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收稿日期]2010-05-10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
[摘 要]那些神圣的字眼,往往在很庄重的场合才说出;而对于那些天天只是被喊喊的东西,往往是不甚了了的。如果教育真的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就一定会在庄严的场合、庄重的时候才说出。教育与一般的做学问不一样,与经商、做买卖也不相同。教育者特别重要的一项品质就是不以教育者自居,需要以受教育者的心态去进行教育,去虚心体悟,从而使自己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一些政工人员、教育管理者们,还有一些教育行政官员,他们把“教育”二字念得比较勤,难有受教育者的心态。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恰恰将“教育”二字说得不多。
[关键词]教育;神圣;教育者;受教育者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4-0109-03
有些人口里常说“教育”、“教育”,有些人则很少说。这种差别反映什么实际内容吗?
那些慎说“教育”二字,因而也较少说“教育”二字的人,的确是有考究的。
为什么要少说“教育”二字呢?教育工作者不是天天在进行教育吗?不是年年月月在从事教育吗?为什么要少说这两个字呢?确实还是有原因的。
一
在一个人的心目中,那些神圣的东西,那些神奇的字眼,通常就是不轻易说出的。
要吃饭了,要上班了,还是天天做的,也天天念,天天喊着的。吃饭、工作都很重要。然而,神圣的东西是含于其中的。天天写教案,天天讲课,也是常要挂在嘴边的,然而,神圣的事业是隐于其中的。
又比如,我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我的天地日月,很神圣,一般是默念在心中,而不轻易挂在嘴边的。每逢礼拜,则以十分正式和庄严的形式与真主神往。生怕对菩萨有所不敬,生怕冒犯了,生怕菩萨不再显灵。说多了,说得太随意了,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形,就被说淡了,说滥了。
那些神圣的东西,往往是天天默念着的,而不会天天挂在嘴边;那些神圣的字眼,往往在很庄重的场合才说出,而不会使之被轻慢了,被亵渎了。
我们不难看到,对于那些天天只是被喊喊的东西,往往是不甚了了的。天天念社会主义,却并不知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也常常说着马克思主义,却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几本书。如果真的意识到分量很重,就只会在恰当的时候郑重点出。
对于教育,我们是否真的觉得它很神圣?是否真的觉得它很神秘?如果真的认为教育很深奥,真的认为教育很奇妙,你会随意地不断地念叨“教育”二字吗?
教育已经真的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吗?真的是耶和华吗?真的是可以显灵的菩萨吗?如果真是这样,就一定会是想得多,喊得少;一定会在庄严的场合、庄重的时候才说出。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恰恰不是“教育”二字说得最多的人。
二
教育工作者说“教育”二字本来是寻常事,但教育不寻常。当教育工作者深知自己工作的含义与价值时,就会对教育抱着不寻常的态度,注入不寻常的热情,贡献不寻常的精力,拿出不寻常的智慧来,从而在说“教育”二字时也不寻常。
教育与一般的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基本上是自己的事,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学问就是了;教育与自己的身体锻炼也不一样,教育是必然涉及他人的事,锻炼身体如打太极拳,跑步,都是可以只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教育与经商、做买卖,也不太相同。做买卖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者与卖者之间是平等的,谁不愿意都可随时退出。有教育,就有受教育者,这两者的关系,在良好的环境下,也是平等的;但是,不对称、不对等的情形很多,很容易导致不平等。弱势的一方往往是受教育者。即使有良好的体制与管理,能尽可能地保障受教育者的平等地位与相应的权益,不对称、不对等的情形还是在所难免的。因而,教育者自觉到这一点既不容易,同时又特别重要。
教育者特别重要的一项品质就是不以教育者自居。很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受教育者面前不总是唠叨着“教育”、“教育”,更多考虑的是,受教育者会不会真的喜欢自己的教育工作;受教育者是否真正受益于自己的教育活动;是否能在这种活动中健康成长,自己的活动能否成为真正的教育。
尤其不同的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从这一点来看,教育工作又具有对称性,并且比买卖一类的商业活动的对称性更强。
教育者不仅曾经是受教育者,而且在其进行教育活动之时,他也是受教育者。能不能切实视自己亦为受教育者,这是教育者的一种高级境界。
不仅在教育者羽毛尚不丰满时需要这样,需要以受教育者的心态去进行教育,需要去体验,而且,即使在有了很高的学问,很丰富的教学经验之后,也要同受教育者站在一块,设身处地;也应去虚心体悟,从而使自己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
当教育成为一种艺术的时候,它会是主客体的高度融合,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浑然一体。教育是交谈,不是唠叨;教育是亲近,不是摆布;教育是权利,不是恩赐;教育是启迪,不是外加;教育是欣赏,不是耳提面命;教育是平等者的对话,不是独角戏;教育是心与心的照映,不是单口相声。
既然是这样,教育者怎么会经常把“教育”二字放在口中而不是放在心上呢?若不是放在心上,教育者怎么会真诚地视自己亦为受教育者呢?
