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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中美贸易谈判局势瞬息万变。就在8月初，特朗普宣布于9月1日对华加征关税商品范围扩至3000亿美元之后不久，8月13日晚中美双方经贸高级别磋商牵头人再度通话、美国政府随后推迟了3000亿美元商品中过半商品的加征关税时间至12月15日。但8月23日，中方公布针对3000亿美元的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750亿美元商品加征5%、10%关税，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进一步提高对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5%关税，又使得谈判前景暗淡。
然而，短短一日之后，中美双方表态又趋于缓和，中方副總理刘鹤强调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和合作解决问题，明确提出“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此外，据外媒报道，特朗普亦表示，已准备好回到谈判桌前，美中两国将开始非常认真地对话。中美贸易摩擦前景扑朔迷离。
实际上，这次中美经贸形势的变化恰恰是过去一年半以来中美经贸谈判的缩影，充满着博弈、冲突与合作。展望未来，伴随着双方越来越清晰的谈判要求，经过了十二轮的中美经贸谈判最终会走向何方？挫折不断的磋商是否有望回到正轨？笔者认为，要全面分析理解贸易战形势、走出谈判困局，尚有如下四大问题需要厘清：
回顾中美十二轮谈判的过程，文化差异和不同的要求导致中美互相认知存在偏差，而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似乎让中美谈判难度上了一个台阶。例如，今年5月初，本已经历十轮出现积极迹象的中美谈判，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宣布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迅速扭转；6月G20大阪峰会中美元首会面后，谈判重启，但仅在短短一个月后，特朗普宣布9月1日对华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又将两国推回到对抗的角斗场，而中方750亿美元的反制关税和特朗普5500亿美元的关税提高，让争端火药味更加浓烈。
因此当前不少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善变，导致中国无法探知其真实意图，因而贸易谈判根本无法进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倘若仔细观察特朗普上任以来施政落地的情况，又不难发现，其实特朗普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最“言出必行”的一位。如根据兴业银行统计，特朗普上任以来，其竞选承诺的兑现率为82%，无需国会立法的承诺兑现率更是高达100%，特朗普似乎并不是印象中喜欢出尔反尔的形象。另外，特朗普的“言行一致”在他的“推特治国”上也体现的十分充分。特朗普喜欢在推特上对国内外大事表达看法和意见，事后来看，其在推特上的承诺，大多数都得到了兑现，成为观察美国政策的“另类”风向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归因于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与“极限施压”，其实并不全面，对解决当下中美分歧也无太大帮助。反之，从特朗普行为动机和行事规则出发，似乎有助于更好地弥合双方的认知差异。在笔者看来，随着美国2020年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所有的内政外交政策手段，都是为其连任服务。例如：
（1）要求中国采购美国大豆
中美谈判以来，美国一直要求，作为任何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国需要购买大量美国大豆。如去年G20阿根廷中美元首会议之后，大豆采购便在磋商协议当中；而近期美方宣布加征3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前，特朗普也曾在推特上抱怨，称G20大阪峰会后，中国曾承诺的从美国大量购买农产品并未兑现。
对此，中国国家发改委的表态是，7月-8月有200多万吨美国大豆抵达中国港口，但G20大阪会晤后至7月底双方签署新协议购买的大豆确实只是14万吨，主要是因为美国农产品没有价格竞争力。美国中西部豆农作为特朗普的支持者，选票至关重要，这也是特朗普将农产品采购作为中美谈判的一个重要要求，且多次抱怨中国未履行购买农产品承诺的原因。
（2）权衡经济因素，暂缓加征关税
从3000亿美元清单中暂缓加征关税的产品范围和时间选择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因素是特朗普这一决定的首要考量。根据笔者的计算，暂缓关税的商品体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体量庞大，2018年美国相关产品自华进口金额达到1612亿美元，占3000亿美元清单同期进口的58%；二是对华依赖度极高，美国暂缓加征关税商品的进口87%来自中国，笔记本电脑甚至超过90%，而未暂缓征税商品对华依赖度只有25%；三是终端消费品占比高，单是手机、笔记本、玩具三项就达到926亿美元。这三点也证明中美贸易关系依然十分紧密，特朗普现阶段很难在不伤及美国经济的情况下继续挥舞关税大棒。
一方面，美国每年9月至12月迎来零售消费高峰，先后伴随开学返校季、“黑五”和圣诞购物季，对服装配饰和电子产品的需求集中释放。如果特朗普如期自9月1日起对3000亿美元清单征收10%关税，在进口高度依赖中国、别国难以迅速替代的情况下，10%的新增关税成本将由进口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对企业盈利和消费信心构成直接压力。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选择12月15日作为起征时点，正是因为届时购物季已经进入尾声，对消费者影响较为轻微。
另一方面，关税对通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贸易战爆发以来，家具等受关税影响较大行业的CPI和PPI涨幅超出受影响较轻的部门。全面关税可能使通胀上行的趋势蔓延至整体经济，延缓美联储的宽松进程，这是热衷于缩减贸易逆差和搞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特朗普所不希望看到的。
