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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切身权益，而且事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政治权利长期受到损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在从农村和城市走向边缘化。本文以政治参与和社会流动理论为研究背景，从户籍制度、边缘人地位、利益关联度和政治效能感四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6)04--0015
一、理论背景
西方政治学现代民主理论首次提出政治参与的概念。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从主权与民主政治理念出发，率先对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过程进行了理性思考。而后，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政治参与的历史和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选举实践的多样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参与进行了界定。本文引用吴志华的定义：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通过各种途径介入政治生活，试图影响政治体系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则，尤其是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这一定义包括三层含义：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客体是政治体系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则；政治参与方式具有多样性。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指个人或群体从一种社会集团移向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另一种社会集团，或从社会集团内部一个层次移到另一个层次的现象。社会流动从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社会位置的变动。在古代中国，社会流动性极小，“士者恒士，农者恒农”。新中国建立后，新的社会分层秩序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而建立，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使得个人流动难度很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流动的闸门被渐次突破，社会流动渠道增多，流量加大。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许多农民面对城市较高的经济利益诱惑，迫于生存压力，纷纷背井离乡涌入城市，试图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这些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被称为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到1．5亿，在我国二、三产业中所占比例高达59．8％，而且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政治参与和社会流动是历史的、具体的概念，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参与是人民大众自身的需要。从利益角度来看，政治参与实质是公民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影响政治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以获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社会流动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他们作为社会公民，是政治参与的主体，本应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参与政治决策。然而，农民工在为我国城乡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却变成既没有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又无法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的“政治参与边缘人”。
二、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形成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推进，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应该得到充分行使和有效保障。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却长期受到损害，亿万农民工的政治诉求与边缘人的困境形成突出矛盾。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有：
1．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原本是一个职业概念，主要指从事农业生产和取得土地经营收入的劳动者。在中国特定的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还代表一种身份。农民作为一种特殊身份，与户籍管理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特色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为分界线，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不能随意转换。在这种制度下，整个社会被一分为二，即农村人和城市人。“农民工”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那部分人，他们大多是“离土离乡，没有脱籍”，虽然人在城市工作，户口仍留在原籍。按照现有户籍管理制度，村民只能在户口所在地参与选举等政治活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样，农民工由于身处他乡不能参与户口所在地的政治活动，也由于体制原因无法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事实上，多数农民工都希望参与城市管理，保护自己的政治及经济权益，然而，城市社区没有为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和条件保证。因此，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无法实现政治参与的根本原因。
2．城市生活的边缘人地位。农民工离开农村，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他们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是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这种状态主要表现为：(1)工资低。近年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民工的工资待遇却在10年内基本没有大的变动。有调查显示，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2)同工不同酬。这种现象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武汉市环卫系统近万名农民工遭遇同工不同酬，临时工每月工资400多元，相同条件下正式工每月工资1000多元。(3)就业岐视。农民工基本从事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失业时，他们却无法像城市下岗工人或其他失业人员那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府也没有具体的再就业政策措施。(4)拖欠工资。农民工辛苦劳作，工资却经常被拖欠。有的农民工辛苦一年拿不到报酬，也“讨不到说法”，以致出现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追讨工钱的现象。就业政策歧视、公民权利保护缺位及城市生活边缘人地位是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直接原因。
3．政治参与的利益关联程度。农民工流动性强、流动范围广。在城市，大多数农民工居无定所，街边巷尾所谓的“非法居民区”是他们最好的住处。衣食住行问题无法解决，农民工难以对政治参与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较高的热情。农民工认为自己不过是城市里的匆匆过客，“政治参与徒劳无益”是农民工的普遍心态。他们更热衷于实利的经济活动，忽视政治生活，因为政治参与在短期内不会产生有形实惠。在农村，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选举是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据调查，有60％以上的农民工不参加原籍的村委会选举。因为，回家选举的各种费用对工资很低的农民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参与选举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却难以量化。这种状态导致农民工对家乡的关注程度下降，与家乡的利益关联度也日益减弱。农民工与城市和家乡利益关联度的弱化是他们游离于政治之外的重要原因。
4．无足轻重的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的主观评价，可以分为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是指某人理解政治以及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外在效能感是一种信念，即相信政府当局和组织能够负责地回应公民的要求。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密切相联，一般呈正相关关系。如果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非常重要，必然会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参与政治，甚至牺牲部分经济利益；反之，他们碍于人情面子、听从领导安排，或仅仅为了表明对国家事务和村内事务的关注而进行政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6)04--0015