三
从事教育,就像练功一样,是要多做少说的;亦如练功一样,是心到自然成的。只不过,教师的“做”与“练功”有所不同;教师天天讲课,不就是天天在说吗?其实,教师的这种“说”正是一种“做功”。这种“说”并非“说教”,而是“说书”,是口头艺术,是歌唱的一种特殊形式。恰恰,在这样一个形式中,一个过程中,最不容易说出那个不必说出的“教育”二字来,它就潜于其中了。反而,把“教育”二字说得很多的人,教育的实际内容并不多,更不可能精彩。
在现实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特别爱把“教育”二字挂在嘴边的人。政工人员中,这种人比较容易看到。因为他们之中比较容易出现,所以也比较容易看到。为什么比较容易出现呢?也难怪他们,一种特殊的处境,使他们较多地想着去教育别人,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去改变思想之类,甚至就只想着这些。就这样单方面想着,也就单方面说着。
如果他们也能有受教育者的心态,一半对一半,教育与受教育同时同等存在于自己身上,他们也不会总在口中念着“教育”二字。他们之中也会有不少优秀者是能做到这一地步的,虽然有一定的困难,特殊一点的困难。
在没有走到这一地步时,教育本应有的那种平等、亲近、交谈、映照和艺术就很难体现出来。而独角戏、单口相声、训令、说教一类的东西就很容易出现。
还有些教育管理者们,还有一些教育行政官员,他们也把“教育”二字念得比较勤。他们更难有受教育者的心态。并且,说得多做得少的毛病特别突出。二十多年前就说要把教育经费增加到GDP的4%以上,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没有达到4%,还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不要说跟发达国家的6%相比了。
实际上,把教育经费提高到GDP总量的5%,甚至6%,这比在口中说一万次“教育”或“教育重要”都更有力量,甚至不必再说了,人们就会明白。长期停留在4%以下,说一万次也没用。
四
远古时代,人就把教育一起带到了人间;在文明来到之前,教育就以非文本的形式展开了;而文明史虽以文字为标志,可实质上的标志仍然是教育;现代,对待教育的态度几乎就是衡量一个政权的基本性质的尺度。
人们说邓小平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说他的改革开放的大略。其实,他对教育所说的话迄今为止在中国领导人中是最重的,并且,确实把中国教育推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这是很了不起的。但了不起的人所说的话也不一定都说够了,说准了。比如,他说宁肯牺牲一点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这表现了很大的决心,也很有现实意义;然而,把教育搞上去了,经济会搞得更好,发展得更好,因而并不是牺牲经济;如果不认真把教育搞上去,那才真的会损害或牺牲经济,几亿文盲,经济怎么快得起来?
