思想进行总结。在总结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其后便结合学校工作进行总结。教职员工对第15期、第16期学制延长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在战争条件下，学制不宜太长，学校接受了这一意见，从第17期开始，学制又缩短为两年。1942年末，整风运动告一段落。通过整风运动，教职员工的政治思想觉悟显著提高，队伍也更加纯洁和团结，为胜利完成教育任务和迎接抗战胜利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在整风期间，陈云来校做了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
1940年，王斌校长为表达广大师生的共同心愿，亲自作词，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谱曲，创作了医大校歌，全校教职员工广为传唱。歌词为：“站在卫生工作的最前线，我们是新医学的技术工作者，我们是新中国救护的先锋。在艰苦的斗争中，学习紧张、朴素、仁慈、谨慎的作风，创造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干部，为革命工作，为大众服务。我们正是社会的治疗家，使受伤的祖国走向健康，走向新生。同学们努力学习，勇敢前进！建设新医学的责任，担落在我们双肩。”
1940年底，在新建大礼堂落成当天下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学校，借校内正在召开纪念白求恩逝世周年大会之机，对全校师生讲话。他号召大家：要好好学习白求恩对病人极端负责的精神，在治疗工作中不能马虎大意，并阐述了团结中西医的重要意义。
1941年夏，第14期学员作为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的第一期毕业生即将毕业前，他们怀着对领袖无限热爱的心情，请毛泽东题词。不久，毛泽东题写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便送到医大，引起全校一片欢腾。题词迅即挂在礼堂，同时把题词印在第14期及其后各期的毕业证书上。从此，“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指明了革命医务工作者的奋斗方向，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迄今，题词成为广大卫生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
1941年7月，学校举行了建校十周年展览会，展出挂图302件，教学模型119件，标本108件，生药标本200种。在校内展出时，毛泽东来校参观，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满意地题写了“办得很好”四个大字。这不仅是对展览会的表扬，也是对医大所走过的战斗历程的肯定。
其后，展览会移至延安东门外军人俱乐部继续展出，朱德及其他中央领导也前来参观并做了重要指示。朱德题词“埋头苦干”！
1942年2月，第15期（原高一班）毕业，与刚成立的白求恩护士学校一起，在学校礼堂举行了毕业和开学典礼。朱德、叶剑英等出席了典礼。朱德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说：要有为社会主义革命、为共产主义服务的精神，才能把医务工作做好；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锻炼，才能把技术提高。要做到这两点，白求恩是最好的榜样，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要学习他。
1945年2月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再次来校，和师生们讲了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相结合及学习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等问题。
在延安办学是医大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中国医科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又一次经受了锻炼，得到了发展。一批又一批学员从学校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勤奋工作，英勇战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有的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东北根据地为解放战争培养大批医务干部
王 雪：抗战胜利后，医大是在什么背景下千里出关赴东北根据地的？又是怎样出
关的？
刘民安：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根据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同年11月18日，医大从延安出发，于1946年到达张家口。由于国民党在辽宁、热河一带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学校向东北挺进受阻，于1946年2月，与张家口医学院（前身是原蒙疆医学院）合编，短期复课。同年6月，形势有变，学校继续东进，经赤峰、过林西、越洮南，再乘火车经白城子、齐齐哈尔、哈尔滨，于1946年7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兴山（今鹤岗市）。在齐齐哈尔时，因待确定校址又停数日。当时在西满军区主持工作的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做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东北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要求我们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这对那些刚进东北的同志教育意义很大，打消了轻敌观念。
王 雪：这一时期，医大做了哪些工作？主要任务是什么？
刘民安：学校到达兴山后合并了先期在当地办学的东北军医大学（前身为原哈尔滨陆军军医学校）。1947年1月，东北大学医学院及原哈尔滨医科大学部分师生和设备先后并入中国医科大学。
根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学校面临的任务是在短期内培养出大批适应解放战争需要的卫生医务干部。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学校从1948年初起，陆续建立四所分校：1948年1月在龙井将1947年3月由吉林军大分校接收的原开拓医学院改为第一分校；1948年3月在哈尔滨建立第二分校；同年，将设于通化市的辽东军区所属辽东医专改为第三分校；1948年1月改设在平谷地区的冀热辽医科专门学校为第四分校。
