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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春，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一个人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翻译一本外文书，很投入，错把墨汁当义乌红糖蘸着粽子吃。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有3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其中就包括在1920年夏秋读到的那本书。
两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那个在油灯下认真翻译的青年学者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陈望道，而那个“幽灵”的载体、那本影响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书就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红色经典”《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渐渐影响中国
1845年2月，一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年轻人因为“传播反动言论”（从事共产主义宣传活动），被普鲁士反动政府和法国当局逐出国境，辗转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4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从巴门迁来此地。从此，这两位天才、巨人、战友和同志开始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合作。
所幸的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白天鹅咖啡馆找到了思想与心灵的居所。白天鹅咖啡馆的大厅没有窗，灯光略显昏暗。马克思总是习惯选择进门左手的角落坐下，或是独自思考，或是与人讨论。在这里，陪伴他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恩格斯。
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一起相处的半个月里，共同探讨了如何起草《宣言》，对纲领的具体内容、结构、大纲和部分细节交换了意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最后，将《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合二为一地进行了修改和创作。在恩格斯因事返回巴黎后，马克思单独执笔完成了初稿，并定名为《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互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仅23页，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仅几百册，但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世界共运史上公认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成为掀起大半个世界思想波澜的鸿篇巨制。德文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很快被译成法文、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而风靡世界。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由自发翻译介绍到自觉研究介绍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李大钊。1918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在第16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恩格斯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有了更多、更完整的译本。《共产党宣言》呈燎原之势在中国广泛传播，从众多的译本上就可得以证明。
一封特殊的约稿信
《共产党宣言》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陈望道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1891年，陈望道出生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分水塘小村庄里。少年时期的陈望道在家乡私塾中接受了传统教育。16岁时，他到义乌的绣湖书院学习，以后又到金华、上海等地求学。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起初在东洋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后来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日本著名的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1919年6月初，陈望道从日本毅然返回祖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员。后因“一师风潮”离开“一师”，于1920年春回到故乡义乌。
当年，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以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当时，戴季陶是孙中山的秘书，又是陈独秀眼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戴季陶当时确实极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深知此书的分量，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包含有极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因此，要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要做到文字的传神就更不容易了。恩格斯也曾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戴季陶望而却步，这事就耽搁下来了。
1920年1月，陈独秀乔装成一个商人，坐上李大钊赶的骡车，悄悄离开了北京。分别之际，他们相约在南北各自活动，组建一个政党。建党首先需要一种理论武装，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翻译成中文。
戴季陶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创立时是陈独秀的密友，他当时已成为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为此，他再次萌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意念，想将译作首先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他的想法得到《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的赞成。但由谁来翻译呢？邵力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于是，一纸邀稿函飞到了陈望道手中，并随函附来了一本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到达上海不久，便听说浙江义乌有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研究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依据的是一本日文版。陈独秀大喜过望，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
《共产党宣言》陈译本的问世，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仅平民书社就重印了10次，到1926年5月已是第17版了。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陪伴他的是一本《共产党宣言》，鲜红的党旗映衬着他那安详的面容。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的初版，既没有精美装帧，也没有采用优质纸张，但在那个时代却犹如一面旗帜，指引着革命者前行。现存的11册首版中译本中，以上海图书馆藏本品相为上佳，被列为一级文物。
两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那个在油灯下认真翻译的青年学者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陈望道，而那个“幽灵”的载体、那本影响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书就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红色经典”《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渐渐影响中国
1845年2月，一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年轻人因为“传播反动言论”（从事共产主义宣传活动），被普鲁士反动政府和法国当局逐出国境，辗转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4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从巴门迁来此地。从此，这两位天才、巨人、战友和同志开始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合作。
所幸的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白天鹅咖啡馆找到了思想与心灵的居所。白天鹅咖啡馆的大厅没有窗，灯光略显昏暗。马克思总是习惯选择进门左手的角落坐下，或是独自思考，或是与人讨论。在这里，陪伴他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恩格斯。
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一起相处的半个月里，共同探讨了如何起草《宣言》，对纲领的具体内容、结构、大纲和部分细节交换了意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最后，将《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合二为一地进行了修改和创作。在恩格斯因事返回巴黎后，马克思单独执笔完成了初稿，并定名为《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互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仅23页，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仅几百册，但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世界共运史上公认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成为掀起大半个世界思想波澜的鸿篇巨制。德文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很快被译成法文、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而风靡世界。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由自发翻译介绍到自觉研究介绍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李大钊。1918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在第16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恩格斯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有了更多、更完整的译本。《共产党宣言》呈燎原之势在中国广泛传播，从众多的译本上就可得以证明。
一封特殊的约稿信
《共产党宣言》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陈望道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1891年，陈望道出生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分水塘小村庄里。少年时期的陈望道在家乡私塾中接受了传统教育。16岁时，他到义乌的绣湖书院学习，以后又到金华、上海等地求学。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起初在东洋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后来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日本著名的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1919年6月初，陈望道从日本毅然返回祖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员。后因“一师风潮”离开“一师”，于1920年春回到故乡义乌。
当年，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以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当时，戴季陶是孙中山的秘书，又是陈独秀眼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戴季陶当时确实极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深知此书的分量，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包含有极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因此，要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要做到文字的传神就更不容易了。恩格斯也曾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戴季陶望而却步，这事就耽搁下来了。
1920年1月，陈独秀乔装成一个商人，坐上李大钊赶的骡车，悄悄离开了北京。分别之际，他们相约在南北各自活动，组建一个政党。建党首先需要一种理论武装，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翻译成中文。
戴季陶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创立时是陈独秀的密友，他当时已成为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为此，他再次萌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意念，想将译作首先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他的想法得到《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的赞成。但由谁来翻译呢？邵力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于是，一纸邀稿函飞到了陈望道手中，并随函附来了一本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到达上海不久，便听说浙江义乌有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研究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依据的是一本日文版。陈独秀大喜过望，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
《共产党宣言》陈译本的问世，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仅平民书社就重印了10次，到1926年5月已是第17版了。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陪伴他的是一本《共产党宣言》，鲜红的党旗映衬着他那安详的面容。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的初版，既没有精美装帧，也没有采用优质纸张，但在那个时代却犹如一面旗帜，指引着革命者前行。现存的11册首版中译本中，以上海图书馆藏本品相为上佳，被列为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