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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瑞,新加坡开国元勋之一,在新加坡享有“经济发展之父”“经济奇迹设计师”“经济塑造者”等美誉。他曾在新加坡内阁中担任多项要职:1959年出任财政部长、1965年至1967年間任内政兼国防部长、1968年至1984年间任副总理,1978年还兼任教育部长。
在新加坡发展的历程中,吴庆瑞仿佛是一位“救火队长”,在内阁各部门中穿梭,而且都有卓越的建树。
担任财长期间,吴庆瑞通过经济奖励及说服力,成功争取到许多跨国公司到裕廊设立工厂,开展新加坡工业化计划,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及金融方面的发展,有拓荒之功;担任国防部长后,他推行国民服役,创建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教育部长任上,他对新加坡教育制度提出大改革,包括:推行小学分流、实施N水准会考、创办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以及增加教师薪金等。
李显龙总理在国葬礼上代表政府与人民宣读悼词说,一整代新加坡人现在能享有经济增长和繁荣,正是因为吴博士这位杰出的新加坡之子,他不到私人企业追逐个人的前途,而是选择对广大群众做出奉献。李显龙用“永远的感激”一语,表达对这位为新加坡的长期繁荣与安全奠定基础的人物的最高敬意。
吴庆瑞也被誉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朋友”。从“政府”层面来讲,他曾任中国政府顾问,这也是中国政府聘请的第一位外国人顾问;从“人民”层面来讲,尽管大多数人民并不知道他,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贡献则惠及众生。追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吴庆瑞是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此时,中国正在调整航船,向着改革开放的航道前进。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自然是中国发展的极好借鉴。这也是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重要原因。
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吴庆瑞所设立的裕廊工业区,而这正是中国政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引进外资的样板。邓小平向陪同他的副总理吴庆瑞提出请求,方便时到中国看看,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1979年,吴庆瑞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接待,邓小平会见。谷牧与吴庆瑞的谈话谈得很开。
谷牧毫不隐讳地说,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对外开放。但是怎样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学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国务院认为,可以仿照新加坡裕廊工业区的形式,在中国的广东和福建建立类似的出口加工区,但是如何选择地点,如何控制规模,如何在全国逐步推广,还需要向吴庆瑞请教。
吴庆瑞认为,虽然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成功,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西部差异大,无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他建议,中国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差距,从三个层面上确定开放的总体思路和时间表。
第一,中国政府应先选择适宜的三四个城市,作为经济特区进行改革开放试验,将出口加工区作为经济特区的一部分。经济特区的地点,宜选择靠近香港、澳门或台湾较近的城市,可以借助港澳台的金融、技术和贸易优势;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推广到内地其他省区;
第二,就中国东西部来说——首先开放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各省,待国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再启动中部地区的开放;最后集东中部地区的力量,开发经济相对落后、面积辽阔的西部地区;
第三,就东部沿海各省来说——首先每个沿海省份选择一个适宜的滨海城市,作为省政府开发区进行改革开放试点,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开放这些省份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
在吴庆瑞手下工作过的一位研究员杜良峰,曾听吴庆瑞回忆过这段经历,吴说:世界各国的特区都是政府投资兴办的,而中国的特区是靠特殊政策兴办起来的。他当时向中国政府建议的特殊政策,就是“跳出现行体制之外”,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制度后发优势。
邓小平在会见吴庆瑞时,很直接地提出一个要求:聘请吴庆瑞博士担任中国政府经济顾问,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出谋划策。这个要求,自然包含了对吴庆瑞为中国开放所提出的总体思路予以肯定。1985年,吴庆瑞卸任副总理后,担任中国政府顾问。
此后,吴庆瑞每年到中国考察数月,他曾建议人民币贬值以降低外资到中国设厂的成本,这个政策后来付诸实行,对中国招商引资发挥过明显作用。
30多年后,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先有四个经济特区,后有14个东部沿海城市开放;20多年后,又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处处折射着吴庆瑞的影响和印记。
作者为《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在新加坡发展的历程中,吴庆瑞仿佛是一位“救火队长”,在内阁各部门中穿梭,而且都有卓越的建树。
担任财长期间,吴庆瑞通过经济奖励及说服力,成功争取到许多跨国公司到裕廊设立工厂,开展新加坡工业化计划,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及金融方面的发展,有拓荒之功;担任国防部长后,他推行国民服役,创建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教育部长任上,他对新加坡教育制度提出大改革,包括:推行小学分流、实施N水准会考、创办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以及增加教师薪金等。
李显龙总理在国葬礼上代表政府与人民宣读悼词说,一整代新加坡人现在能享有经济增长和繁荣,正是因为吴博士这位杰出的新加坡之子,他不到私人企业追逐个人的前途,而是选择对广大群众做出奉献。李显龙用“永远的感激”一语,表达对这位为新加坡的长期繁荣与安全奠定基础的人物的最高敬意。
吴庆瑞也被誉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朋友”。从“政府”层面来讲,他曾任中国政府顾问,这也是中国政府聘请的第一位外国人顾问;从“人民”层面来讲,尽管大多数人民并不知道他,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贡献则惠及众生。追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吴庆瑞是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此时,中国正在调整航船,向着改革开放的航道前进。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自然是中国发展的极好借鉴。这也是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重要原因。
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吴庆瑞所设立的裕廊工业区,而这正是中国政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引进外资的样板。邓小平向陪同他的副总理吴庆瑞提出请求,方便时到中国看看,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1979年,吴庆瑞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接待,邓小平会见。谷牧与吴庆瑞的谈话谈得很开。
谷牧毫不隐讳地说,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对外开放。但是怎样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学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国务院认为,可以仿照新加坡裕廊工业区的形式,在中国的广东和福建建立类似的出口加工区,但是如何选择地点,如何控制规模,如何在全国逐步推广,还需要向吴庆瑞请教。
吴庆瑞认为,虽然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成功,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西部差异大,无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他建议,中国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差距,从三个层面上确定开放的总体思路和时间表。
第一,中国政府应先选择适宜的三四个城市,作为经济特区进行改革开放试验,将出口加工区作为经济特区的一部分。经济特区的地点,宜选择靠近香港、澳门或台湾较近的城市,可以借助港澳台的金融、技术和贸易优势;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推广到内地其他省区;
第二,就中国东西部来说——首先开放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各省,待国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再启动中部地区的开放;最后集东中部地区的力量,开发经济相对落后、面积辽阔的西部地区;
第三,就东部沿海各省来说——首先每个沿海省份选择一个适宜的滨海城市,作为省政府开发区进行改革开放试点,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开放这些省份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
在吴庆瑞手下工作过的一位研究员杜良峰,曾听吴庆瑞回忆过这段经历,吴说:世界各国的特区都是政府投资兴办的,而中国的特区是靠特殊政策兴办起来的。他当时向中国政府建议的特殊政策,就是“跳出现行体制之外”,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制度后发优势。
邓小平在会见吴庆瑞时,很直接地提出一个要求:聘请吴庆瑞博士担任中国政府经济顾问,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出谋划策。这个要求,自然包含了对吴庆瑞为中国开放所提出的总体思路予以肯定。1985年,吴庆瑞卸任副总理后,担任中国政府顾问。
此后,吴庆瑞每年到中国考察数月,他曾建议人民币贬值以降低外资到中国设厂的成本,这个政策后来付诸实行,对中国招商引资发挥过明显作用。
30多年后,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先有四个经济特区,后有14个东部沿海城市开放;20多年后,又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处处折射着吴庆瑞的影响和印记。
作者为《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