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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南宋郑樵治学重视实学，这在《通志》的创作中有所体现。郑樵一方面对传统观点和错误思潮提出批评和质疑，即求实；另一方面批判不务实学，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主张实践。在程朱理学主导的社会思潮之下，郑樵的实学思想是其创新精神的体现，但由于时代所限，郑樵的实学思想也存在局限性。
关健词：郑樵 《通志》 实学
实学，即探求真理、经世致用的学问。简单来说，就是真实的、实践的学问，实事求是乃其根本之所在。南宋郑樵在治学上注重实学，他认为，实学知识必不可少，如果缺少实学知识就会带来弊病，这一治学思想在《通志》中有所体现。
一.求实
郑樵主张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求得真实可靠的学问，因此他对一些传统观点和错误思潮提出严厉的批评和质疑。从16岁开始，郑樵便“居夹漈山，谢绝人事”，“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纵然满腹经纶，但他不参加科举考试，认为科举文章不是“实学”。郑樵对待科举文章的态度已流露出他的求实思想。郑樵的求实态度在于对妖妄欺天之学进行批判，他敢于批判历代学者的学术见解，敢于批判传统观点和当时的错误思想，大胆提出自己的理论。在封建时代，谶纬迷信对史家著书立说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郑樵所见前代的《五行志》、《符瑞志》、《灵征志》等关于天文、五行的记述，充斥着天人感应、神学迷信内容，把自然现象牵强附会地同人类社会的吉祥灾祸联系起来。郑樵对这些灾祥怪异之说持反对态度，将其视为“妖学”、“欺天之学”，并在《通志·灾祥略》中论证了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吉祥灾祸没有必然关系，突破了谶纬迷信对传统史学的禁锢。对于一些历史传说的记述，郑樵采用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不全信，也不全不信。正如《通志·三皇纪》按云：“臣之所志在于传信，其有传疑者，则降而书之，以备记载云。”郑樵著书的目的在于“传信”，即记载真实的学问。
史家在修史过程中不免掺杂个人价值判断，在郑樵看来，“著书之家，不得有偏徇而私生好恶，所当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他反对史家主观任情褒贬，必须如实直书，反映真实历史。对于儒家经典《春秋》，郑樵认为《春秋》本身并非所谓的“微言大义”，这些都是后世儒生的附会。他还说到：“《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他对《春秋》、《诗》、《书》的批判是对儒家权威经典的颠覆，在儒学独尊的思想潮流下，这是一种有胆识的议论。总的来说，郑樵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斥责妄言祸福的五行学说是“欺天之学”，反对强加给《春秋》的“褒贬说”，体现了郑樵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追求客观真实的学问，让事实说话。
二.实践
在树立求实态度的基础之上，郑樵提出了求得实学的途径——主张学者走出书斋，将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获得真知。郑樵生活的年代适逢程朱理学兴盛，空谈义理、不务实学蔚然成风，宋代学者有重书本、轻实践的不良倾向，坐而论道，崇尚空谈，不愿深入社会实际和自然界中调查研究。郑樵对这种务虚不实之风极为不满，他批判这些学者“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闻。”“……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
郑樵主张田野调查和实践，他说到：“凡书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已意而求，董遇所谓‘读百遍，理自见’也。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万复，亦无由识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更好地掌握对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的认知。郑樵不只是口头提倡读书人走出书斋，他身体力行地去践行自己的主张。为观察研究草木鸟兽、学习生物学知识，郑樵不辞辛苦，“结茅夹漈山下，与田夫野老往来，与野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典籍，明其品汇”，向富有实际知识的农民请教，向大自然学习，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学习研究，重视学问的实用性。
在宋代空谈义理之风影响下，郑樵能够重视实学、务求真谛实属难能可贵，然而也有其局限性所在。郑樵批判谶纬迷信学说，《通志》中却有着相关记载，如帝王本纪对汉高祖的记载：“太公母刘媪，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这些记载与他论证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福祸没有必然关系”相矛盾。历史真实性与传说之间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这些局限性并不影响郑樵实学精神的价值。
《通志》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贯穿着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的主旨。郑樵早年隐居夹漈山，置身于荒郊野岭，躬耕于堂前山田，在夹漈山中读书著书数十年，受先人之见和权威的影响小，能够通过自己的理解、分析和判断对前人学问做出客观评价，并对一些问题亲身实践之。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现实而治学。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追求真实的知识，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获得真知，郑樵的求实、实践思想不仅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突破，对后世的学习、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徐有富：《郑樵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李郁清：《郑樵的学术贡献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期（总165期），2008年5月。