还有,他说过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很有气势,也很有指导意义。但也缺了一桩,缺了一个根基:面向人的发展。教育还要想着保护和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优良传统。教育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国教育既要面向世界,更要立足中国;中国教育既要面向未来,也要立足于今日,要以坚实的步伐始于足下。一个口号不可能说得那样周到,所以这些问题也无妨“三个面向”的现实价值。更可贵的是,邓小平所特别看重的是扎扎实实去做,去发展教育,而不是在口头上说多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
(责任编辑 黄建新)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
[摘 要]那些神圣的字眼,往往在很庄重的场合才说出;而对于那些天天只是被喊喊的东西,往往是不甚了了的。如果教育真的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就一定会在庄严的场合、庄重的时候才说出。教育与一般的做学问不一样,与经商、做买卖也不相同。教育者特别重要的一项品质就是不以教育者自居,需要以受教育者的心态去进行教育,去虚心体悟,从而使自己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一些政工人员、教育管理者们,还有一些教育行政官员,他们把“教育”二字念得比较勤,难有受教育者的心态。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恰恰将“教育”二字说得不多。
[关键词]教育;神圣;教育者;受教育者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4-0109-03
有些人口里常说“教育”、“教育”,有些人则很少说。这种差别反映什么实际内容吗?
那些慎说“教育”二字,因而也较少说“教育”二字的人,的确是有考究的。
为什么要少说“教育”二字呢?教育工作者不是天天在进行教育吗?不是年年月月在从事教育吗?为什么要少说这两个字呢?确实还是有原因的。
一
在一个人的心目中,那些神圣的东西,那些神奇的字眼,通常就是不轻易说出的。
要吃饭了,要上班了,还是天天做的,也天天念,天天喊着的。吃饭、工作都很重要。然而,神圣的东西是含于其中的。天天写教案,天天讲课,也是常要挂在嘴边的,然而,神圣的事业是隐于其中的。
又比如,我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我的天地日月,很神圣,一般是默念在心中,而不轻易挂在嘴边的。每逢礼拜,则以十分正式和庄严的形式与真主神往。生怕对菩萨有所不敬,生怕冒犯了,生怕菩萨不再显灵。说多了,说得太随意了,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形,就被说淡了,说滥了。
那些神圣的东西,往往是天天默念着的,而不会天天挂在嘴边;那些神圣的字眼,往往在很庄重的场合才说出,而不会使之被轻慢了,被亵渎了。
我们不难看到,对于那些天天只是被喊喊的东西,往往是不甚了了的。天天念社会主义,却并不知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也常常说着马克思主义,却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几本书。如果真的意识到分量很重,就只会在恰当的时候郑重点出。
对于教育,我们是否真的觉得它很神圣?是否真的觉得它很神秘?如果真的认为教育很深奥,真的认为教育很奇妙,你会随意地不断地念叨“教育”二字吗?
教育已经真的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吗?真的是耶和华吗?真的是可以显灵的菩萨吗?如果真是这样,就一定会是想得多,喊得少;一定会在庄严的场合、庄重的时候才说出。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恰恰不是“教育”二字说得最多的人。
二
教育工作者说“教育”二字本来是寻常事,但教育不寻常。当教育工作者深知自己工作的含义与价值时,就会对教育抱着不寻常的态度,注入不寻常的热情,贡献不寻常的精力,拿出不寻常的智慧来,从而在说“教育”二字时也不寻常。
教育与一般的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基本上是自己的事,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学问就是了;教育与自己的身体锻炼也不一样,教育是必然涉及他人的事,锻炼身体如打太极拳,跑步,都是可以只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教育与经商、做买卖,也不太相同。做买卖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者与卖者之间是平等的,谁不愿意都可随时退出。有教育,就有受教育者,这两者的关系,在良好的环境下,也是平等的;但是,不对称、不对等的情形很多,很容易导致不平等。弱势的一方往往是受教育者。即使有良好的体制与管理,能尽可能地保障受教育者的平等地位与相应的权益,不对称、不对等的情形还是在所难免的。因而,教育者自觉到这一点既不容易,同时又特别重要。
教育者特别重要的一项品质就是不以教育者自居。很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受教育者面前不总是唠叨着“教育”、“教育”,更多考虑的是,受教育者会不会真的喜欢自己的教育工作;受教育者是否真正受益于自己的教育活动;是否能在这种活动中健康成长,自己的活动能否成为真正的教育。
尤其不同的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从这一点来看,教育工作又具有对称性,并且比买卖一类的商业活动的对称性更强。
教育者不仅曾经是受教育者,而且在其进行教育活动之时,他也是受教育者。能不能切实视自己亦为受教育者,这是教育者的一种高级境界。
不仅在教育者羽毛尚不丰满时需要这样,需要以受教育者的心态去进行教育,需要去体验,而且,即使在有了很高的学问,很丰富的教学经验之后,也要同受教育者站在一块,设身处地;也应去虚心体悟,从而使自己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
当教育成为一种艺术的时候,它会是主客体的高度融合,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浑然一体。教育是交谈,不是唠叨;教育是亲近,不是摆布;教育是权利,不是恩赐;教育是启迪,不是外加;教育是欣赏,不是耳提面命;教育是平等者的对话,不是独角戏;教育是心与心的照映,不是单口相声。
既然是这样,教育者怎么会经常把“教育”二字放在口中而不是放在心上呢?若不是放在心上,教育者怎么会真诚地视自己亦为受教育者呢?
