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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08年7月 采访地点:对外传播编辑部
采访人:本刊记者/雪 石 实习生/赵 鹏
编者按:本刊2008年第6期的封面是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她站在一片废墟之前,拿着话筒进行现场的报道。当时我们只知道,作为央视的记者她也到了地震灾区前方;从她的面容上我们看到了憔悴和坚强。于是我们把她当作地震中媒体工作者形象代言人。后来我们了解到,她不仅于地震发生后次日就去了四川地震灾区,更于6月20日重返四川。她说,如果没有这一次重返,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会是什么样子,第二次赴川是对她灵魂的救赎。回京后,她应允了《对外传播》的约稿。但后来,她的状况同许多从前线回来的人一样,说自己无法提笔,因为脑海中的影像太多、也太难忘了,它们互相叠映着,浓得化不开????可是,电话这一端的我们分明地感受到了她的思考。
其实赶赴地震前线的记者很多,仅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后一个月内就派出了五批记者共124人次深入一线展开报道。她两赴四川的经历也不是唯一的。然而我们仍想展现她的心灵轨迹,我们希望“5·12”汶川地震带给人们的思考能够延续。
于是在她第二次回京一周后,本刊对她进行了采访。她的名字叫田超颖。
再赴四川,感受心灵的救赎
当我们凝视着电视屏幕上大地震造成的惨状,没有人能不动容。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所说,这场大地震把中国人的心给震伤了。何况是一个曾经在第一时间目睹了这一切的人?然而田超颖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选择了二赴震区。这不禁让人为她担心:多么坚强的人才能承受这样重复的冲击!可谈到第二次赴四川,她却说——
在第一次采访结束离开四川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再来,但不是马上,我感觉自己的心理需要一个缓冲。那么短的时间内再赴四川,完全是因为工作需要,咬牙应承下来的。
再赴四川前两天,我就开始做心理准备,准备再次面对大面积的残垣断壁,再次感受同胞们无边的伤痛。可是从走出成都机场开始,绿树、阳光,还有人们的“气场”都在康复。我真的没预料到,短短20多天,四川已经从悲痛中奋起,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北川、绵竹、都江堰,都在积极地灾后重建:从六七十岁的老人,到5岁的孩子,不是在整理抢救出来的家什,就是在用铁锹一点一点平整土地,没有人在慨叹生活的不公,没有人过多地沉浸在绝望的悲伤中。我看到了震区民众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也许只是被逼无奈——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只有选择坚强。然而,就是这种生的欲望让我们感到,曾经那样惨烈的事情也是可以挽回,也是可以平复的;就是这种坚强让我们敬佩不已。
在外界还沉浸在目睹伤痛的难过中,四川已经在用轻松的心态走出伤悲。我刚到四川手机就接到这样一条短信:“邀请外地游客到堰塞湖上荡舟,在空荡无人的高速上体验疾速的乐趣,跟灾民一起开篝火晚会、住帐篷,享受有家不回的乐趣。”这种苦中作乐的积极心态实在太可爱了!(说到这里,田超颖的笑容开始在脸上绽放)
这次我去震区,在汉旺镇的安置点,看到沿街搭起了帐篷商店,在卖锅碗瓢盆、梳子糖块等简单的生活用品。重震区的生活物资还是不够丰富。但是我看到其中一家帐篷门口摆着一个灯箱,赫然写着“成人用品”四个字——还是一座“专卖”帐篷,呵呵。有供应是缘于需求,在这样的时期,这样的地点,出现这样的帐篷,真让人由衷高兴,它代表了正常生活的恢复。我看到一个古老又顽强的民族就是这样历经灾难挫折,而又坚韧地恢复着、繁衍生息着????