在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贺诚的直接领导下，以校长王斌为核心的校领导于1946年秋，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本着从实际出发制订教育计划的原则，坚持在短期内培养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的办学方针，学校对教学内容和学制做了较大的调整和改革，即重点突出外科教学，学制缩减为一年。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上述改革明显奏效。1947年10月，专科重点制和形象教学法正式颁布。学员从入学开始即按专科学习，重点熟悉本专科的有关技术，使学员毕业后能胜任所担负的战伤治疗工作，以适应急剧发展的战争的需要。按照专科重点制的要求，设置了内科、外科、五官科等专业，以外科为重点。基础医学学科设有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等。
焦德钧：当时，在教学上明确提出基础服从临床，临床服从实际需要的教学指导思想；在具体安排上，则强调战争和医疗任务缓和时集中力量教学，作战紧张、伤员增多时就投入医疗工作。1947年，在东北战场上的几个重要战役，学校都曾接受大批伤员的抢救任务。在血源不足的情况下，师生们迅速组成上千人的输血队。同时还派出一个医护人员精干的战地手术队，直接在前线为伤病员服务。敌人的炸弹经常在战地手术室附近爆炸，震动着手术台。偶尔也会有子弹打在房子的墙壁上，但每个医护人员都习惯了这种环境。战场伤员很多，不停地抬进来。一次，一位腹部受伤的小同志被抬进来，昏迷不醒，需要开腹手术。这类症状如果在医院里，早该输入大量血浆，但医护人员手中连个大些的注射器都没有。由于伤员血型与一位医生相同，那位医生就用小些的注射器一管一管地抽自己的血给伤员输，当输入200毫升血液和500毫升生理盐水时，伤员苏醒了。紧接着，在医疗器械和药品有限的条件，成功完成了开腹手术。1948年9月，在辽沈战役中，地处前线的第四分校，曾组成第四个医院，12个所，开赴朝阳地区，先后接收了一万多名伤员。很多师生不眠不休，废寝忘食地工作。这些同志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同志的极端热忱，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1947年，东北西部的白城子、通辽等地发生鼠疫，学校立即派出由第22期至第24期学员及部分医护人员组成的200余人的防疫大队，赶赴疫区进行卫生宣传，发动群众扑灭疫源，并开展治疗工作，有力地配合并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进行，受到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的赞扬。
刘民安：在教学、医疗工作中，学校领导亲自上第一线。校长兼政委王斌坚持参加外科教学和医院的手术工作；李亭植、陈应谦、季钟朴、任国祥等也都参加基础课或临床课的教学工作。由于领导参加教学、医疗实践，易于及时发现问题，掌握教学、医疗工作的客观规律，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
开展。
在兴山办学时期，既在教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又自始至终重视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每期学员开学之初，先进行两个月政治学习，整顿思想。教育内容主要有美国和苏联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问题、土地改革问题以及人生观问题等，使学员认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认清地主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本质，认识进行土改的必要性。使学员提高认识，转变立场，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诉苦活动，开展阶级教育，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
在进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时事教育中，除学习有关党的政策文件外，还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作为教学内容，激励学员坚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关心解放战争的发展，推动学习和工作。
在兴山办学时期，学校还一直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参加生产劳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师生们经常参加农场、林场劳动，开荒种地，上山砍柴，以其所得产品自给，改善生活条件。师生们在劳动中磨炼了自己，也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敬的师生、同志关系。
严密的教与学的安排和强大的政治工作的效应，直接促进了学校在艰苦的条件下和繁重的任务面前，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完成了培养革命医务干部的任务。
医大在兴山办学两年多，先后有第18期、第20期、第21期直到第37期共19期的2302名学员毕业。其中绝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各级卫生医疗院所或研究机构。在短期内培养了大批革命医务干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迎接全国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即将彻底胜利前夕，上级决定由副校长李亭植率领部分干部、师生，到长春接收原长春大学医学院，组成长春军医大学；第一、第二分校合并组成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三分校合并于总校；第四分校组建为承德医学专科学校；总校由校长王斌率领迁往沈阳。
迁往沈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王 雪：请介绍一下医大迁往沈阳的情况。随着战争的结束，医大的主要任务和办学宗旨有哪些改变？
刘民安：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王斌校长率部分师生从兴山抵达沈阳，奉东北行政委员会暨东北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接收、合并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和辽宁医科大学。至此，由三所老校组成的中国医科大学人才济济、设施齐全，迈入新的发展时期。当时，我正在国立沈阳医学院读书，学校合并后，我成为中国医科大学第39期学员。
这一时期，为适应新形势，医大工作重点从为革命战争服务转变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努力培养医疗卫生事业的高级人才。王斌校长提出要办一个正规的中国医科大学。他主张“办学得有人、得有教员，甚至说有权威性的教员”。于是先后从全国聘请一批知名专家、教授来执教，再加上原有的师资，学校荟萃了一大批学术造诣和教学、医疗水平较高的专家和教授。
1949年春，在政治学习和建校劳动后，医大面貌焕然一新。
同年春，郭沫若来校讲演，会后亲笔书写“中国医科大学”校牌并题写七律一首：
一堂济济来多士，治病相期在救人。
团结紧张良可训，仁慈谨慎必须真。
幸逢历史翻身日，永续人民革命春。
自古康强为国本，中华从此万年新。