一、理论背景
西方政治学现代民主理论首次提出政治参与的概念。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从主权与民主政治理念出发，率先对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过程进行了理性思考。而后，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政治参与的历史和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选举实践的多样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参与进行了界定。本文引用吴志华的定义：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通过各种途径介入政治生活，试图影响政治体系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则，尤其是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这一定义包括三层含义：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客体是政治体系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则；政治参与方式具有多样性。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指个人或群体从一种社会集团移向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另一种社会集团，或从社会集团内部一个层次移到另一个层次的现象。社会流动从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社会位置的变动。在古代中国，社会流动性极小，“士者恒士，农者恒农”。新中国建立后，新的社会分层秩序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而建立，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使得个人流动难度很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流动的闸门被渐次突破，社会流动渠道增多，流量加大。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许多农民面对城市较高的经济利益诱惑，迫于生存压力，纷纷背井离乡涌入城市，试图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这些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被称为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到1．5亿，在我国二、三产业中所占比例高达59．8％，而且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政治参与和社会流动是历史的、具体的概念，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参与是人民大众自身的需要。从利益角度来看，政治参与实质是公民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影响政治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以获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社会流动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他们作为社会公民，是政治参与的主体，本应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参与政治决策。然而，农民工在为我国城乡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却变成既没有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又无法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的“政治参与边缘人”。
二、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形成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推进，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应该得到充分行使和有效保障。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却长期受到损害，亿万农民工的政治诉求与边缘人的困境形成突出矛盾。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有：
1．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原本是一个职业概念，主要指从事农业生产和取得土地经营收入的劳动者。在中国特定的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还代表一种身份。农民作为一种特殊身份，与户籍管理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特色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为分界线，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不能随意转换。在这种制度下，整个社会被一分为二，即农村人和城市人。“农民工”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那部分人，他们大多是“离土离乡，没有脱籍”，虽然人在城市工作，户口仍留在原籍。按照现有户籍管理制度，村民只能在户口所在地参与选举等政治活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样，农民工由于身处他乡不能参与户口所在地的政治活动，也由于体制原因无法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事实上，多数农民工都希望参与城市管理，保护自己的政治及经济权益，然而，城市社区没有为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和条件保证。因此，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无法实现政治参与的根本原因。
2．城市生活的边缘人地位。农民工离开农村，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他们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是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这种状态主要表现为：(1)工资低。近年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民工的工资待遇却在10年内基本没有大的变动。有调查显示，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2)同工不同酬。这种现象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武汉市环卫系统近万名农民工遭遇同工不同酬，临时工每月工资400多元，相同条件下正式工每月工资1000多元。(3)就业岐视。农民工基本从事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失业时，他们却无法像城市下岗工人或其他失业人员那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府也没有具体的再就业政策措施。(4)拖欠工资。农民工辛苦劳作，工资却经常被拖欠。有的农民工辛苦一年拿不到报酬，也“讨不到说法”，以致出现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追讨工钱的现象。就业政策歧视、公民权利保护缺位及城市生活边缘人地位是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直接原因。
3．政治参与的利益关联程度。农民工流动性强、流动范围广。在城市，大多数农民工居无定所，街边巷尾所谓的“非法居民区”是他们最好的住处。衣食住行问题无法解决，农民工难以对政治参与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较高的热情。农民工认为自己不过是城市里的匆匆过客，“政治参与徒劳无益”是农民工的普遍心态。他们更热衷于实利的经济活动，忽视政治生活，因为政治参与在短期内不会产生有形实惠。在农村，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选举是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据调查，有60％以上的农民工不参加原籍的村委会选举。因为，回家选举的各种费用对工资很低的农民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参与选举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却难以量化。这种状态导致农民工对家乡的关注程度下降，与家乡的利益关联度也日益减弱。农民工与城市和家乡利益关联度的弱化是他们游离于政治之外的重要原因。
4．无足轻重的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的主观评价，可以分为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是指某人理解政治以及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外在效能感是一种信念，即相信政府当局和组织能够负责地回应公民的要求。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密切相联，一般呈正相关关系。如果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非常重要，必然会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参与政治，甚至牺牲部分经济利益；反之，他们碍于人情面子、听从领导安排，或仅仅为了表明对国家事务和村内事务的关注而进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