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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钱眼太太(Mrs Moneypenny) 译者/徐柳 梁艳梅
我认为快乐本身不应该是一种目的。如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快乐，那么，结果就是，当生活与期望不符时，他们几乎不可避免的会感到不快乐。
我没以前快乐了吗？
在近来的一个聚会上，我坐在一个长期阅读我专栏的读者旁边。他说，他发现我的文字比刚开始写专栏时“更苦涩”——也就是说，没那么快乐了。
这位读者的疑问令我有点吃惊。首先，我自己并没有觉得现在不如刚开始写这个专栏时快乐。自那时开始，我完成了那么多自己真正非常满意的事，其中包括修完了博士学位；离开金融城、加入了一个公司；进行了管理层收购；而最重要的是，在近7年的时间里照看好了三个成本中心，而我自己并没有累得丧命或缺胳膊少腿！我在跟我喜欢并尊敬的人共事，而且对他们的公司也颇为欣赏；我对自己的客户也有同感；此外，我还有一群有实力且支持我的朋友。其次，我天性乐观——有人说是傻冒。我总是看到杯子里有半杯水，而不是空了一半。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快乐本身不应该是一种目的。如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快乐，那么，结果就是，当生活与期望不符时，他们几乎不可避免的会感到不快乐。我们应该期盼快乐，把它当作一种权利吗？我们应该像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教导的那样，在做决定时考虑是否会给“最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吗？顺便说一下，作为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创建者，边沁并没有发明这一概念。他是在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论政府的第一原则》(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中看到这个词组的。
当我从成本中心1号的学校获悉，新任校长要引进被媒体称为“快乐课程(happiness lessons)”的东西时，我真有点被激怒了。我们这些家长被告知，讲授积极心理学领域的这些课程，目的在于教导孩子们“如何提高体验快乐、健康、成就感和持久友谊的可能性”。
我认为，孩子们不应该被教育如何期望快乐，而做到另外三点也不是什么难事。我认为：努力工作，合理饮食，规律锻炼，以你希望朋友如何对你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这样就可以了。道理就摆在那里——并不需要排进他们每周的课程表中。对于这些在一个有着骄人军事传统的学校读书的孩子来说，读读戴维·卡斯洛普?索恩（Sir David Calthrop Thorne，1933年—2000年）少将的话，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快乐的意义。“我再次领悟到的一点是，生命中最美好和最快乐的时光，来自人们为一个美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之时——与足够多的人一起，追求一次至少有微弱希望的成功。”
如果说快乐是一种我认为不应成为目标的情绪，那么，后悔就是一种我更加强烈反对的情绪。人们在为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方面花费的时间太长。我犯过很多错误，但重要的是从中得到教训，而非迷失其中。在我生命里，曾真正让我感到后悔的一件事，是我没有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
其它的所有错误（包括早年认识了几个不般配的男人）都被我立即放进了抽屉，标上“生活教训”的标签，然后继续前行。我认为，这是当政客们的婚外情曝光后，他们应该做出的举动。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唯一一次讲到他与爱维娜·嘉莉(Edwina Currie)的婚外情（长达4年，记住，不是一夜）时说道：“这是我生活中最令我感到羞耻的事，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这件事被公开。”他这么说，只会越描越黑。(英国现任副首相)约翰·普莱斯科特(John Prescott)也曾发表声明称，“后悔”与翠西·坦普尔(Tracey Temple)（长达两年）的关系，这一声明也不伟大。以后，此类人物应仿效戴维·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的做法。我们从未听他说过自己“后悔”与金伯利·奎因(Kimberly Quinn)的关系。其中的意义何在？他们对这些事并不感到后悔，只是觉得要是没有被曝光就好了。
顺便说一句，几年前，我在访问伦敦大学学院时曾从杰里米·边沁旁边经过。尽管他创建的功利主义哲学一直在发展，但与《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又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的黛西·布坎南(Daisy Buchanan)和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一样，他既不快乐，也不痛苦。原因是他已于1832年辞世。
我不确定边沁如何看待尼克·拜利斯(Nick Baylis)博士和他的理论。拜利斯是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一位“康乐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将成为我儿子的老师。他的理论是，积极心理学能够令人们过上 “欣欣向荣”的生活。然而，请问，我能让你相信我的生活也欣欣向荣吗？钱眼先生、成本中心1号、2号和3号、我们的狗、我们的保姆，以及我所有的女友，都是如此。