三
从事教育,就像练功一样,是要多做少说的;亦如练功一样,是心到自然成的。只不过,教师的“做”与“练功”有所不同;教师天天讲课,不就是天天在说吗?其实,教师的这种“说”正是一种“做功”。这种“说”并非“说教”,而是“说书”,是口头艺术,是歌唱的一种特殊形式。恰恰,在这样一个形式中,一个过程中,最不容易说出那个不必说出的“教育”二字来,它就潜于其中了。反而,把“教育”二字说得很多的人,教育的实际内容并不多,更不可能精彩。
在现实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特别爱把“教育”二字挂在嘴边的人。政工人员中,这种人比较容易看到。因为他们之中比较容易出现,所以也比较容易看到。为什么比较容易出现呢?也难怪他们,一种特殊的处境,使他们较多地想着去教育别人,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去改变思想之类,甚至就只想着这些。就这样单方面想着,也就单方面说着。
如果他们也能有受教育者的心态,一半对一半,教育与受教育同时同等存在于自己身上,他们也不会总在口中念着“教育”二字。他们之中也会有不少优秀者是能做到这一地步的,虽然有一定的困难,特殊一点的困难。
在没有走到这一地步时,教育本应有的那种平等、亲近、交谈、映照和艺术就很难体现出来。而独角戏、单口相声、训令、说教一类的东西就很容易出现。
还有些教育管理者们,还有一些教育行政官员,他们也把“教育”二字念得比较勤。他们更难有受教育者的心态。并且,说得多做得少的毛病特别突出。二十多年前就说要把教育经费增加到GDP的4%以上,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没有达到4%,还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不要说跟发达国家的6%相比了。
实际上,把教育经费提高到GDP总量的5%,甚至6%,这比在口中说一万次“教育”或“教育重要”都更有力量,甚至不必再说了,人们就会明白。长期停留在4%以下,说一万次也没用。
四
远古时代,人就把教育一起带到了人间;在文明来到之前,教育就以非文本的形式展开了;而文明史虽以文字为标志,可实质上的标志仍然是教育;现代,对待教育的态度几乎就是衡量一个政权的基本性质的尺度。
人们说邓小平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说他的改革开放的大略。其实,他对教育所说的话迄今为止在中国领导人中是最重的,并且,确实把中国教育推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这是很了不起的。但了不起的人所说的话也不一定都说够了,说准了。比如,他说宁肯牺牲一点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这表现了很大的决心,也很有现实意义;然而,把教育搞上去了,经济会搞得更好,发展得更好,因而并不是牺牲经济;如果不认真把教育搞上去,那才真的会损害或牺牲经济,几亿文盲,经济怎么快得起来?
还有,他说过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很有气势,也很有指导意义。但也缺了一桩,缺了一个根基:面向人的发展。教育还要想着保护和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优良传统。教育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国教育既要面向世界,更要立足中国;中国教育既要面向未来,也要立足于今日,要以坚实的步伐始于足下。一个口号不可能说得那样周到,所以这些问题也无妨“三个面向”的现实价值。更可贵的是,邓小平所特别看重的是扎扎实实去做,去发展教育,而不是在口头上说多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
(责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