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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艾略特从一个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家转为一个皈依正统信仰的基督徒，从一个关注文学本体论的诗人批评家转为一个关注西方文明的文化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其前后的立场截然不同，而这一切，与他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评和最后的宗教皈依息息相关。艾略特批评姿态的转变一方面促使文学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从而超越了新批评孤立狭隘的视野，与当代文化批评理论不谋而合；但另一方面，过分宗教化的论调和偏激的道德说教又制约了艾略特诗学思想的深刻性。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艾略特的整个思想中，既有激进的反传统、非个性化、怀疑主义、多元相对论的方面，又有保守正统、个性化、神秘主义、一元绝对论的一面，它们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构成了艾略特诗学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艾略特则试图在这两者之间调和一切的差异、矛盾、分裂和混乱，获得一种张力，达到辩证统一的平衡。
一 宗教与文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文化批评，这促使当代批评家们重新关注艾略特的文化批评理论，包括他对宗教与文化的复杂关系的认识，欧洲文化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的设想，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思考等方面。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把文学置于整个的民族文化发展中进行思索，这成为后期艾略特越来越关切的主题。
艾略特一再强调文化的含义已被人滥用，而他的夙愿就是要拯救“文化”这个词。《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一书就是对文化重新思考的结果，艾略特把文化定义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的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该民族的文化见诸于其文学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这些东西的简单相加并不能构成文化，他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整体的，恰如一个人并不是其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集合一样。艾略特最为看重的是宗教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民族的宗教体现。这个见解非常深刻。确实，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走向各自独守一隅的狭窄区域，即便是宗教、文化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少，各自为政。
艾略特曾提到自己对宗教和文化的认识受到英国思想家道森的影响。道森认为宗教是理解文化的关键，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大的作用。道森和艾略特高扬基督教，主要还是从人类当前所处的困境以及宗教对文化产生的刺激作用来考虑的，道森认为宗教作为连续性和保守性的原则，又作为创造性的力量，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真正的宗教是唯一不受文明衰弱和社会绝望影响的力量，是把人与更广阔的实在联系起来的力量。艾略特同样肯定基督教具有整合民族文化的社会功能，具有賦予生活以明显意义，賦予文化以结构框架并防止人民陷入厌倦和绝望的境地。为了挽救一个正濒临崩溃的社会，把人类从目前的罪恶和毁灭中拯救出来，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回归到已被遗忘的基督教传统中去，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思想中发现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得以再生并具有活力所必需的精神力量。道森和艾略特的声音反映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艾略特过于夸大了宗教的作用，甚至把它作为医治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这使得他的文学批评远离了文学本身，丧失了其早期批评的纯正性。
二 语言与文化
像20世纪许多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批评家一样，艾略特一直是从本体上思考着语言问题，语言不仅是事物的象征符号，而且构造了我们的现实，是我们的存在之根。此外，艾略特把语言与对文化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它孤立起来。例如，他认为但丁时代的意大利语是一种最完善的共同语言，强调普遍性的区域性，不受现代种种民族性的影响，这使得但丁的文化不是哪个欧洲国家的文化，而是欧洲的文化。莎士比亚语言是他自己的语言，略逊一筹，不过他的作品中的意象具有但丁式的具体的视觉想象力：“字的组合永远不断地产生新奇感”；但到了弥尔顿时代，所写的英文就像使用一种僵死的语言，当语言的复杂意义取决于文字音乐感或听觉想象时，它就失去了生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弥尔顿损害了英国语言，使得英国文学走向堕落。在艾略特看来，变得越来越精细的现代语言往往割裂了抽象的思维，从而造成了现代人感受的分裂。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艾略特认为在工业社会里语言已变得陈腐无用，不适于诗歌，这种看法与俄国的形式主义颇为相似，但埃兹拉·庞德、T·E·赫尔姆及意象派也有同样的看法。诗与浪漫主义相对，变成了一种乏味的充满热情和细腻感情的女人气的事物。语言变得软绵绵，失去了它的男子汉气概；它需要重新硬化，硬得像石头一样，并再次与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因此，危机时代诗人的使命就是“保护语言”免受现代社会非人化力量的损害，重新唤醒日渐衰败的语言和感受性，重视语言的创造力量，恢复它们往昔的光彩与灵性，既然我们关注的是言语，“言语逼迫我们∕使部落的方言纯净∕使头脑去思前瞻后”。