没有想到,本以为将要再次带来伤痛的旅程竟成了一剂疗伤的良药。于是我们很想知道“疗效”如何,看看这个经历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影响她的生活的,也看看她对其他受了伤的心灵有什么建议——
其实“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每时每刻都会想起四川。不是说我随时都在想着这场灾难,而是这次的经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也就改变了我生活中的每个环节。曾经在那样的地方与那么多人一起经历了八千多次余震,经历悲伤、无助、凄凉,也经历感动、无私、高尚。四川的一切都好像与我有了血脉相连的亲情,那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乡。
5月13日至26日,在四川的采访留给我的记忆是灰色的,后遗症就是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压在楼房下面,要不就是亲人同事被埋,喘不上气来,然后从梦中惊醒。山川破碎,举国同悲,在震后的一周之内,我强烈地感觉到了一种“气场”——当你处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哀恸和恐慌的气场里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即便你并没有看见哀恸者的脸。而第二次去的时候,四川人们从伤痛中站了起来,我仍然能感觉到。我觉得经历过那样的状况后,人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这次采访对我来说是一段有特殊价值的经历,它让我觉得人生更重要、更有意义,让我认识到生命的价值,让我意识到亲人的可贵。四川就像一个受过重伤的人,在鼓起勇气从头来过,在认真地甚至是乐观地对待新生活。而你看到了他们恢复的经历、康复的决心,你才能够重新把头抬起来。当然,不管从灾难中得到多少精神上的收获,如果有可能,我也希望它没发生过。
说到这次报道对我生活的影响,它涉及我触目所及的各种情景和情绪,从重逢到离别,从快乐到伤悲,每个场面每种情绪都会让我想到四川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他们还好吗?她们还会有这样的欢笑吗?在遥寄祝福的同时,我学会了珍惜眼前的一切。受到更深刻影响的是我生活中的每一个抉择。我的判断指标与从前不同了,我不再苛求完美,现在我的宽容程度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不再有讨厌的人,不再有恨的人,只要大家都在平安的生活,什么都可以接受。目睹过无常,曾经在死亡的气息下生活过,才知道活在当下是多么盛大的恩典。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四川给我最珍视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对我忙碌纷乱心灵的救赎。
由于第二次去给了我这样的体验,我觉得对那些第一时间到过现场的人而言,可以再去一次,看看那个制造了无数手足分离、妻离子散悲剧的地方,是如何为新的生活而奋斗的。同那里的人们一样,我们要学会接受现实、面对灾难。
听说过“给予比接受幸福”,但是以前我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现在我感受到了。第二次去四川的时候我们带去了防寒服、帐篷等物品,其实当时救灾方面的物资已经比较充足了,我们也的确没能为每一件物品找到需要的人。作为记者,我和搭档也在尽力寻找上次采访过的人和事,关注他们的恢复情况,带去外界的问候和爱心。坦坦荡荡地付出,心里就平静了许多;看到自己的付出对别人有用,就会感到很满足。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帮助震区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己心灵的救赎。
震区,让她至今常含泪水
有一个震区的孩子说自己总是看到血淋淋的断肢残臂,特别害怕。所以心理救助者必须尽快帮助受到创伤的人们释放恐惧,打碎那些幻觉,让它们变得模糊,直至走远。那么对田超颖来说,究竟是哪些影像让她的双眼至今常含泪水?谈到当时的情景,她说——
地震过后很快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从北川出来的唯一通道上挤满了人,成百上千的老百姓往外走。那么多人在大雨里行走,但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交流、没有往来,也没有人抱怨。只有沉默。而且他们的表情特别惊恐,包括成人的表情都像孩子一样无助。