回头想想，我认为，如果真的有所差别的话，那就是我现在比1999年开始撰写这个专栏时更快乐了，即便我的读者们并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快乐本身不应该是一种目的。如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快乐，那么，结果就是，当生活与期望不符时，他们几乎不可避免的会感到不快乐。
我没以前快乐了吗？
在近来的一个聚会上，我坐在一个长期阅读我专栏的读者旁边。他说，他发现我的文字比刚开始写专栏时“更苦涩”——也就是说，没那么快乐了。
这位读者的疑问令我有点吃惊。首先，我自己并没有觉得现在不如刚开始写这个专栏时快乐。自那时开始，我完成了那么多自己真正非常满意的事，其中包括修完了博士学位；离开金融城、加入了一个公司；进行了管理层收购；而最重要的是，在近7年的时间里照看好了三个成本中心，而我自己并没有累得丧命或缺胳膊少腿！我在跟我喜欢并尊敬的人共事，而且对他们的公司也颇为欣赏；我对自己的客户也有同感；此外，我还有一群有实力且支持我的朋友。其次，我天性乐观——有人说是傻冒。我总是看到杯子里有半杯水，而不是空了一半。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快乐本身不应该是一种目的。如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快乐，那么，结果就是，当生活与期望不符时，他们几乎不可避免的会感到不快乐。我们应该期盼快乐，把它当作一种权利吗？我们应该像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教导的那样，在做决定时考虑是否会给“最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吗？顺便说一下，作为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创建者，边沁并没有发明这一概念。他是在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论政府的第一原则》(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中看到这个词组的。
当我从成本中心1号的学校获悉，新任校长要引进被媒体称为“快乐课程(happiness lessons)”的东西时，我真有点被激怒了。我们这些家长被告知，讲授积极心理学领域的这些课程，目的在于教导孩子们“如何提高体验快乐、健康、成就感和持久友谊的可能性”。
我认为，孩子们不应该被教育如何期望快乐，而做到另外三点也不是什么难事。我认为：努力工作，合理饮食，规律锻炼，以你希望朋友如何对你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这样就可以了。道理就摆在那里——并不需要排进他们每周的课程表中。对于这些在一个有着骄人军事传统的学校读书的孩子来说，读读戴维·卡斯洛普?索恩（Sir David Calthrop Thorne，1933年—2000年）少将的话，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快乐的意义。“我再次领悟到的一点是，生命中最美好和最快乐的时光，来自人们为一个美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之时——与足够多的人一起，追求一次至少有微弱希望的成功。”
如果说快乐是一种我认为不应成为目标的情绪，那么，后悔就是一种我更加强烈反对的情绪。人们在为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方面花费的时间太长。我犯过很多错误，但重要的是从中得到教训，而非迷失其中。在我生命里，曾真正让我感到后悔的一件事，是我没有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
其它的所有错误（包括早年认识了几个不般配的男人）都被我立即放进了抽屉，标上“生活教训”的标签，然后继续前行。我认为，这是当政客们的婚外情曝光后，他们应该做出的举动。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唯一一次讲到他与爱维娜·嘉莉(Edwina Currie)的婚外情（长达4年，记住，不是一夜）时说道：“这是我生活中最令我感到羞耻的事，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这件事被公开。”他这么说，只会越描越黑。(英国现任副首相)约翰·普莱斯科特(John Prescott)也曾发表声明称，“后悔”与翠西·坦普尔(Tracey Temple)（长达两年）的关系，这一声明也不伟大。以后，此类人物应仿效戴维·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的做法。我们从未听他说过自己“后悔”与金伯利·奎因(Kimberly Quinn)的关系。其中的意义何在？他们对这些事并不感到后悔，只是觉得要是没有被曝光就好了。
顺便说一句，几年前，我在访问伦敦大学学院时曾从杰里米·边沁旁边经过。尽管他创建的功利主义哲学一直在发展，但与《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又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的黛西·布坎南(Daisy Buchanan)和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一样，他既不快乐，也不痛苦。原因是他已于1832年辞世。
我不确定边沁如何看待尼克·拜利斯(Nick Baylis)博士和他的理论。拜利斯是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一位“康乐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将成为我儿子的老师。他的理论是，积极心理学能够令人们过上 “欣欣向荣”的生活。然而，请问，我能让你相信我的生活也欣欣向荣吗？钱眼先生、成本中心1号、2号和3号、我们的狗、我们的保姆，以及我所有的女友，都是如此。
回头想想，我认为，如果真的有所差别的话，那就是我现在比1999年开始撰写这个专栏时更快乐了，即便我的读者们并不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