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汉以后，独角类动物作为镇墓兽分布在从河西至华北的黄河流域全境。河西走廊的武威、酒泉和嘉峪关等地均有出土，材质以青铜器和木雕为主，也多见于魏晋画像石墓中。从原型上看，以马、牛、羊的形象为主，但也有类似狮、豹等猛兽的特征出现。这类母题多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在制作工艺等方面也吸取了多元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独角兽;河西走廊;獬豸
　　独角类动物属于“合成兽”，早在《山海经》中就有相关记载，其形象并不固定，有状如赤豹的狰，状如牛的兕，状如马的驳等。后世文献中也有许多描写。《说文解字》中说：“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汉书·司马相如列传》颜师古注：“解，似鹿而一角。”东汉王充《论衡》：“獬豸者，一角之羊也。”由此可见，独角类动物形象的原型非常多样，有凶猛的狮子、豹子，也有温顺的牛、羊等。其常被称为獬豸，但也有学者认为獬豸多是正义明辨的象征，与独角类动物常作为镇墓兽出现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①
　　东汉以后，独角类动物作为镇墓兽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陕西、山东等地均有出现。甘肃境内多分布在河西走廊的武威、酒泉和嘉峪关等地，器物材质以青铜器和木雕为主，也常绘于魏晋画像石墓的画像砖中。本文将从材质和形制上对其进行初步分类，再分析其蕴含的文化因素。
　　1 青铜类
　　1958年，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酒泉市下河清18号墓中发现了一件独角兽，其位于墓前室前端，头向门外，低头做前冲状。全长75厘米，高20厘米，通体装饰鳞甲纹（图1）。此件文物为东汉时期遗物，现藏于甘肃博物馆。之后在嘉峪关文殊镇汉魏墓中也有同类器物出土。其位于前室的正中，头朝向墓道。长41.5厘米，宽14.8厘米，器身装饰线纹（图2）。从形制上看，这两件青铜独角兽均为头部低垂，尾部扬起，身体呈波浪状，起伏较为明显，看起来颇为健壮。最明显的区别可能在于背部的鬃毛，嘉峪关文殊镇出土独角兽鬃毛为单根伫立状，酒泉下河清出土则整体服帖于背部。其次酒泉下河清出土的独角兽嘴部不甚明显，类似马的形象。嘉峪关文殊镇出土的独角兽则张口露齿，有学者认为其原型可能更接近于狮子的形象。②同时期的山东诸城也出土了青铜獬豸。但与河西走廊这件相比，对动物五官的刻画较为抽象，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差别较为明显。从制作工艺上看，河西走廊出土这几件青铜独角兽四肢多为铆接，尾部拼插在一起，可见当时的青铜制作工艺已十分纯熟。
　　2 木雕类
　　先秦时期楚国的木雕艺术已十分发达。传入河西地区后，因当地干燥少雨，适于木俑的保存，木雕制作工艺得以蓬勃发展。武威地区汉墓中的木雕堪称汉代木雕的代表，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的汉墓中均出现有木雕动物俑。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出土了数十件木雕独角兽形象，多采用白杨木，用多块木料榫卯拼接而成。彩绘多为白底加红黑图案，多为半圆式卷曲纹。从原型上看多类似于羊，与牛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从类型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类似青铜类独角兽，身体呈波浪状起伏（图3）;另一类背部平缓，身体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尾部高高翘起（图4）。有学者认为，武威地区出土木雕形貌特征的再现来自创造者对生活的观察与理解后进行再创作，是带有表现色彩的写实性艺术。①独角类动物虽属于“合成兽”，但工匠在创作时也多以日常中常见的动物为原型，再加上自身的想象，达到虚幻的效果。
　　从身体姿态来看，有的呈原地伫立状，有的抬起前蹄，与现实中羊的形象所差无几。有的则四肢展开，看起来蓄势待发。图4这一件独角兽虽然彩绘脱落比较严重，但对身体细节的刻画弥补了这种不足，给人留下生动的印象。在笔者看来，其腿部较为粗壮，蹄部也为两个半蹄，可能更类似于牛的形象。
　　武威的汉代木雕贯穿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独角兽类木雕在西汉晚期就已出现，多为第一类。之后到东汉中期，二类独角兽木雕大量出现，与青铜类独角兽的时间基本一致。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独角兽相比，武威的木雕独角兽较为瘦长，腿部较细。例如，西安潘家庄出土的陶独角兽背部有翅膀，蹄部类似牛，其整体与牛的形象也更为相似，体型健硕，腿部粗壮（图5）。
　　3 壁画类
　　1979年，嘉峪关新城发掘了两座画像砖墓，出土了100余件画像砖，生动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嘉峪关地区的社会生活。其中嘉峪关新城十三号墓出土了绘有独角兽形象的画像砖（图6）。与出土的独角兽实物不同，这件画像砖绘制的独角兽形象与牛、羊的形象差距较大，背部的鬃毛和尾部的斑点与狮、豹类猛兽更为相似。《山海经·西山经》记载：“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驳，是食虎豹，可以御兵。”这一件器物上绘制的独角兽形象可能与其有关。其腹部三道纹饰有可能是表现肌肉，也有可能是表现独角兽的翅膀部位。
　　新城十三号墓为魏晋时期的墓葬，同时期楼兰壁画墓中也绘有独角类动物形象。其身体像牛，怒目圆睁，形象可能来源于犀牛。楼兰壁画墓多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也多有罗马和贵霜文化的因素。①
　　4 河西走廊独角类动物的特点
　　首先，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无论独角兽形象的材质如何，其所处的河西走廊地区都是从汉武帝设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开始发展的，屯田的士兵来自关内，他们也带来了掌握木雕和绘画工艺的工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楚王因獬豸能辨别曲直，将其制作为官帽。河西地区将独角类动物作为镇墓兽形象，应也是取其“明辨正义”的象征，是儒家思想的体现。②
　　其次，创作上注重虚拟和现实的统一。西汉末期西王母信仰在民间流传开来，独角类动物被看作引领死者前往西王母世界的神兽。当时汉使到达今阿富汗附近的乌弋山离国，认为更远的条支（今叙利亚）有弱水，接近西王母居住的地方。乌弋山离国有桃拔、狮子、犀牛，这几类动物能领导人们到达西王母世界。桃拔，似鹿长尾，一角者为天禄，两角者为辟邪（《汉书》孟康注）。因此在独角兽形象的塑造中，多以这几类动物为原型。
　　此外，其与其他地区出土的独角兽形象可能也存在渊源关系。早在公元前2350年至前1750年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中，就出现了独角兽形象的印章（图7）。这类印章多带有宗教色彩，被当作家族徽印或个人印信，是身份的象征。③其原形似母牛，还刻有铭文，可惜尚未破译。哈拉帕文化出土的印章中出现了许多《山海经》中记载的神兽形象，但此类独角兽形象是否与河西地区发现的独角兽形象存在渊源关系尚不可知，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在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墓中，也出现了以羚羊和雪豹形象为原型的独角兽，其中的雪豹类独角兽怒目圆睁，带有翅膀，多用于马饰。这类器物常被看作受到汉文化中麒麟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匈奴的这种独角兽形象多处于贵族墓中，可能源于匈奴政治系统里的“十角王”，反映了匈奴人对团结和统一的追求。④
　　5 结语
　　河西走廊地区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碰撞的摇篮，出土的独角类动物广泛吸收中原汉文化因素，也可能受到西域乃至域外文化的影响。其植根于现实生活，又不乏虚幻的想象，体现了虚拟和现实的统一。这类器物的独特性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希望能在之后的研究中更加明确其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