医大在秩序井然、气象一新的大好形势下，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3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访苏归国途中经过沈阳，视察了中国医科大学。当天上午10时，毛泽东走进医大基础二楼校部会议室，王斌和陈应谦向毛泽东汇报校情。毛泽东回忆在长征路上卫生医药条件极差的情况后对陈应谦说，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胜利。当汇报在解放战争期间，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卫生战士，支援了解放战争时，毛泽东认为很好，并和身旁的胡志明说，你们那里也在战争，是否也需要采取这方面的经验？胡志明点头称是（几个月后，越南卫生部副部长来医大参观一个月）。毛主席鼓励全校师生办好人民的医科大学，表明党和国家殷切期望中国医科大学为社会主义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新贡献。
焦德钧：当时，毛泽东对胡志明讲：这个学校是同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有机联系、对红军的发展壮大起了直接巩固作用的。这是毛泽东对医大的评价。
1950年11月，医大根据上级指示，在东北成立数个医院，承担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抢救治疗任务。留在沈阳的部分师生，组成手术队、担架队，参加抗美援朝救护伤病员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校合并后，医大成为新中国最大的一所医学院校，实力比较强，所以有许多外国的医学院校代表团前来参观、学习。1950年3月底，就由学校接待了来自3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团来医大参观、学习，我们感到十分自豪。
王 雪：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医大是怎样的？
焦德钧：医大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受到冲击，工作一度陷于停顿，但学校师生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抵制和斗争。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政策的实施，医大大刀阔斧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秉承优良的办学传统，逐步形成了具有多层次、多专业、有特色、综合性、创新性的现代化中国医科大学。
在医大建校60周年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医大题词，鼓舞全校师生，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办好医大。
80多年来，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了九万多名医务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造就了一大批国家卫生管理的著名领导干部和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担任国家省部级以上职务者百余位，卫生部正、副部长十位，将军40余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4位。
2000年2月，学校由卫生部划归辽宁省管理，虽然已成为地方院校，但医大人不忘革命传统，不忘肩负责任，仍然在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着高级人才，继续谱写中国医科大学发展的新篇章。
王雪：衷心感谢接受我的采访。
（采访者是《百年潮》杂志编辑）
刘民安，1924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医科大学第39期学员。毕业后，在中国医科大学先后从事政治干事、宣传干事、校报编辑工作，任校报编辑部主任，研究员。1959年，兼做校史调查及资料征集工作，编撰了《红色医生的摇篮》《中国医科大学校史》等书籍。1993年离休。
1932年2月22日，在江西雩都举行了开学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参加。朱德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开学典礼上，贺诚与陈志方先后做了建校经过、教学计划的报告，报告中都强调了毛泽东关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为学校发展指明了方向。
那时战事不断，办学环境不稳定，在红军攻打赣州战役中，军医学校师生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战斗结束，学校又到谭头圩组织临时伤病医院，运送伤员到阳曲后方，随即又奉命赴长汀支援攻打福建龙岩、漳州和广东水口的战斗。学员们在随军执行任务中，除做一些外科治疗外，还找房子、借门板、打床铺、动员组织群众（当时医院的形式是家家作病房，人人当看护）。只要有空，仍然坚持学习。一次行军途中，在一个村子边的树林里休息时，学员们就上了课，教育长用门板作黑板，柴碳作粉笔，学员们席地而坐，一边念一边用树枝当笔在地上写。战斗任务结束后，学校于1932年6月重返雩都，在兴国县茶岭镇恢复了上课。
焦德钧：那时，伤病员是很苦的，盐油不够，严重缺少被子、设备。毛主席对贺诚讲过“爱护伤病员”的问题。毛主席说：一方面要解决需要的东西，一方面要教育医务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爱护伤病员，保证伤病员的生活。
刘民安：这一时期办学面对许多困难：缺少教员；学员大都是部队战士，文化水平低，又缺少必要仪器，虽然有些内容教员反复讲了，还是理解不了。比如红细胞、白细胞和血色素，当时只能根据讲义的内容去想象它们的状况，而没有仪器可以看到；教学设备仅有挂图和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及两台显微镜，但因国民党的封锁，弄不到染色的材料，显微镜始终没有用过；没有教科书，教员就自己编写讲义。
学员学习生活极为艰苦。睡在板铺上，上面铺着野草或稻草。伙食标准很低，粮食定量每人每天六两（当时一市斤为十六两），饭是米菜掺半。更为困难的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没有食盐，师生们就用倒塌土房、土墙的陈土熬制硝盐，吃起来很苦。晚自习，只有五钱油的油灯，一个灯芯，拨开两个叉，几个同学围在一起捧书就读，虽然灯光如豆，但大家都全神贯注。
在学习方面，结合战时需要，讲战伤处置，讲常见病的防治，如疟疾、痢疾、肢体溃疡和疥疮等。讲授中力求通俗化，有的编成顺口溜，利于牢记。讲课多半在露天的地上。绷带不足，就扯开自己的被子。条件虽苦，但学员学习热情高涨，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刻苦学习，教学秩序井然。每周一次政治课，由校领导或教员讲述革命形势和革命的基本问题，以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彭龙伯教员鼓励第一期学员说：“你们是第一期，是后继者的榜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建立学校来培养你们是不容易的，你们在校时应该知道出校后责任的重大。” 1932年10月，中革军委改军医学校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简称“红军卫校”）。长征前，第一期至第五期学员毕业，共有180多名学员毕业分配到部队，成为红军卫校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红色军医。1933年7月，红军卫校从茶岭迁至瑞金，并与傅连暲主办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同时，中央红色医院（原长汀福音医院）改为红军卫校附属医院。
