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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刊载了署名“张明东”的一篇两千余字的短评，题为《评(女工赵梅英>》。该文批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女工赵梅英》中的主角“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神经质的人物，一个不可捉摸的、难以理解的穿着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并指出：“《女工赵梅英》的作者已经重视了描写工人阶级，并提出了教育转变落后分子的有益主题，这些都是很好的，但由于存在上述的许多缺点，使这个作品不能获得作者预期的效果。所以由此可见，今天单解决了‘写什么’还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解决‘如何写’的问题，也就是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和政策的学习，进一步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样才能写出对读者有益处对革命有贡献的作品来。”
这是解放初在全国性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批评路翎的文章。
胡风读过这篇短评后感到非常震惊：该文虽然沿袭着两年前胡绳批评路翎小说的基调，并无什么新意，但旧话重提显然是另有机心，这也许预示着又一次“围攻”的来临吧；该文虽肯定了路翎追随主流的意图，但嫌他的归顺还不够彻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或许就是有关方面给“胡风派”传递的有意味的信号吧。胡风是编刊物的行家里手，熟知用化名来布“疑阵”的技巧。他认为，如此有分量的短评，应该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张明东”所能写得出的。他猜测，“张明东”也许是主流派某位“猛人”的化名。如果能把此人的真身找出来，不仅可以解开上述疑窦，还可以给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的丁玲一个难堪。
如何才能找出“张明东”的真身呢?胡风当然有办法。短评是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编辑部肯定知道批评者的真实姓名，这可以让被批评者路翎去打探。短评结尾有“五月三日(作)于杭州”的字样，可以让杭州的朋友方然和冀滴去查询。
先说让路翎去《文艺报》打探的情况——
5月31日胡风给路翎去信，嘱咐他对《文艺报》进行一下“试攻”。于是，路翎心领神会地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指责作者认识现实错误，对待具体作品机械，态度不诚恳”，并要求与批评者直接“通信”。6月15日路翎收到《文艺报》编辑部的复信，当天即致信胡风称：“得《文艺报》一回信。‘关于你信里所提的问题，丁玲同志欢迎你来面谈。’看来这一下倒敲中了一点，他们交不出批评家来。我准备搁它两天，下星期去。就跟他们那么谈!”胡风得信后，喜忧参半，喜的是“试攻”已见初步成果，忧的是路翎小看了丁玲；遂赶紧于6月19日去信，叮嘱道：“见过主编否?她是很自信的人。不知谈得如何?客气些，找出那个‘批评家’来。但似乎应找康、马谈谈，可以多学习些。”胡风是丁玲的老朋友，他当然清楚路翎绝非丁玲的对手，根本不可能从她嘴里套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建议他还是去找《文艺报》的编委康濯和马烽，暗示从他们那里更容易获得相关信息。
接下来的事情果然被胡风不幸言中，丁玲确实不是那么好算计的。6月21日路翎接到丁玲打来的电话，约好22日面谈。第二天正待前往时，突然又接到丁玲的电话，说是“暂时没有空”，改期再约。他于是怅惘地等待，却不料丁玲从此杳如黄鹤。不过，路翎倒是从康濯处打听到一些并非全然无用的信息。7月下旬路翎与康濯有过一次面谈的机会，打听到丁玲完全赞成“张明东”的批评意见，8月下旬路翎又与康濯长谈一次，“从他的口里还猜到，批评《赵梅英》的那文字大约是由编委会提供材料和见解由作者写的……”(8月21日路翎致胡风信)
“张明东”似乎真有其人，胡风感到非常困惑。
再说委托同人在杭州查询的情况——
6月中旬，胡风因事赴杭州，与同人方然、冀汸谈到路翎受批评事时，顺便委托他们查找“张明东”。方然时任“杭州市新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冀汸为协会理事，要查清“张明东”的真实身份似非难事。
不料，查询事却久久没有回音。6月25日胡风又致信冀汸，催促道：“你务必去找一找余芳，请她也找一找那个张明东。如果杭州找不出这个大批评家，就可以理解许多问题。但此事不必和声兄(朱声，即方然)谈，他似乎不愿预闻这类事，实际上，他也以不知道为好。余芳说找一份声兄周年的文章给我，也还未寄来。”原来，事情卡在方然的手上。方然是舒芜的同乡好友，解放前担任过胡凤同人刊物《呼吸》和《荒鸡文丛》的主编，思想激进，文风泼辣，新中国初期却懈于参与“胡风派”同人的活动，有积极靠拢主流的表示。胡风信中说“他似乎不愿预闻这类事”，有不满的意味；想看看他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撰写的文章，则有审查的意味。信中提到的“余芳”，原名许济华，又名许伽，女诗人，时任《浙江日报》工作人员，且为《文艺报》特约通讯员。胡风请她帮忙寻找“张明东”，应该是看中了她的后一个身份。
7月初冀涝来信，告之余芳打听到的消息。胡风复信道：“果然是大干部!似乎是深知文坛的。我还怀疑是临时要他代‘张明东’负责的，因为，路兄巳去信要和‘张’通信讨论，主编还没有交出地址来云。”原来，余芳所找到的“张明东”是位在当地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干部。但胡风不肯轻信，仍怀疑此人是被《文艺报》拖来为某位主流批评家“顶缸”的。 胡风寻找“张明东”事就此不了了之。 实际上，当代文坛上的确有一位笔名为“张明东”的批评家，据网上介绍：