震后3天,很多地方只有满目疮痍,仍然听不到人说话的声音;没有笑声,甚至没有哭声,连虫子都不叫,更别提广播、电视那些需要用电才能发出的声响。回来后看了一篇生物学方面的东西才知道,在大灾难的时候动物群体都会把自己的声音压低。当那些你已经习惯了的自然界和城市里的声音突然都没有了,你会出现幻听,耳朵里嗡嗡的。
地震之后,触目所及都是被强大外力摧毁扭曲的东西,不论是人还是房屋、道路。那种恐怖非常宏大,排山倒海扑面而来,让人来不及思想,就被迎面击中。其他类型的恐惧和无助——比方说被追杀,或者目击血案,大家以前的生活经历中都接触过这种信息,甚至看过类似的画面。但面对这样一场地震,我们没有任何视觉上的经验积累,然后突然看到那些刺激性极强的画面,没完没了,无穷无尽,不知道多大范围,不知道伤亡后果。我就觉得耳朵嗡嗡叫,四肢绵软无力,接着眼泪就不断涌出眼眶,很多时候甚至意识不到泪水已经滑下脸庞。我甚至无法判断自己感受到的是恐惧、悲痛,还是无助;整个思想体系处于紊乱状态,走路时总踢到东西、摔跤。
理智思考,选择忘记悲伤
地震工作者说,地震是地壳的呼吸,说明地球是有生命的。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可以把握它的脉搏。其实人类最大的敌人并非自然灾害,而是自身的自私与冷漠。恰恰是这场地震震出了人性中最美好、最珍贵的一面。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希望地震带来的思考不要停止;灾难过后我们应该留住更多的感悟。面对这个话题,田超颖说——
救援之后,主题是重建,这时候媒体应该鼓舞大家的生机。如果我们还去报道已经发生的悲哀和伤痛的话,可能大家的心理就快承受不了了。寻找重建家园,重建生活的信心——第二次我们想从这样的角度去报道,结果发现四川人民比我们想像的坚强得多。
我特别想告诉大家一个我报道过的普通女人——虞锦华。她是映秀镇电厂的职工,一百五十多小时的幸存者。那么大的灾难,采访过那么多的人和事,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她是一个生命的美好奇迹,七十二小时是最佳救援时间,都过了一倍时间了她竟然还活着,生命的奇迹给了我们力量!其次,虞锦华比我们能想到的,甚至我们能编造出来的故事都美好、都坚强。
我见到虞锦华时,她是被直升飞机从映秀镇救过来的,在被压150小时后,她经历了56个小时的救援才脱身。她所在的厂房坍塌成碎块,原来的四楼只有一楼那么高。150多个小时里,在黑暗的缝隙下动弹不得等待救援的她,曾经试图点燃工作服,希望能冒出烟,以便人们看到救她;也曾经大声呼喊,寻找经过的人们。
救她的时候她双腿被横梁压着,只能截肢,于是她失去了双小腿。在脱困后又查出了严重感染,送到医院后必须马上再次截肢,这次手术后她的大腿也将不在了。但就在进手术室之前,有人问她叫什么,她说:“我叫虞锦华。”“哪三个字啊?”“虞就是虞美人的虞,锦华就是锦绣中华的锦华。”我听到以后,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就在我们抱怨自然对我们不公的时候,就在我们面临满目疮痍和废墟的时候,她一个被压了一百五十多小时又被两次截肢的人,竟然这样形容她的名字!
经历了两次截肢,还住在特别观察室的虞锦华现在乐观平和,我再去看她的时候,她说话和煦活泼,始终微笑着,而且她长得挺甜的,一对小酒窝,深深的????强大的心理康复能力,虞锦华让我折服。无形中我也变得坚强,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同田超颖一样,面对灾难我们也会用泪水祭奠逝去的生命;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地让自己变得坚强。悲伤与坚强就是这样在每个人心中交织着;悲伤还是坚强,这是一个问题。让我们听听她的选择——
在震区,部队就是人们的信心,有了他们的存在就有了希望。我看到海军的精锐之师——海军陆战队的战士们不辞辛劳地帮助震区重建,要知道他们在地震发生之后一周就赶到了震区,他们已经救出了无数的幸存者,他们也不过是十八九岁的孩子!现在,他们还住在最高温度四五十度的帐篷中,继续为震区人们带来生的力量。我又看到63岁的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慰问战士们的情形——这个年龄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算是老人了,但他见到战士们时却没有说一句话,而是拿起了铁锹——我为这些老人和孩子感到不忍,更为震区的人民感到欣慰。有了这样的部队,还怕那片土地没法变成美丽的家园吗?我觉得我心中的灰色就是这样被一点点抹去的,因为我看到了希望。
给予震区人民希望的还有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他们在高温高湿、余震不断的环境中救死扶伤,只是出于一种简单的原因:这里需要帮助。还有其他所有给予四川震区支持的人们????这个名单如果列开来,将会变得很长很长。这是一种纯真的、没有任何目的的互相支持。有他们在、有我们在,为什么要选择悲伤?