在长征途中坚持办学
王 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卫校是否也随军长征？
刘民安：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性大转移。红军卫校作为军委直属队的一部分，于10月中旬从瑞金随军出发。贺诚调离，红军卫校由彭龙伯和陈志方带领随军长征。此时，第六、七、八期学员和教职员编成教导队，随总卫生部行动。至黎平，红军进行整编，红军卫校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做救护工作；另一部分师生则被分配到隶属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教员做医生，学员当看护。为轻装前进，最初从瑞金带出的图书、仪器大部分秘密地掩埋于行军途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恢复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红军卫校召回在长征初被分散至部队的部分学员，进行卫生勤务和伤病急救知识的教育，学习没到一周，战事又起，学员又随军踏上长征路。当部队到达川黔边土城地区时，为了再轻装，不得不将仅有的一台小型X光机掩埋于地下。
红军卫校师生随军四渡赤水，二过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师生们不仅完成了行军任务，且在沿途担任救护工作。
焦德钧：长征路上，时任红军卫校教务主任的王斌主要做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王稼祥在江西时就负伤了，在长征路上一直由王斌等人负责治疗。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患上阿米巴肝脓肿，病得很厉害。在王斌等人的治疗和护理下，周恩来一个多月后恢复了健康。
王 雪：在长征中，学校是怎样办学的？
刘民安：在长征路上，教学工作从未间断，边打仗、边行军、边学习。为了帮助同学们学习，教员孙仪之想了很多办法。行军时，把一些医药卫生专业知识编成顺口溜，写在纸上，贴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后面的人，一边行军，一边不忘传唱贴在背包上面的“阿司匹林脱司散，又治咳嗽又治喘”等简明扼要的医药知识。还边走边讨论，有时，教员也夹在同学们中间帮助讨论。大家坐下休息时，教员出题目让同学们回答。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上陕甘地区，将部队整编为左、右两路。随后，学校师生被拆分成两部分跟随右路军和左路军行动。1935年8月，随左路军行军的红军卫校师生利用松岗地区较稳定的环境，召回部分学员重新组成第六期，在松岗大喇嘛寺复课。右路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初从江西出发的200多名师生中的许多同志在长征途中牺牲，包括令人尊敬的彭龙伯校长和李延年教员。
在松岗复课三个月后，另立中央的张国焘继续率军南下，红军卫校师生被迫南行，翻过夹金山，转抵芦霍、甘孜地区。在滞留的半年中红军卫校复课。
复课后环境相当艰苦。师生们住牛棚，睡草窝，穿羊皮，打草鞋，借用藏民的牛棚或露天上课。讲义由教员自编，由学员刻蜡版和油印。蜡纸用白纸和黄蜡制成，油墨用松烟灰和奶油搅拌而成。有时没有吃的，只好把青稞麦用火烧了，然后再搓一搓吃，有时吃树叶、草根，甚至把放了几十年的老羊皮拿来煮着吃。
焦德钧：讲解剖课时，学员们常常拿自己当标本，老师用笔画出什么是三角肌，哪里是开始，哪里是后尾。讲到药物时，教员就拿出这种药，给大家看。讲完一种病，就到临时医院去帮忙看病，这种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效果很好。
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卫校师生，克服了诸多困难。一次过草地时，学员们拄着小棍艰难地往前走，突然，毛泽东在他们面前停下来慈爱地对他们说：“小鬼们，累不累？前面不远了，快到宿营地了！”大家一下子有了力量，飞快地向宿营地走去。有人病了，大家争着轮流背他的东西。有时也用两根竹棍插入一条裤子里，再用绳子扎起来做担架，生病的同学躺在上面，大家抬着走。
刘民安：我们曾走访过第六期学员何曼秋女士，她为我们唱了几名同学作词的毕业歌，歌中唱道：“1931年，卫校开办了，培养了红色卫生干部。努力！再努力！科学试验是真理，我们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再努力！”
张国焘抗拒中央决定、擅自率左路军南下的错误路线，遭到了红军卫校师生的抵制，校长陈志方为此遭到张国焘的打击，被扣上“改组派”和“反革命”的罪名，撤销职务调离工作。其后，校长再由贺诚兼任。红军卫校师生随红二、红四方面军历经40天的艰苦跋涉到达甘肃哈达铺，1936年10月抵达陕北。
在此前的1936年2月，军委卫生部决定召回长征中分散到各部队的红军卫校学员依次编成第六期，在相继招收了第七期学员后，迅即在陕北瓦窑堡开学。不久，又随中央机关转移至保安、康家寨，9月至10月迁至台儿湾。
在台儿湾与随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卫校师生会合，学校进行了整编，校长贺诚因奉命去苏联学习，任命王斌为校长。
1936年12月，整顿后的第七期学习期满，在学校向保安迁移途中毕业。1937年初，学校又迁至新址——延安附近的闰店子。同年3月中旬第八期在此毕业，毕业典礼上宣读了朱德的指示，他勉励学员“到前线去！好好为革命服务”。
由于西安事变，国民党被迫停止对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环境比较安定，学校规模扩大，教员增加。自红军卫校创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六年中，培养了近300名各层次卫生医务干部，满足了红军部队对医务人员的急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勇赴抗日前线，在延安发展为中国医科大学
王 雪：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红军卫校的主要工作有哪些变化？ 刘民安：1937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到来的形势下，为了便于部队改编训练，红军卫校随总卫生部开赴前方，6月到达三原县云阳镇。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卫校也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并随总卫生部开到抗日前线。此时，王斌调任八路军总卫生部医务主任，由教育长李治代理校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八路军肩负着民族的希望，迎敌北上，不久，在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中，严惩日寇。这时，我军伤员救护问题日渐紧迫，根据抗日前线的需要，八路军卫生学校立即派出第九期、第十期学员和部分医生赶赴战场参加救护。在山西五台到黄河岸边的大宁之间组成一条千里伤员转运线，每隔几十华里设一兵站，接待伤员，进行治疗，依次转运。学员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既是护理员、担架员，又是炊事员，同时还要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员，在转运中遇到敌机轰炸，学员就俯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不再二次受伤。