（《四个四重奏》）艾略特主张诗歌语言回到“部落的方言”，即地方的、日常的、民族的语言，一个民族的诗歌应该从日常用语中取得生命而同时能够賦予日常用语以新的生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略特视语言为文化的命脉。文化独特性的保存有赖于民族语言的保存与发展，因为只有语言的差异才能决定各民族之间思想情感的差异。真正伟大的诗人是最能利用自己的语言的人，会使他自己民族的语言成为伟大的语言。伟大的诗歌也就成为保护本民族语言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艾略特看来，若要使得各种文学获得自我更新而向新的创造性活动发展，从而在语言的应用上有所发现的话，完全依赖于两个东西：一是接受和同化外来影响的能力。例如在欧洲文学中，英语是诗歌写作中最为丰富的语言之一，归因于众多的不同的欧洲语言的根源，吸纳了许多外来语言文化的因素；二是追根寻源，从自身的源泉中学习东西的能力。如果诗人只能读到用本国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而无法接触外来语言的文学影响，那么每个国家的诗歌必然会衰落；反之，如果不挖掘本民族文学所特有的渊源，植根于自身的历史中，诗人也将丧失应有的传统感。艾略特始终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而诗人的语言肩负着这个神圣的使命，保护语言，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艾略特那里，语言就是文化的家园、传统的家园。 三 走向多元统一的文化
艾略特在文化立场上采取的依然是他一贯的诗学辩证法：把“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他反对完全同一化的文化又反对完全孤立封闭的文化，他甚至提出了“卫星文化”的概念。他有关多元文化的见解至今不失其前瞻性。比如2001年联合国就发布了“文化多样性世界宣言”，把文化多样性提升到了全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艾略特认为本土化信念与全球化信念之间并不是相互抵触的。本土性与全球性既是一体的，也是共时的。因此，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应该从3个“D”来认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即“多样性”（diversity）、“对话”（dialogue）、“发展”（development）。从总体上说，艾略特是一位文化相对主义者，更强调保存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他希望确保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并不以“进步”或“落后”的概念划分不同地区的文化。这与后殖民主义提出的文化“杂交”或“越界”完全不同。他担心的是彻底的文化混杂将抹杀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从而导致文化的消失死亡。一个国家既不能消极地接受外来文化，也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别人；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失去个性。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文化如同人一样，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属于两个毫无关系的群体，这是不幸的；而如果他与朋友同属于一个群体，又是狭隘的，那么，最好的朋友既有共同联系之处，又有各自的差异。因而，各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有赖两个条件，一是某一个国家的文化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二是各国不同的文化都应承认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太看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艾略特的文化观中也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成分，如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他有一种个人的偏见：“做人即意味着属于地球上的某个特定地区”，而犹太民族缺乏扎根故乡的土壤，“种族和宗教的原因结合起来使大量宗教上思想自由的犹太人不受欢迎”。艾略特诗歌中的犹太人往往成为无根的城市生活的象征，当代一些艾略特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不过，艾略特对犹太人的偏见主要出于文化上的考虑，他并非一位极端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
艾略特对当代欧洲文化和宗教危机四伏的困境忧心忡忡，试图用基督教来拯救满目疮痍的荒原社会，这使他成为文化传统及其持续性的坚定的卫护者。艾略特站在宗教立场来思考文学、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有时毋庸置疑的基督教声音暴露出他西方文化优越论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认识。不过，作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诗人批评家，艾略特身上有太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一方面，他提倡文化之间的平等与多元化，另一方面，他却视基督教文化为拯救人类命运的唯一途径；一方面，他毫不留情地批判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却又常常站在它的角度为之作辩护。当他是个诗人批评家时，他对文学文化的社会关怀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和锐利的洞察力，而当他站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立场时，他的偏狭与片面又削弱了其批判的锋芒。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完全同意艾略特用基督教来挽救文明的看法，但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批判，他以精神力量来制约物质力量的见解，他有关多元文化的倡导以及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政策，至今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 袁可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法]R·巴特，董学文、王葵译：《符号学美学》（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袁可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 单德兴译：《英美名作家访谈录》，（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
