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迪斯之论与当今美国民俗学的“危机”

　　民俗学是一门有着自我反思传统的现代学科，譬如在美国民俗学会二00四年年会上，著名学者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发表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的演讲，其中就尖锐地指出：当前民俗学专业性的减弱、早期知识的逐渐丧失以及学科地位下降等现象，都说明美国民俗学正面临着“衰微”的问题，而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俗学学科中同样也存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危机？邓迪斯给出的答案是现今的民俗学缺乏宏大理论。
　　邓迪斯是卓有声誉的民俗学家，又加上在二00五年春天的遽然去世，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显得有些悲壮。同年秋季举行的美国民俗学会年会上，民俗学家们就此进行了广泛的专题讨论。二00八年，印第安纳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杂志》将这些讨论集中发表;二0一六年，在增加了一些更深入的评论之后，这些文章由李·哈林主编为《民俗学的宏大理论》一书，交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二0一八年，我国的青年民俗学者们及时地译介了这本著作，让我们得以探看这一段学术公案的全貌。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尽管许多人文学科都声称遇到了危机——包括社会的关注度、认可度以及价值层面的降低等，但还没有哪一个学科像民俗学这样始终处在如此焦虑的心态中，并且这种心态几乎贯穿了民俗学大半段发展历史。因为从民俗学在各国的发展看，曾经在历史上占据过重要位置的英国和法国民俗学，实际上早已消失了。而作为学科发源地的德国民俗学，出于特定的原因，已经基本放弃了格林兄弟以来研究“民俗学”（volkskunde）的传统，改名为民族学或民族文化学。
　　邓迪斯认为，美国民俗学在“二战”之后曾经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发生在其他国家民俗学学科的危机，却同样出现在美国民俗学身上。在他看来，美国民俗学的衰微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科在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中的衰微，这是危机的外部表现;二是自身理论建设的孱弱，这个方面是更为主要的。因此，邓迪斯的这篇演讲一开始就列举了美国高校中民俗学的学科点、课程、研究职位以及研究人员不断缩减的现象。在邓迪斯看来，这种外部危机是生存性的，可归根结底还是当代民俗学未能像前人一样提供给社会一种普遍性的解释理论。今时今日，在全球化生产和文化交流日益普遍的时代，民俗学却无法对这些宏大现象做出有力的解释，因此它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于自身。

二、宏大理论到底是什么？

　　要搞清楚邓迪斯之论，首先需要回到宏大理论这一概念。一般认为“宏大理论”一词来自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针对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学研究风格而做出的一种反讽（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五年版）。这种研究风格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理论的系统性与一般性，例如帕森斯的“一般行动理论”总是围绕着“社会系统的结构、秩序、平衡”等一些概念进行讨论，这些术语构成的体系具有通用的解释性，因而是宏大的理论体系。
　　邓迪斯认为，民俗学早期产生的学派，其研究体系大都可以描述为宏大理论。例如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对太阳神话的阐发，让人们看到了遍布在印欧原始语言中的文化共同体;而弗雷泽的《金枝》则在对世界各地神话与风俗的研究中，揭示了古代社会以仪式方式表明权力更迭合法性的“秘密”。这样竞相思考那些遍布于世界各地相似文化现象的倾向，构成了十九世纪学术的宏大风格，也使得民俗学成为国际性的学科。除此之外还有精神分析理论以及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方法，也都是对普遍的民俗和民间叙事现象的阐释。
　　到二十世纪，除了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神话学，还能称得上是宏大理论的民俗学流派已是凤毛麟角。即使在表面上看去属于普遍性研究的某些理论，倘若不能“使我们理解那些如果没有该理论就令人十分费解或无法破译的资料”，就算不得真正的宏大理论。比如在一般人看来，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神话研究及其背后的原型理论应当属于宏大理论，但邓迪斯却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坎贝尔的著名观点是“千面英雄”，也就是所有的英雄都按照同一种模式完成其出生、成长、冒险历程以及最终建立伟大的功业，他将其命名为“单一神话”。这项研究是在一个“心理一致”的普遍主义假设下进行的，即所有民族都有相同的神话结构。但邓迪斯认为，首先坎贝尔“单一神话”中引用的材料大多数属于传说和民間故事，这暗示他可能挑选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分析对象;其次他急于向人们展示原型的力量，但原型理论本身所包含的不可证明的因素太多了，而且重要的是，“原型”在荣格的理论范畴中被归纳为极少的几种类型，而面对人类数量巨大的口头叙事，研究者们如何揭去多数叙事的“伪装”去匹配这些极少数的原型，这中间可能出现的舛误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在坎贝尔的此类描述中，人类的文化被高度简单化了。这会导致人们产生错误的理解，认为民俗学就是如此简单的学科，所以坎贝尔式的结论并不比普通人的认识水平高太多。
　　当然邓迪斯对坎贝尔的批评也许还可以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用更长远的理论眼光来观察民俗学与宏大理论的关系。如果探寻民俗学“知识”创造的历史过程，那么从一八四六年英国学者汤姆士（w.J.Thomas）提出民俗学（folklore）这个学科命名，一直到“一战”之后，民俗学始终沿着“文化全体”和“社会整体”这样两条分析性的“宏伟”轨辙前进。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民俗学的研究视野在各国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用钟敬文先生的术语“一国民俗学”来形容。在这个趋势中，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区域化，这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关于人类“文化全体”的研究。
　　“二战”之后，民俗学家们也陆续提出了像“都市民俗学”这样新的研究方向，但总体趋势是不再触及“文化全体”的研究。民俗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抓取自己所面对的文化与生活经验，强调语境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民俗学家再大胆使用演绎法，而这通常是形成宏大理论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