焦德钧：当时用卫生勤务中的传递运输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学员们在行军途中，每经一地都向沿途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学员们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沿途群众。特别是学员们爱护老乡的良好作风，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爱。一次去往五台的途中，火车只要一停下，沿途老乡便蜂拥前来问候。很多老乡还站在山坡高处，把当地盛产的沙果、枣子扔到学员们的车上。学员们执意不吃老乡的东西，顺手还给了他们。但他们索性爬上车，双手捧着送来，恳切地希望学员们收下。
转运途中，许多老乡一听到担架上躺的是抗日的八路军伤员，都纷纷自愿来到学员们面前，要参与护送伤员的工作，并且积极听从调配。要担架有担架，要粮有粮，一呼百应。一位老大娘迈着颤抖的步子，双手端碗热面条送给伤员吃。在两翼都是日军围困的情况下，把伤员从平型关一直转运到大宁。平型关战役任务完成后，八路军卫生学校在大宁就地办学。
刘民安：1938年初，山西太原、临汾相继失守，八路军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朱德总司令鉴于战争的持久性，决定八路军卫生学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1938年3月，学校进驻较为安定的富县张村驿。
此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相继建立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日益提高，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抗日救国的知识青年投奔延安。他们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突破重重封锁，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各个根据地，特别是奔向延安，参加工作或学习。1938年秋，边区政府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青年训练班动员800多名知识青年到八路军卫生学校学习，为学校增添了新生力量。新、老学员共900多人，编成三个大队、七个中队。教师队伍也相应扩大，又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校执教。
学校设立了直属的附属医院。开始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学制也适当延长。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还设置了特训班。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即着重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讲授的同时，增加文化基础和基础医学理论课程的讲授，卓有成效地开始了现代医学系统教育的尝试。
1939年，日寇准备大举“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进攻西北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派出喻忠良和部分学员开赴华北敌后创办分校。1939年9月，师生们到达晋察冀边区，与刚刚成立的边区卫生学校合并，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晋察冀分校。白求恩参加了学校的创建和教学工作。白求恩逝世后，为纪念他，定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这就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
张村驿办学时期是卫校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它为学校迁至延安后的大发展奠定了思想、物质基础。
王 雪：在延安时，卫校正式改名中国医科大学，这是不是意味着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刘民安：1940年3月，学校由张村驿迁到延安，校址设在延安东门外的柳树店。延安办学时期，卫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得到了很多直接的教导，对学校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40年秋，毛泽东到卫校附近的休养所探视，来到学校向师生们做了报告。他讲道：你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因为我们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建设一个新中国。你们卫生学校也是这样，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毛泽东的报告鼓舞了全校人员的斗志，决心战胜一切困难，完成教学任务，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在这一年的9月，经毛泽东提议，卫校正式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从此，中国医科大学跨进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学校改名后，仍由王斌担任校长。学校设校部，统管全校工作。在教学组织方面除加强解剖学等七个学系的教学工作外，对学制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军医各期改为四年制，制药班改为三年制，调剂班改为一年制。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教学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学校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在1940年制定的《校章》中，规定学校的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学校的工作目的是：“培养革命的、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为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教育方针规定为：“养成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忠于职责、贯彻始终的卫生工作者。”