事实上，正如笔者在此前所说，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不容忽视。美国7月制造业PMI仍在下滑，ISM制造业PMI跌至荣枯线附近，而8月14日美国两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自2007年以来首次出现倒挂，意味着市场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升温，首次影响当日美股大跌、黄金续涨。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认为不管是特朗普让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大豆、在推特上多次故技重施的“极限施压”策略，还是胡萝卜大棒之间的迅速转换，均是特朗普希望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体现。换言之，特朗普并非不想谈判，而是为了加大连任筹码，希望促成对美国有利的协议，这是特朗普对待中美贸易谈判一以贯之的逻辑。
还有一种看法更加悲观，认为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终究难逃修昔底德陷阱的命运，美国朝野一致，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和意图明确，中美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果真是铁板一块吗？
纵观美国两党的精英，其实不难发现，对华极端强硬的势力并不代表美国社会全部主流，更不应该把美国所有的对华政策，都同遏制中国的战略等同起来。在笔者看来，除班农、纳瓦罗、莱特西泽、蓬佩奥等强硬鹰派之外，其实美国企业界和金融界在对待中国上有不同声音，遏制中国崛起并非是这些群体的集中要求。特朗普、美国财长姆努钦、前财长保尔森、美国两党内的一些鸽派力量以及美国大多数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大概率均属于这一范畴。
例如，《华盛顿邮报》不久前刊登了《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于事无补》的给特朗普的公开信，由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100名“中国通”撰写，反对将中国视为对手，中美对抗对美国不利。此外，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也认为，如果美中不解决目前的分歧，两国之间可能会出现一道“经济铁幕”，他建议中国大胆开放市场，对自己的企业竞争力有信心。而这些美国国内“亲华派”的善意提醒，或许也可以为勘破中美迷局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中异见之多超出想象。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有较多负面评价，尤其在政治上，但特朗普为争取同中国谈判，多次将彭斯的意见压制；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称，因“通俄门”事件，不排除对特朗普总统启动弹劾程序的可能性；而特朗普不顾国会两院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的意见，也曾表示“香港游行实质上是暴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以期推动同中国的贸易谈判。
因此，不同群体对华要求有所差异，争取更多的“盟友”而非全面树立“敌人”，是中国选择贸易战中的战略，避免将中美战场不断拓展，中美转为全面对抗的重要出发点。
在美国重回“美国优先”战略、西方民粹势力抬头、全球经济增长点匮乏的大背景下，当前国际秩序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也在经历过去40年来最为深刻的战略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维持中美关系不脱钩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但中美经贸摩擦不解决，中美双方在技术、金融、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存在着更深的矛盾，可能会急转直下。所以，经贸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尽量避免两国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博弈焦点，把中美的经贸关系，变成避免中美全面对抗的防火墙，而不是关系全面恶化的催化剂。
面对特朗普对华贸易问题的强势，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实施拖延政策；若拖至明年底特朗普落选，以后的谈判可能会更有利于中国。但以笔者的视角来看，这种期待与当前美国政治生态有一定偏离，有很大风险。
首先，连任是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目标，为争取选票，稳定共和党的基本盘同时争取摇摆州选民，特朗普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争取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距离美国大选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为了竞选，十分迫切地需要与中方达成一纸协议，倘若难有突破，不排除会采取更多“极限施压”，结果容易出现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
其次，笔者于6月访问美国，发现特朗普在民间的支持率非常高。虽然最新的美国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仍然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但就笔者在美国一路交流的观感来看，政界人士大多认为拜登要击败特朗普的可能性极低。当前特朗普在鹰派人士中的支持率依然很高，共和党传统票仓中西部深红州的支持率也基本保持稳定，特朗普连任的阻力不大。
