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由此我们禁不住问：发达国家为什么“一错再错”地把垃圾放到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来？因为说白了，垃圾再好，它还是垃圾。垃圾就是垃圾，即使能够作为再利用的资源，它首先也还是垃圾。就此，我们应该从垃圾的功能论转向垃圾的存在论，正视垃圾的存在特性。
　　以往对于垃圾的理解，仅仅把它当作生产或消费的废弃物，这只是对人而言的。而从自然的角度说，人始终都是个异己的存在，现今人类回赠给自然界的绝大多数都是垃圾，是自然所不需要的，并且这种情况越演越烈，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垃圾对人类的危害，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其作用于承受不起的自然界（尤其是我们脚下的大地）而再次返还给人类的。
　　对比一般的垃圾，洋垃圾有单向流动性，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本质上是污染的转移。洋垃圾符合熵增原理，从终极视角考察，将毁灭地球上一切熵减的物质存在方式，包括所有的生命，人类概莫能外。洋垃圾是一面镜子，使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现了原形：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二世界，无论是第三世界还是第四世界（没有国家的难民），尽管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完全不同，但是追求经济效益和效率的行为完全相同。这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之流中涌动着一股恶的撕毁世界的魔力：大量生产、大量废弃;富裕归富者，贫穷归贫者，都争先恐后地朝向富者而不是贫者。这是人身上所隐藏着的那股原始的动物性的力量，它天然地把后发国家变成下游而进行盘剥或排泄。另一方面是人们打着后发优势的幌子或抱着某些无知的侥幸心理而暴露出的贪婪和短视。这也是一种恶，一旦它以制度化的方式获得合法性，则其对自然和人身的破坏，要比前者更严重。而当这前后二种力量完成合谋时，对下游国家的发展而言其实就是毁灭性的。因为洋垃圾不只是带来巨大的污染，而且更是挫伤你的自主创新能力，让你在讨小便宜的同时，成为甘居发展下游而永无出头之日的垃圾难民。
　　洋垃圾问题之所以越演越烈，而许多人依然无动于衷，其中一个近乎脑残的理由就是科技乐观主义，即认为要么是科技发展还不完善所致，要么是现有发展层次不够所致，只要快速提升发展品级，就可以摆脱困境。这实际上是在痴人说梦。一方面，以中国这种人均GDP和发展方式，特别是国内还存在巨大的地区性不平衡，要想快速发展只能是投机取巧即消化洋垃圾，甚至还会以获得更多洋垃圾为优势和荣耀。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发展水平上去了，也不可能从“中国制造”全部变成“中国创造”，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人口需要大量的资源供应，当然不可能简单避免垃圾甚至洋垃圾。其实，如果排除国家主义，而从全人类来看，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单纯的“好东西”。一方面，它已被国家和资本所绑缚而失去了原初的自由的禀赋;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边际效用已越来越明显，因为人类紧急需要发展科学技术的项目多已基本完成，一般的平常日用和世界现象的解释，大部分也已解决，而现在的登月和军备竞赛，你追我赶、拼命赶超，完全是科技背后的某种区域和国家竞争，或逞强好胜的心理，即征服主义所导致的。这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异化问题，或马尔库塞的“人的单向度”问题。结果，人类有那么多贫病人口而少有问津，倒是把大量的钱财撒向太空和军备。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提防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事物象科学技术这样成为全球统一的意识形态，提防科学技术的随意发展和滥用。
　　今天中国的洋垃圾直接触及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在政策、法律和方式方法层面上如何截堵洋垃圾入境，但这只是治标;另一个是中国本身如何遏止或避免破坏性增长，否则洋垃圾问题依然防不胜防，难以根治。说来这些似乎都和政策或决策有关，实际上是制度设计或运行上存在着漏洞。我们曾经假定官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在一个整体中，官代表的是系统，民代表的是个体，二者只在根本上一致;但另一方面民又具有永久性，而官是流动的、几年一换，官留下的后果就只有民来承担。这必然导致官员存在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短视心理，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中国这样的恶性增长。这样一种官民的错位状态表明，只有老百姓自己才全然是为自己的。就如流行语所说的：“只能自己救自己，上帝才会帮助你。”
　　问题是，老百姓怎样才能救自己呢？一是传统的发挥普罗大众主体地位的做法，即勇敢地申述、反映洋垃圾情况、要求公布洋垃圾流向的信息，捍卫自己的权利并监督当权者。这符合新环保法关于公众参与的要求和规定。二是按照“美丽中国”的发展方式，抵制和厌恶洋垃圾，处理好我们自己不得已的垃圾和废物，树立国格和人格意识和尊严。有这样信念的老百姓是好老百姓。老百姓好了，国家才算真好。三是洋垃圾问题是全球政治问题，要高举马克思的旗帜，把全世界“垃圾生活者”联合起来，得到的是公正的生活，失去的是洋垃圾的蔓延和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