教员队伍也随之迅速扩大，除少数红军时期的教员继续留任执教外，又有一批从敌后或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和来自各个知名大学的毕业生或肄业生，其中还有从日本、德国留学归国的。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后来大都成为新中国卫生医疗医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优秀卫生事业管理者或医学教育家。在延安办学时期，米勒、傅莱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医大的教学医疗工作，支援了学校的建设。 这一时期的仪器设备也大有增加。一方面发动全校教职学员制作大量教学模型、标本、图表；另一方面，学校派遣教员薛公绰到重庆和香港等地采购了一批仪器、图书。其中，解剖、生理、细菌各学系设备较好，细菌学系有较大的实验室两栋20间，设有接种室、血清制备室、动物室，用来教学和制作疫苗、预防血清以供边区人民和八路军部队使用。图书馆也较以前更充实。
在延安办学期间，学校继承和发扬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光荣传统，每周由政治课教员为学员上一两次政治课。此外，还经常进行时事教育，提高学员对形势的认识，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以及徐特立等也来校做报告，开阔了师生的眼界，提高了认识。
学校迁至延安后，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并把劳动作为一门必修课纳入教育计划中。师生们亲自动手修筑大礼堂、教室、宿舍和实验室。1943年，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后，医大师生热烈响应，在大生产运动中，共开垦了2000多亩荒地，不久就达到了蔬菜全部自给，粮食半自给，肉食基本自给。1944年，学校为支援军工生产，派出第18期部分学员上山烧炭，共烧炭八万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师生们还利用课余时间纺线、织布、打草鞋以及编筐扎箩。其中，仅手摇纺车就有几百架，纺出的线既可供应纺织部门，也可供教职员工自织毛衣、毛袜和毛毯，作为自己穿着之用；所编制出的柳条筐子成为延安市场上的畅销货。在延安丰衣足食展览会上还展出了医大师生员工的劳动成果。
焦德钧：学校除完成本身的教育任务外，也帮助边区培养了许多医务人员。为了预防天花，学校每年买进十几头小牛，研制牛痘疫苗。一开始有的学生没有免疫力，把痘浆弄到嘴唇上，不几天便出了牛痘。同学们并不大惊小怪，反而认为是最有效的实验，最后为边区军民成功试制生产了35万支牛痘疫苗。除此之外，还经常派出医疗队或防疫队帮助地方进行流行性疾病的防治和进行卫生知识的普及宣传，为边区人民服务。
医大师生们常常深入基层，一次，曲正教育长、陈应谦教员和任国祥教员组成一个医疗队，到一二百里远的农村去防治克山病，处处受到农民的欢迎。
刘民安：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整风动员报告，学校派代表参加了动员会。4月，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开始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总政治部派出以傅钟为主任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医大的整风运动迅即开始。教职员工在学习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件后，结合个人思想进行总结。在总结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其后便结合学校工作进行总结。教职员工对第15期、第16期学制延长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在战争条件下，学制不宜太长，学校接受了这一意见，从第17期开始，学制又缩短为两年。1942年末，整风运动告一段落。通过整风运动，教职员工的政治思想觉悟显著提高，队伍也更加纯洁和团结，为胜利完成教育任务和迎接抗战胜利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在整风期间，陈云来校做了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
1940年，王斌校长为表达广大师生的共同心愿，亲自作词，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谱曲，创作了医大校歌，全校教职员工广为传唱。歌词为：“站在卫生工作的最前线，我们是新医学的技术工作者，我们是新中国救护的先锋。在艰苦的斗争中，学习紧张、朴素、仁慈、谨慎的作风，创造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干部，为革命工作，为大众服务。我们正是社会的治疗家，使受伤的祖国走向健康，走向新生。同学们努力学习，勇敢前进！建设新医学的责任，担落在我们双肩。”
1940年底，在新建大礼堂落成当天下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学校，借校内正在召开纪念白求恩逝世周年大会之机，对全校师生讲话。他号召大家：要好好学习白求恩对病人极端负责的精神，在治疗工作中不能马虎大意，并阐述了团结中西医的重要意义。
1941年夏，第14期学员作为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的第一期毕业生即将毕业前，他们怀着对领袖无限热爱的心情，请毛泽东题词。不久，毛泽东题写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便送到医大，引起全校一片欢腾。题词迅即挂在礼堂，同时把题词印在第14期及其后各期的毕业证书上。从此，“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指明了革命医务工作者的奋斗方向，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迄今，题词成为广大卫生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
1941年7月，学校举行了建校十周年展览会，展出挂图302件，教学模型119件，标本108件，生药标本200种。在校内展出时，毛泽东来校参观，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满意地题写了“办得很好”四个大字。这不仅是对展览会的表扬，也是对医大所走过的战斗历程的肯定。
其后，展览会移至延安东门外军人俱乐部继续展出，朱德及其他中央领导也前来参观并做了重要指示。朱德题词“埋头苦干”！
1942年2月，第15期（原高一班）毕业，与刚成立的白求恩护士学校一起，在学校礼堂举行了毕业和开学典礼。朱德、叶剑英等出席了典礼。朱德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说：要有为社会主义革命、为共产主义服务的精神，才能把医务工作做好；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锻炼，才能把技术提高。要做到这两点，白求恩是最好的榜样，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要学习他。
1945年2月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再次来校，和师生们讲了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相结合及学习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等问题。