此外，选举政治中的任期在一般意上来讲都是政策可持续性的掣肘，但有所不同的是，特朗普连任概率上升有望打破这个规则。特朗普已在他的推特上认定，中国没有认真和他谈判的意愿，而是在等美国大选结果以及希望民主党上台，所以中国在贸易谈判中采用“拖延战术”。这说明对特朗普而言，拖延是他认为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反而促使其采取更加激进手段。考虑到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低估特朗普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决心，往往会导致中美谈判局面上的被动。
此外，金融战是否是中美贸易战的必然延续？可以看到日前中美汇率交锋，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名单，被广泛解读为中美贸易战升级为汇率战、金融战，甚至不少市场分析人士给出了未来中美金融战的沙盘推演，认为金融战会是中美大国博弈中难以避免的一步。
但在笔者看来，大肆宣扬金融战已经爆发并不可取。IMF近期发布的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重申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下降约1个百分点至0.4%，中国并未操縱汇率。外管局副局长陆磊也表示，经贸摩擦与是否存在金融战的事实之间是有鸿沟的，仅仅是汇率的波动，并不意味着贸易摩擦就扩展到了货币和金融领域。事实上，美国除了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没有对中国发动实质上的金融战行动，美国媒体目前也鲜有金融战的呼声，反而是国内有不少讨论认为中美金融战已经开打，值得商榷。
其实，中美之间在金融制裁方面可采取的手段相差较大，金融战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经贸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中国主动扩大争端范围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对美国来说，对中国发动金融制裁也并非最优选择，由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体量巨大、同美国市场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美之间的金融战将可能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这将比经贸领域的争端影响更深远、更广泛，也更难于应对。
综上，慎言中美金融战的爆发，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大方向。因此，尽量将贸易摩擦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积极推动贸易谈判，避免中美之间向更加不可测的方向发展，仍是需要积极争取的。
而避免中美贸易战升级，促进中美谈判磋商，也与近期刘鹤副总理对待中美经贸关系的最新表态不谋而合。刘鹤副总理在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企业在华投资和经营，将继续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保护产权，坚持在开放条件下推动智能产业发展，坚决反对技术封锁和保护主义，努力保护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合作解决问题，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摘自《财经》2019年第20期。作者分别为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京东数字科技宏观研究员）
然而，短短一日之后，中美双方表态又趋于缓和，中方副總理刘鹤强调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和合作解决问题，明确提出“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此外，据外媒报道，特朗普亦表示，已准备好回到谈判桌前，美中两国将开始非常认真地对话。中美贸易摩擦前景扑朔迷离。
实际上，这次中美经贸形势的变化恰恰是过去一年半以来中美经贸谈判的缩影，充满着博弈、冲突与合作。展望未来，伴随着双方越来越清晰的谈判要求，经过了十二轮的中美经贸谈判最终会走向何方？挫折不断的磋商是否有望回到正轨？笔者认为，要全面分析理解贸易战形势、走出谈判困局，尚有如下四大问题需要厘清：
（一）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导致谈判失败吗？
回顾中美十二轮谈判的过程，文化差异和不同的要求导致中美互相认知存在偏差，而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似乎让中美谈判难度上了一个台阶。例如，今年5月初，本已经历十轮出现积极迹象的中美谈判，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宣布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迅速扭转；6月G20大阪峰会中美元首会面后，谈判重启，但仅在短短一个月后，特朗普宣布9月1日对华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又将两国推回到对抗的角斗场，而中方750亿美元的反制关税和特朗普5500亿美元的关税提高，让争端火药味更加浓烈。
因此当前不少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善变，导致中国无法探知其真实意图，因而贸易谈判根本无法进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倘若仔细观察特朗普上任以来施政落地的情况，又不难发现，其实特朗普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最“言出必行”的一位。如根据兴业银行统计，特朗普上任以来，其竞选承诺的兑现率为82%，无需国会立法的承诺兑现率更是高达100%，特朗普似乎并不是印象中喜欢出尔反尔的形象。另外，特朗普的“言行一致”在他的“推特治国”上也体现的十分充分。特朗普喜欢在推特上对国内外大事表达看法和意见，事后来看，其在推特上的承诺，大多数都得到了兑现，成为观察美国政策的“另类”风向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归因于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与“极限施压”，其实并不全面，对解决当下中美分歧也无太大帮助。反之，从特朗普行为动机和行事规则出发，似乎有助于更好地弥合双方的认知差异。在笔者看来，随着美国2020年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所有的内政外交政策手段，都是为其连任服务。例如：
