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20年7月底，尽管大阪的新冠确诊患者每天新增几十人，比东京的上百人到数百人要好很多，但和广州、深圳比起来，绝对是个让人不安的数字了。东亚国家中，日本不能像中国、韩国那样控制疫情，让人多少对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防控能力，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新冠疫情让原定2020年7月召开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推迟到了2021年的同一时间，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这么下去，一年后的7月实际上也开不成奥运会，就算开了也不能让观众去呐喊助威，安倍晋三首相说的“完整形式的奥运会”已经离日本民众越来越远。
　　奥组委明确表示“延期只能一次”，如果不能用完整形式召开奥运的话，2021年的东奥会该尽早宣布停办。早一天宣布，日本国家的相关费用也能省一点。悲观论在日本渐渐占了上风。
　　大多数中国读者不太知道，日本在奥运会之外还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东奥会之后，再在大阪召开一次世界博览会，像1964年召开完东奥会后，几年后的1970年在大阪召开世博一样，花开二遍，重温辉煌。
　　说到50年前的大阪世博，人们往往只看到了相当于日本总人口六成的6421万人去参观这个数字，其实大阪世博的意义要比这个深远很多。东京召开奥运会后，日本一国的经济愈发向东京倾斜，在这个国家很难找到一个能和东京抗衡的城市。当时人们想到的对策是，通过在大阪召开世博，让日本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从东京分散到地方。如此多的国民拥向大阪，关注关西地区，让这个目的得以实现。
　　大阪世博在社会深层，让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战后，深蓝色的西装成了民众出行的必选，如同战前民众必穿军装一样，只是从同一个造型、同一种颜色的军装，变为同一种西装而已。大阪世博提倡的便装，在1970年以后开始走进日本社会;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则在日本站稳了脚跟。便装加快餐，带出了看上去“阳关灿烂的日本文化”。社会真的走出了战前及战后的沉郁状态。
　　另一方面，战后三大变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及农地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发生变化。大阪世博期间，三井等旧财阀系列的企业，开始在银行、商社的旗帜下重新集结了起来。在大企业、大财阀之上，经产省的前身“通产省”等国家行政力量也得以聚集，按照产业组成不同的“护送船团”，维护、保护日本产业的发展壮大。
　　产业的组织化、日本国家的集团化，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其后在1970年到1993年的将近1/4个世纪里，尽管日本在70年代遭遇了两次石油危机的沉重打击，并且80年代日美经济摩擦剧烈，但日本经济基本未偏离快速发展的轨道。
　　日本太想重温“东京奥运 大阪世博”的旧梦了，只可惜一场新冠疫情让日本可能只是体验了黄粱一梦。大阪、东京疫情的失控，让日本难以对未来做出有模有样的展望。
　　7月13日，导演大阪世博的10名藝术家、组织者的名单在大阪公布，笔者几乎没有从中国媒体上看到相关报道。翻阅日本的报纸杂志，费了很大功夫才找到了一些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深感时代的一页已经彻底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