在延安办学是医大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中国医科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又一次经受了锻炼，得到了发展。一批又一批学员从学校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勤奋工作，英勇战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有的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东北根据地为解放战争培养大批医务干部
王 雪：抗战胜利后，医大是在什么背景下千里出关赴东北根据地的？又是怎样出
关的？
刘民安：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根据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同年11月18日，医大从延安出发，于1946年到达张家口。由于国民党在辽宁、热河一带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学校向东北挺进受阻，于1946年2月，与张家口医学院（前身是原蒙疆医学院）合编，短期复课。同年6月，形势有变，学校继续东进，经赤峰、过林西、越洮南，再乘火车经白城子、齐齐哈尔、哈尔滨，于1946年7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兴山（今鹤岗市）。在齐齐哈尔时，因待确定校址又停数日。当时在西满军区主持工作的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做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东北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要求我们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这对那些刚进东北的同志教育意义很大，打消了轻敌观念。
王 雪：这一时期，医大做了哪些工作？主要任务是什么？
刘民安：学校到达兴山后合并了先期在当地办学的东北军医大学（前身为原哈尔滨陆军军医学校）。1947年1月，东北大学医学院及原哈尔滨医科大学部分师生和设备先后并入中国医科大学。
根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学校面临的任务是在短期内培养出大批适应解放战争需要的卫生医务干部。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学校从1948年初起，陆续建立四所分校：1948年1月在龙井将1947年3月由吉林军大分校接收的原开拓医学院改为第一分校；1948年3月在哈尔滨建立第二分校；同年，将设于通化市的辽东军区所属辽东医专改为第三分校；1948年1月改设在平谷地区的冀热辽医科专门学校为第四分校。
在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贺诚的直接领导下，以校长王斌为核心的校领导于1946年秋，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本着从实际出发制订教育计划的原则，坚持在短期内培养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的办学方针，学校对教学内容和学制做了较大的调整和改革，即重点突出外科教学，学制缩减为一年。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上述改革明显奏效。1947年10月，专科重点制和形象教学法正式颁布。学员从入学开始即按专科学习，重点熟悉本专科的有关技术，使学员毕业后能胜任所担负的战伤治疗工作，以适应急剧发展的战争的需要。按照专科重点制的要求，设置了内科、外科、五官科等专业，以外科为重点。基础医学学科设有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等。
焦德钧：当时，在教学上明确提出基础服从临床，临床服从实际需要的教学指导思想；在具体安排上，则强调战争和医疗任务缓和时集中力量教学，作战紧张、伤员增多时就投入医疗工作。1947年，在东北战场上的几个重要战役，学校都曾接受大批伤员的抢救任务。在血源不足的情况下，师生们迅速组成上千人的输血队。同时还派出一个医护人员精干的战地手术队，直接在前线为伤病员服务。敌人的炸弹经常在战地手术室附近爆炸，震动着手术台。偶尔也会有子弹打在房子的墙壁上，但每个医护人员都习惯了这种环境。战场伤员很多，不停地抬进来。一次，一位腹部受伤的小同志被抬进来，昏迷不醒，需要开腹手术。这类症状如果在医院里，早该输入大量血浆，但医护人员手中连个大些的注射器都没有。由于伤员血型与一位医生相同，那位医生就用小些的注射器一管一管地抽自己的血给伤员输，当输入200毫升血液和500毫升生理盐水时，伤员苏醒了。紧接着，在医疗器械和药品有限的条件，成功完成了开腹手术。1948年9月，在辽沈战役中，地处前线的第四分校，曾组成第四个医院，12个所，开赴朝阳地区，先后接收了一万多名伤员。很多师生不眠不休，废寝忘食地工作。这些同志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同志的极端热忱，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1947年，东北西部的白城子、通辽等地发生鼠疫，学校立即派出由第22期至第24期学员及部分医护人员组成的200余人的防疫大队，赶赴疫区进行卫生宣传，发动群众扑灭疫源，并开展治疗工作，有力地配合并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进行，受到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的赞扬。
刘民安：在教学、医疗工作中，学校领导亲自上第一线。校长兼政委王斌坚持参加外科教学和医院的手术工作；李亭植、陈应谦、季钟朴、任国祥等也都参加基础课或临床课的教学工作。由于领导参加教学、医疗实践，易于及时发现问题，掌握教学、医疗工作的客观规律，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
开展。
在兴山办学时期，既在教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又自始至终重视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每期学员开学之初，先进行两个月政治学习，整顿思想。教育内容主要有美国和苏联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问题、土地改革问题以及人生观问题等，使学员认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认清地主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本质，认识进行土改的必要性。使学员提高认识，转变立场，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诉苦活动，开展阶级教育，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