（1）要求中国采购美国大豆
中美谈判以来，美国一直要求，作为任何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国需要购买大量美国大豆。如去年G20阿根廷中美元首会议之后，大豆采购便在磋商协议当中；而近期美方宣布加征3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前，特朗普也曾在推特上抱怨，称G20大阪峰会后，中国曾承诺的从美国大量购买农产品并未兑现。
对此，中国国家发改委的表态是，7月-8月有200多万吨美国大豆抵达中国港口，但G20大阪会晤后至7月底双方签署新协议购买的大豆确实只是14万吨，主要是因为美国农产品没有价格竞争力。美国中西部豆农作为特朗普的支持者，选票至关重要，这也是特朗普将农产品采购作为中美谈判的一个重要要求，且多次抱怨中国未履行购买农产品承诺的原因。
（2）权衡经济因素，暂缓加征关税
从3000亿美元清单中暂缓加征关税的产品范围和时间选择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因素是特朗普这一决定的首要考量。根据笔者的计算，暂缓关税的商品体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体量庞大，2018年美国相关产品自华进口金额达到1612亿美元，占3000亿美元清单同期进口的58%；二是对华依赖度极高，美国暂缓加征关税商品的进口87%来自中国，笔记本电脑甚至超过90%，而未暂缓征税商品对华依赖度只有25%；三是终端消费品占比高，单是手机、笔记本、玩具三项就达到926亿美元。这三点也证明中美贸易关系依然十分紧密，特朗普现阶段很难在不伤及美国经济的情况下继续挥舞关税大棒。
一方面，美国每年9月至12月迎来零售消费高峰，先后伴随开学返校季、“黑五”和圣诞购物季，对服装配饰和电子产品的需求集中释放。如果特朗普如期自9月1日起对3000亿美元清单征收10%关税，在进口高度依赖中国、别国难以迅速替代的情况下，10%的新增关税成本将由进口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对企业盈利和消费信心构成直接压力。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选择12月15日作为起征时点，正是因为届时购物季已经进入尾声，对消费者影响较为轻微。
另一方面，关税对通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贸易战爆发以来，家具等受关税影响较大行业的CPI和PPI涨幅超出受影响较轻的部门。全面关税可能使通胀上行的趋势蔓延至整体经济，延缓美联储的宽松进程，这是热衷于缩减贸易逆差和搞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特朗普所不希望看到的。
事实上，正如笔者在此前所说，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不容忽视。美国7月制造业PMI仍在下滑，ISM制造业PMI跌至荣枯线附近，而8月14日美国两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自2007年以来首次出现倒挂，意味着市场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升温，首次影响当日美股大跌、黄金续涨。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认为不管是特朗普让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大豆、在推特上多次故技重施的“极限施压”策略，还是胡萝卜大棒之间的迅速转换，均是特朗普希望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体现。换言之，特朗普并非不想谈判，而是为了加大连任筹码，希望促成对美国有利的协议，这是特朗普对待中美贸易谈判一以贯之的逻辑。
（二）美国朝野一致遏制中国崛起，谈判没有可能？
还有一种看法更加悲观，认为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终究难逃修昔底德陷阱的命运，美国朝野一致，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和意图明确，中美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果真是铁板一块吗？
纵观美国两党的精英，其实不难发现，对华极端强硬的势力并不代表美国社会全部主流，更不应该把美国所有的对华政策，都同遏制中国的战略等同起来。在笔者看来，除班农、纳瓦罗、莱特西泽、蓬佩奥等强硬鹰派之外，其实美国企业界和金融界在对待中国上有不同声音，遏制中国崛起并非是这些群体的集中要求。特朗普、美国财长姆努钦、前财长保尔森、美国两党内的一些鸽派力量以及美国大多数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大概率均属于这一范畴。
例如，《华盛顿邮报》不久前刊登了《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于事无补》的给特朗普的公开信，由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100名“中国通”撰写，反对将中国视为对手，中美对抗对美国不利。此外，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也认为，如果美中不解决目前的分歧，两国之间可能会出现一道“经济铁幕”，他建议中国大胆开放市场，对自己的企业竞争力有信心。而这些美国国内“亲华派”的善意提醒，或许也可以为勘破中美迷局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中异见之多超出想象。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有较多负面评价，尤其在政治上，但特朗普为争取同中国谈判，多次将彭斯的意见压制；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称，因“通俄门”事件，不排除对特朗普总统启动弹劾程序的可能性；而特朗普不顾国会两院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的意见，也曾表示“香港游行实质上是暴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以期推动同中国的贸易谈判。
因此，不同群体对华要求有所差异，争取更多的“盟友”而非全面树立“敌人”，是中国选择贸易战中的战略，避免将中美战场不断拓展，中美转为全面对抗的重要出发点。