谢云(1925一)，笔名张明东。江苏南通人。中共党员。中学毕业。1949年起历任中共区委书记，解放军某军政治部干事，省部级党的领导机关干部。对外文委副司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人物》杂志主编、编审。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集《当代杂文选粹·谢云卷》、《五味集》，另外发表杂文、随笔、文学评论数十篇。(http：／／baike.baidu，com／view／980346.htm)。
笔者查阅了1949年至1955年的《文艺报》，署名“张明东”的只有上面提到的那篇短评，署名“谢云”的却有如下五篇评论：
《不应该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吗?》(1951年第8号)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951年第10号)
《苏联文艺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1953年第6号)
《谈作品的语言》(1953年第3号)
《不可取轻忽的态度》(1953年第8号)
由此推断，谢云(张明东)当年很可能是《文艺报》的通讯员。
谢君迄今仍驰骋文坛。如果他能读到笔者这篇文章，或许会有兴趣谈谈当年撰写那篇短评的经过吧。
附带提一句，1954年11月7日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言，痛斥“《文艺报》是大特权，作为它的基本群众的通讯员当然是小特权”，其中就包含有对“张明东”的怨气。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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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德奥战俘营》，李学通、古为明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32.00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千余名德国、奥地利战俘在中国的俘虏收容所里，在那曾经的皇家园林、行宫之中，在东北的茫茫雪原之上，踢足球、打网球、荡秋千、玩保龄，悠然惬意地享受着贵族般的生活。他们为何来到中国?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段迄今为止尚未全部揭开的秘密，这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这是人类灾难史中一缕温暖的斜阳。这本书用大量珍贵历史照片，为您讲述这鲜为人知的故事。
《大学校长林文庆》，严春宝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36.00元
这本书图文并茂，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私立时期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传记性著作。作为一名海外华人，林文庆全程主掌厦大16年，为厦门大学赢得了“南方之强”的美誉。但因种种原因，林文庆成了中国大学发轫史上一个无辜的牺牲品!这本书以大量的中外文献史料为依据，力图拨开团团的历史迷雾，吹去层层的政治浮尘。重新向世人诠释林文庆那富于传奇性的悲剧人生，使一个爱国者、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的崇高形象昂然矗立于人们的心中。
这是解放初在全国性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批评路翎的文章。
胡风读过这篇短评后感到非常震惊：该文虽然沿袭着两年前胡绳批评路翎小说的基调，并无什么新意，但旧话重提显然是另有机心，这也许预示着又一次“围攻”的来临吧；该文虽肯定了路翎追随主流的意图，但嫌他的归顺还不够彻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或许就是有关方面给“胡风派”传递的有意味的信号吧。胡风是编刊物的行家里手，熟知用化名来布“疑阵”的技巧。他认为，如此有分量的短评，应该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张明东”所能写得出的。他猜测，“张明东”也许是主流派某位“猛人”的化名。如果能把此人的真身找出来，不仅可以解开上述疑窦，还可以给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的丁玲一个难堪。
如何才能找出“张明东”的真身呢?胡风当然有办法。短评是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编辑部肯定知道批评者的真实姓名，这可以让被批评者路翎去打探。短评结尾有“五月三日(作)于杭州”的字样，可以让杭州的朋友方然和冀滴去查询。
先说让路翎去《文艺报》打探的情况——
5月31日胡风给路翎去信，嘱咐他对《文艺报》进行一下“试攻”。于是，路翎心领神会地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指责作者认识现实错误，对待具体作品机械，态度不诚恳”，并要求与批评者直接“通信”。6月15日路翎收到《文艺报》编辑部的复信，当天即致信胡风称：“得《文艺报》一回信。‘关于你信里所提的问题，丁玲同志欢迎你来面谈。’看来这一下倒敲中了一点，他们交不出批评家来。我准备搁它两天，下星期去。就跟他们那么谈!”胡风得信后，喜忧参半，喜的是“试攻”已见初步成果，忧的是路翎小看了丁玲；遂赶紧于6月19日去信，叮嘱道：“见过主编否?她是很自信的人。不知谈得如何?客气些，找出那个‘批评家’来。但似乎应找康、马谈谈，可以多学习些。”胡风是丁玲的老朋友，他当然清楚路翎绝非丁玲的对手，根本不可能从她嘴里套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建议他还是去找《文艺报》的编委康濯和马烽，暗示从他们那里更容易获得相关信息。