3.范兆琪：《郑樵的治学精神及其史学成就》，《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
关健词：郑樵 《通志》 实学
实学，即探求真理、经世致用的学问。简单来说，就是真实的、实践的学问，实事求是乃其根本之所在。南宋郑樵在治学上注重实学，他认为，实学知识必不可少，如果缺少实学知识就会带来弊病，这一治学思想在《通志》中有所体现。
一.求实
郑樵主张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求得真实可靠的学问，因此他对一些传统观点和错误思潮提出严厉的批评和质疑。从16岁开始，郑樵便“居夹漈山，谢绝人事”，“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纵然满腹经纶，但他不参加科举考试，认为科举文章不是“实学”。郑樵对待科举文章的态度已流露出他的求实思想。郑樵的求实态度在于对妖妄欺天之学进行批判，他敢于批判历代学者的学术见解，敢于批判传统观点和当时的错误思想，大胆提出自己的理论。在封建时代，谶纬迷信对史家著书立说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郑樵所见前代的《五行志》、《符瑞志》、《灵征志》等关于天文、五行的记述，充斥着天人感应、神学迷信内容，把自然现象牵强附会地同人类社会的吉祥灾祸联系起来。郑樵对这些灾祥怪异之说持反对态度，将其视为“妖学”、“欺天之学”，并在《通志·灾祥略》中论证了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吉祥灾祸没有必然关系，突破了谶纬迷信对传统史学的禁锢。对于一些历史传说的记述，郑樵采用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不全信，也不全不信。正如《通志·三皇纪》按云：“臣之所志在于传信，其有传疑者，则降而书之，以备记载云。”郑樵著书的目的在于“传信”，即记载真实的学问。
史家在修史过程中不免掺杂个人价值判断，在郑樵看来，“著书之家，不得有偏徇而私生好恶，所当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他反对史家主观任情褒贬，必须如实直书，反映真实历史。对于儒家经典《春秋》，郑樵认为《春秋》本身并非所谓的“微言大义”，这些都是后世儒生的附会。他还说到：“《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他对《春秋》、《诗》、《书》的批判是对儒家权威经典的颠覆，在儒学独尊的思想潮流下，这是一种有胆识的议论。总的来说，郑樵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斥责妄言祸福的五行学说是“欺天之学”，反对强加给《春秋》的“褒贬说”，体现了郑樵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追求客观真实的学问，让事实说话。
二.实践
在树立求实态度的基础之上，郑樵提出了求得实学的途径——主张学者走出书斋，将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获得真知。郑樵生活的年代适逢程朱理学兴盛，空谈义理、不务实学蔚然成风，宋代学者有重书本、轻实践的不良倾向，坐而论道，崇尚空谈，不愿深入社会实际和自然界中调查研究。郑樵对这种务虚不实之风极为不满，他批判这些学者“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闻。”“……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
郑樵主张田野调查和实践，他说到：“凡书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已意而求，董遇所谓‘读百遍，理自见’也。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万复，亦无由识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更好地掌握对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的认知。郑樵不只是口头提倡读书人走出书斋，他身体力行地去践行自己的主张。为观察研究草木鸟兽、学习生物学知识，郑樵不辞辛苦，“结茅夹漈山下，与田夫野老往来，与野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典籍，明其品汇”，向富有实际知识的农民请教，向大自然学习，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学习研究，重视学问的实用性。
在宋代空谈义理之风影响下，郑樵能够重视实学、务求真谛实属难能可贵，然而也有其局限性所在。郑樵批判谶纬迷信学说，《通志》中却有着相关记载，如帝王本纪对汉高祖的记载：“太公母刘媪，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这些记载与他论证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福祸没有必然关系”相矛盾。历史真实性与传说之间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这些局限性并不影响郑樵实学精神的价值。
《通志》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贯穿着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的主旨。郑樵早年隐居夹漈山，置身于荒郊野岭，躬耕于堂前山田，在夹漈山中读书著书数十年，受先人之见和权威的影响小，能够通过自己的理解、分析和判断对前人学问做出客观评价，并对一些问题亲身实践之。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现实而治学。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追求真实的知识，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获得真知，郑樵的求实、实践思想不仅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突破，对后世的学习、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徐有富：《郑樵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李郁清：《郑樵的学术贡献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期（总165期），2008年5月。
3.范兆琪：《郑樵的治学精神及其史学成就》，《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