在美国重回“美国优先”战略、西方民粹势力抬头、全球经济增长点匮乏的大背景下，当前国际秩序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也在经历过去40年来最为深刻的战略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维持中美关系不脱钩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但中美经贸摩擦不解决，中美双方在技术、金融、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存在着更深的矛盾，可能会急转直下。所以，经贸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尽量避免两国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博弈焦点，把中美的经贸关系，变成避免中美全面对抗的防火墙，而不是关系全面恶化的催化剂。
（三）谈判中拖延策略是否奏效？
面对特朗普对华贸易问题的强势，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实施拖延政策；若拖至明年底特朗普落选，以后的谈判可能会更有利于中国。但以笔者的视角来看，这种期待与当前美国政治生态有一定偏离，有很大风险。
首先，连任是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目标，为争取选票，稳定共和党的基本盘同时争取摇摆州选民，特朗普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争取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距离美国大选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为了竞选，十分迫切地需要与中方达成一纸协议，倘若难有突破，不排除会采取更多“极限施压”，结果容易出现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
其次，笔者于6月访问美国，发现特朗普在民间的支持率非常高。虽然最新的美国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仍然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但就笔者在美国一路交流的观感来看，政界人士大多认为拜登要击败特朗普的可能性极低。当前特朗普在鹰派人士中的支持率依然很高，共和党传统票仓中西部深红州的支持率也基本保持稳定，特朗普连任的阻力不大。
此外，选举政治中的任期在一般意上来讲都是政策可持续性的掣肘，但有所不同的是，特朗普连任概率上升有望打破这个规则。特朗普已在他的推特上认定，中国没有认真和他谈判的意愿，而是在等美国大选结果以及希望民主党上台，所以中国在贸易谈判中采用“拖延战术”。这说明对特朗普而言，拖延是他认为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反而促使其采取更加激进手段。考虑到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低估特朗普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决心，往往会导致中美谈判局面上的被动。
（四）中美金融战是否已经爆发？
此外，金融战是否是中美贸易战的必然延续？可以看到日前中美汇率交锋，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名单，被广泛解读为中美贸易战升级为汇率战、金融战，甚至不少市场分析人士给出了未来中美金融战的沙盘推演，认为金融战会是中美大国博弈中难以避免的一步。
但在笔者看来，大肆宣扬金融战已经爆发并不可取。IMF近期发布的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重申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下降约1个百分点至0.4%，中国并未操縱汇率。外管局副局长陆磊也表示，经贸摩擦与是否存在金融战的事实之间是有鸿沟的，仅仅是汇率的波动，并不意味着贸易摩擦就扩展到了货币和金融领域。事实上，美国除了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没有对中国发动实质上的金融战行动，美国媒体目前也鲜有金融战的呼声，反而是国内有不少讨论认为中美金融战已经开打，值得商榷。
其实，中美之间在金融制裁方面可采取的手段相差较大，金融战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经贸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中国主动扩大争端范围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对美国来说，对中国发动金融制裁也并非最优选择，由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体量巨大、同美国市场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美之间的金融战将可能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这将比经贸领域的争端影响更深远、更广泛，也更难于应对。
综上，慎言中美金融战的爆发，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大方向。因此，尽量将贸易摩擦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积极推动贸易谈判，避免中美之间向更加不可测的方向发展，仍是需要积极争取的。
而避免中美贸易战升级，促进中美谈判磋商，也与近期刘鹤副总理对待中美经贸关系的最新表态不谋而合。刘鹤副总理在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企业在华投资和经营，将继续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保护产权，坚持在开放条件下推动智能产业发展，坚决反对技术封锁和保护主义，努力保护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合作解决问题，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摘自《财经》2019年第20期。作者分别为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京东数字科技宏观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