[5] [英]特雷·伊格尔顿，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 蹇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意]马里奥·托比诺，刘黎亭译：《但丁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孙秀芬，承德医学院副教授）
一 宗教与文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文化批评，这促使当代批评家们重新关注艾略特的文化批评理论，包括他对宗教与文化的复杂关系的认识，欧洲文化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的设想，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思考等方面。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把文学置于整个的民族文化发展中进行思索，这成为后期艾略特越来越关切的主题。
艾略特一再强调文化的含义已被人滥用，而他的夙愿就是要拯救“文化”这个词。《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一书就是对文化重新思考的结果，艾略特把文化定义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的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该民族的文化见诸于其文学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这些东西的简单相加并不能构成文化，他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整体的，恰如一个人并不是其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集合一样。艾略特最为看重的是宗教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民族的宗教体现。这个见解非常深刻。确实，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走向各自独守一隅的狭窄区域，即便是宗教、文化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少，各自为政。
艾略特曾提到自己对宗教和文化的认识受到英国思想家道森的影响。道森认为宗教是理解文化的关键，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大的作用。道森和艾略特高扬基督教，主要还是从人类当前所处的困境以及宗教对文化产生的刺激作用来考虑的，道森认为宗教作为连续性和保守性的原则，又作为创造性的力量，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真正的宗教是唯一不受文明衰弱和社会绝望影响的力量，是把人与更广阔的实在联系起来的力量。艾略特同样肯定基督教具有整合民族文化的社会功能，具有賦予生活以明显意义，賦予文化以结构框架并防止人民陷入厌倦和绝望的境地。为了挽救一个正濒临崩溃的社会，把人类从目前的罪恶和毁灭中拯救出来，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回归到已被遗忘的基督教传统中去，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思想中发现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得以再生并具有活力所必需的精神力量。道森和艾略特的声音反映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艾略特过于夸大了宗教的作用，甚至把它作为医治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这使得他的文学批评远离了文学本身，丧失了其早期批评的纯正性。
二 语言与文化
像20世纪许多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批评家一样，艾略特一直是从本体上思考着语言问题，语言不仅是事物的象征符号，而且构造了我们的现实，是我们的存在之根。此外，艾略特把语言与对文化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它孤立起来。例如，他认为但丁时代的意大利语是一种最完善的共同语言，强调普遍性的区域性，不受现代种种民族性的影响，这使得但丁的文化不是哪个欧洲国家的文化，而是欧洲的文化。莎士比亚语言是他自己的语言，略逊一筹，不过他的作品中的意象具有但丁式的具体的视觉想象力：“字的组合永远不断地产生新奇感”；但到了弥尔顿时代，所写的英文就像使用一种僵死的语言，当语言的复杂意义取决于文字音乐感或听觉想象时，它就失去了生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弥尔顿损害了英国语言，使得英国文学走向堕落。在艾略特看来，变得越来越精细的现代语言往往割裂了抽象的思维，从而造成了现代人感受的分裂。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艾略特认为在工业社会里语言已变得陈腐无用，不适于诗歌，这种看法与俄国的形式主义颇为相似，但埃兹拉·庞德、T·E·赫尔姆及意象派也有同样的看法。诗与浪漫主义相对，变成了一种乏味的充满热情和细腻感情的女人气的事物。语言变得软绵绵，失去了它的男子汉气概；它需要重新硬化，硬得像石头一样，并再次与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因此，危机时代诗人的使命就是“保护语言”免受现代社会非人化力量的损害，重新唤醒日渐衰败的语言和感受性，重视语言的创造力量，恢复它们往昔的光彩与灵性，既然我们关注的是言语，“言语逼迫我们∕使部落的方言纯净∕使头脑去思前瞻后”。（《四个四重奏》）艾略特主张诗歌语言回到“部落的方言”，即地方的、日常的、民族的语言，一个民族的诗歌应该从日常用语中取得生命而同时能够賦予日常用语以新的生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略特视语言为文化的命脉。文化独特性的保存有赖于民族语言的保存与发展，因为只有语言的差异才能决定各民族之间思想情感的差异。真正伟大的诗人是最能利用自己的语言的人，会使他自己民族的语言成为伟大的语言。伟大的诗歌也就成为保护本民族语言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艾略特看来，若要使得各种文学获得自我更新而向新的创造性活动发展，从而在语言的应用上有所发现的话，完全依赖于两个东西：一是接受和同化外来影响的能力。例如在欧洲文学中，英语是诗歌写作中最为丰富的语言之一，归因于众多的不同的欧洲语言的根源，吸纳了许多外来语言文化的因素；二是追根寻源，从自身的源泉中学习东西的能力。如果诗人只能读到用本国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而无法接触外来语言的文学影响，那么每个国家的诗歌必然会衰落；反之，如果不挖掘本民族文学所特有的渊源，植根于自身的历史中，诗人也将丧失应有的传统感。艾略特始终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而诗人的语言肩负着这个神圣的使命，保护语言，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艾略特那里，语言就是文化的家园、传统的家园。 三 走向多元统一的文化