我们第一批去现场的人回来时有一张照片,只有我一个人挤出了一点笑容,其他二三十人的表情都是消极的,我觉得这种消极对人的摧毁非常大,所以我故意换了一件粉色的衣服,代表红色。我们在现场很多天没有见到彩色了,我们大家应该努力地高兴起来。在北川县城开始重建以后,我写过一篇稿子,叫《悲情北川》,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也希望悲情北川有一个崭新、美好的未来。”
总之,对于四川的伤痛,我觉得首先需要逐步“忘川”,然后应当永远“忆川”。
媒体人的责任感,
屏蔽了悲伤和恐惧
在这次地震中,那片颤抖的土地上留下了媒体人的汗水,其中就有田超颖的一份。她同我们分享了幕后的种种辛酸,也展现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当被问及是什么样的信念带给了她一往无前的动力时,她的回答是——“媒体人的责任感”。
电视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要让观众看到一个片子,首先得一个一个镜头拍,不是每个镜头都能用的,可能拍十六分钟出一分钟。我们每一条镜头的角度都不一样,这就意味着记者要拎着二十多斤重的摄像机不断地走到不同的位置和角度;采访过后,要迅速写稿子,写完后再配音,这需要找到有电源的地方,开始编辑,把声音和画面对起来;然后找一个有传送设备的地方,把片子传回电视台;最后,台里要再审看、上字幕。这一两分钟的片子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工程啊!
有一次白天去了汉旺,晚上回到房间,写完稿子配音的时候,大概凌晨一点左右,房门晃动、巨响,感觉有人大力捶门一样,我们知道又震了。但那时已经没有跑的概念了,因为你知道台里有那么多同事24小时不眠不休地等着你这条报道,等着给你上字幕、处理,又有那么多海内外的观众,守在电视机前希望看到最新进展。我们在灾区,代表了那么多双眼睛,是有使命感的。事后才知道那天是在江油发生了余震,6.4级。
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感觉最强烈的就是记者的使命感——这个职业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反复训练自己的应急反应,现在如果地震了,我一定要把情况描述给大家,直到最后不能报道为止。如果躲不开的话,只好把它当作宝贵的报道机会,亲身感受生命即将消失的过程。我对摄像记者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咱们一定不要停机,就把它拍下去????
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我真的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比方说我是四川的居民,或者我是外地去的志愿者,可能我心理承受的伤痛会比现在还大。正因为我是一个媒体人,我有使命,我在这个时候出现在灾区,占用了水、食物、道路、通信这些珍贵的资源,我要完成我的任务,这是我的价值所在,所以无形中屏蔽了好多能够侵蚀我心灵的悲伤和恐惧。
一个肩负着责任的人,会变得更强大,一个有信心的集体,就拥有康复的力量。这就是我两赴四川,得到的答案。这个答案是用惨烈的浩劫提问,用国人的灵魂回答的。我感谢我所供职的媒体给了我去现场的机会,这让我得以目睹这种强大的力量。
相对于央视派往一线的124名记者而言,相对于为抗震救灾做出巨大贡献的整个记者群体而言,田超颖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人们经常忽略这种“普通”,但不应忘记的是,“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我们愿意关注他们的感悟,愿意与他们一起担当媒体人的责任。在这里,没有哪个人是平淡无奇的,他们的故事一旦加在一起,就是伟大的事业。所以我们也欢迎普通的记者朋友们在我们的刊物上和大家分享你的经历——你,决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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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于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