在进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时事教育中，除学习有关党的政策文件外，还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作为教学内容，激励学员坚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关心解放战争的发展，推动学习和工作。
在兴山办学时期，学校还一直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参加生产劳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师生们经常参加农场、林场劳动，开荒种地，上山砍柴，以其所得产品自给，改善生活条件。师生们在劳动中磨炼了自己，也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敬的师生、同志关系。
严密的教与学的安排和强大的政治工作的效应，直接促进了学校在艰苦的条件下和繁重的任务面前，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完成了培养革命医务干部的任务。
医大在兴山办学两年多，先后有第18期、第20期、第21期直到第37期共19期的2302名学员毕业。其中绝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各级卫生医疗院所或研究机构。在短期内培养了大批革命医务干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迎接全国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即将彻底胜利前夕，上级决定由副校长李亭植率领部分干部、师生，到长春接收原长春大学医学院，组成长春军医大学；第一、第二分校合并组成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三分校合并于总校；第四分校组建为承德医学专科学校；总校由校长王斌率领迁往沈阳。
迁往沈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王 雪：请介绍一下医大迁往沈阳的情况。随着战争的结束，医大的主要任务和办学宗旨有哪些改变？
刘民安：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王斌校长率部分师生从兴山抵达沈阳，奉东北行政委员会暨东北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接收、合并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和辽宁医科大学。至此，由三所老校组成的中国医科大学人才济济、设施齐全，迈入新的发展时期。当时，我正在国立沈阳医学院读书，学校合并后，我成为中国医科大学第39期学员。
这一时期，为适应新形势，医大工作重点从为革命战争服务转变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努力培养医疗卫生事业的高级人才。王斌校长提出要办一个正规的中国医科大学。他主张“办学得有人、得有教员，甚至说有权威性的教员”。于是先后从全国聘请一批知名专家、教授来执教，再加上原有的师资，学校荟萃了一大批学术造诣和教学、医疗水平较高的专家和教授。
1949年春，在政治学习和建校劳动后，医大面貌焕然一新。
同年春，郭沫若来校讲演，会后亲笔书写“中国医科大学”校牌并题写七律一首：
一堂济济来多士，治病相期在救人。
团结紧张良可训，仁慈谨慎必须真。
幸逢历史翻身日，永续人民革命春。
自古康强为国本，中华从此万年新。
医大在秩序井然、气象一新的大好形势下，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3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访苏归国途中经过沈阳，视察了中国医科大学。当天上午10时，毛泽东走进医大基础二楼校部会议室，王斌和陈应谦向毛泽东汇报校情。毛泽东回忆在长征路上卫生医药条件极差的情况后对陈应谦说，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胜利。当汇报在解放战争期间，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卫生战士，支援了解放战争时，毛泽东认为很好，并和身旁的胡志明说，你们那里也在战争，是否也需要采取这方面的经验？胡志明点头称是（几个月后，越南卫生部副部长来医大参观一个月）。毛主席鼓励全校师生办好人民的医科大学，表明党和国家殷切期望中国医科大学为社会主义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新贡献。
焦德钧：当时，毛泽东对胡志明讲：这个学校是同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有机联系、对红军的发展壮大起了直接巩固作用的。这是毛泽东对医大的评价。
1950年11月，医大根据上级指示，在东北成立数个医院，承担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抢救治疗任务。留在沈阳的部分师生，组成手术队、担架队，参加抗美援朝救护伤病员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校合并后，医大成为新中国最大的一所医学院校，实力比较强，所以有许多外国的医学院校代表团前来参观、学习。1950年3月底，就由学校接待了来自3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团来医大参观、学习，我们感到十分自豪。
王 雪：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医大是怎样的？
焦德钧：医大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受到冲击，工作一度陷于停顿，但学校师生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抵制和斗争。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政策的实施，医大大刀阔斧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秉承优良的办学传统，逐步形成了具有多层次、多专业、有特色、综合性、创新性的现代化中国医科大学。
在医大建校60周年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医大题词，鼓舞全校师生，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办好医大。
80多年来，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了九万多名医务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造就了一大批国家卫生管理的著名领导干部和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担任国家省部级以上职务者百余位，卫生部正、副部长十位，将军40余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4位。
2000年2月，学校由卫生部划归辽宁省管理，虽然已成为地方院校，但医大人不忘革命传统，不忘肩负责任，仍然在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着高级人才，继续谱写中国医科大学发展的新篇章。
王雪：衷心感谢接受我的采访。
（采访者是《百年潮》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