艾略特在文化立场上采取的依然是他一贯的诗学辩证法：把“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他反对完全同一化的文化又反对完全孤立封闭的文化，他甚至提出了“卫星文化”的概念。他有关多元文化的见解至今不失其前瞻性。比如2001年联合国就发布了“文化多样性世界宣言”，把文化多样性提升到了全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艾略特认为本土化信念与全球化信念之间并不是相互抵触的。本土性与全球性既是一体的，也是共时的。因此，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应该从3个“D”来认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即“多样性”（diversity）、“对话”（dialogue）、“发展”（development）。从总体上说，艾略特是一位文化相对主义者，更强调保存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他希望确保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并不以“进步”或“落后”的概念划分不同地区的文化。这与后殖民主义提出的文化“杂交”或“越界”完全不同。他担心的是彻底的文化混杂将抹杀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从而导致文化的消失死亡。一个国家既不能消极地接受外来文化，也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别人；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失去个性。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文化如同人一样，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属于两个毫无关系的群体，这是不幸的；而如果他与朋友同属于一个群体，又是狭隘的，那么，最好的朋友既有共同联系之处，又有各自的差异。因而，各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有赖两个条件，一是某一个国家的文化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二是各国不同的文化都应承认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太看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艾略特的文化观中也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成分，如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他有一种个人的偏见：“做人即意味着属于地球上的某个特定地区”，而犹太民族缺乏扎根故乡的土壤，“种族和宗教的原因结合起来使大量宗教上思想自由的犹太人不受欢迎”。艾略特诗歌中的犹太人往往成为无根的城市生活的象征，当代一些艾略特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不过，艾略特对犹太人的偏见主要出于文化上的考虑，他并非一位极端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
艾略特对当代欧洲文化和宗教危机四伏的困境忧心忡忡，试图用基督教来拯救满目疮痍的荒原社会，这使他成为文化传统及其持续性的坚定的卫护者。艾略特站在宗教立场来思考文学、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有时毋庸置疑的基督教声音暴露出他西方文化优越论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认识。不过，作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诗人批评家，艾略特身上有太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一方面，他提倡文化之间的平等与多元化，另一方面，他却视基督教文化为拯救人类命运的唯一途径；一方面，他毫不留情地批判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却又常常站在它的角度为之作辩护。当他是个诗人批评家时，他对文学文化的社会关怀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和锐利的洞察力，而当他站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立场时，他的偏狭与片面又削弱了其批判的锋芒。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完全同意艾略特用基督教来挽救文明的看法，但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批判，他以精神力量来制约物质力量的见解，他有关多元文化的倡导以及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政策，至今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 袁可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法]R·巴特，董学文、王葵译：《符号学美学》（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袁可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 单德兴译：《英美名作家访谈录》，（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
[5] [英]特雷·伊格尔顿，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 蹇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意]马里奥·托比诺，刘黎亭译：《但丁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孙秀芬，承德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