接下来的事情果然被胡风不幸言中，丁玲确实不是那么好算计的。6月21日路翎接到丁玲打来的电话，约好22日面谈。第二天正待前往时，突然又接到丁玲的电话，说是“暂时没有空”，改期再约。他于是怅惘地等待，却不料丁玲从此杳如黄鹤。不过，路翎倒是从康濯处打听到一些并非全然无用的信息。7月下旬路翎与康濯有过一次面谈的机会，打听到丁玲完全赞成“张明东”的批评意见，8月下旬路翎又与康濯长谈一次，“从他的口里还猜到，批评《赵梅英》的那文字大约是由编委会提供材料和见解由作者写的……”(8月21日路翎致胡风信)
“张明东”似乎真有其人，胡风感到非常困惑。
再说委托同人在杭州查询的情况——
6月中旬，胡风因事赴杭州，与同人方然、冀汸谈到路翎受批评事时，顺便委托他们查找“张明东”。方然时任“杭州市新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冀汸为协会理事，要查清“张明东”的真实身份似非难事。
不料，查询事却久久没有回音。6月25日胡风又致信冀汸，催促道：“你务必去找一找余芳，请她也找一找那个张明东。如果杭州找不出这个大批评家，就可以理解许多问题。但此事不必和声兄(朱声，即方然)谈，他似乎不愿预闻这类事，实际上，他也以不知道为好。余芳说找一份声兄周年的文章给我，也还未寄来。”原来，事情卡在方然的手上。方然是舒芜的同乡好友，解放前担任过胡凤同人刊物《呼吸》和《荒鸡文丛》的主编，思想激进，文风泼辣，新中国初期却懈于参与“胡风派”同人的活动，有积极靠拢主流的表示。胡风信中说“他似乎不愿预闻这类事”，有不满的意味；想看看他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撰写的文章，则有审查的意味。信中提到的“余芳”，原名许济华，又名许伽，女诗人，时任《浙江日报》工作人员，且为《文艺报》特约通讯员。胡风请她帮忙寻找“张明东”，应该是看中了她的后一个身份。
7月初冀涝来信，告之余芳打听到的消息。胡风复信道：“果然是大干部!似乎是深知文坛的。我还怀疑是临时要他代‘张明东’负责的，因为，路兄巳去信要和‘张’通信讨论，主编还没有交出地址来云。”原来，余芳所找到的“张明东”是位在当地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干部。但胡风不肯轻信，仍怀疑此人是被《文艺报》拖来为某位主流批评家“顶缸”的。 胡风寻找“张明东”事就此不了了之。 实际上，当代文坛上的确有一位笔名为“张明东”的批评家，据网上介绍：
谢云(1925一)，笔名张明东。江苏南通人。中共党员。中学毕业。1949年起历任中共区委书记，解放军某军政治部干事，省部级党的领导机关干部。对外文委副司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人物》杂志主编、编审。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集《当代杂文选粹·谢云卷》、《五味集》，另外发表杂文、随笔、文学评论数十篇。(http：／／baike.baidu，com／view／980346.htm)。
笔者查阅了1949年至1955年的《文艺报》，署名“张明东”的只有上面提到的那篇短评，署名“谢云”的却有如下五篇评论：
《不应该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吗?》(1951年第8号)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951年第10号)
《苏联文艺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1953年第6号)
《谈作品的语言》(1953年第3号)
《不可取轻忽的态度》(1953年第8号)
由此推断，谢云(张明东)当年很可能是《文艺报》的通讯员。
谢君迄今仍驰骋文坛。如果他能读到笔者这篇文章，或许会有兴趣谈谈当年撰写那篇短评的经过吧。
附带提一句，1954年11月7日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言，痛斥“《文艺报》是大特权，作为它的基本群众的通讯员当然是小特权”，其中就包含有对“张明东”的怨气。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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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德奥战俘营》，李学通、古为明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32.00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千余名德国、奥地利战俘在中国的俘虏收容所里，在那曾经的皇家园林、行宫之中，在东北的茫茫雪原之上，踢足球、打网球、荡秋千、玩保龄，悠然惬意地享受着贵族般的生活。他们为何来到中国?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段迄今为止尚未全部揭开的秘密，这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这是人类灾难史中一缕温暖的斜阳。这本书用大量珍贵历史照片，为您讲述这鲜为人知的故事。
《大学校长林文庆》，严春宝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36.00元
这本书图文并茂，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私立时期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传记性著作。作为一名海外华人，林文庆全程主掌厦大16年，为厦门大学赢得了“南方之强”的美誉。但因种种原因，林文庆成了中国大学发轫史上一个无辜的牺牲品!这本书以大量的中外文献史料为依据，力图拨开团团的历史迷雾，吹去层层的政治浮尘。重新向世人诠释林文庆那富于传奇性的悲剧人生，使一个爱国者、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的崇高形象昂然矗立于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