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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新变化不少
群体规模在增大
课题组2009年的调查显示，蚁族在物理空间上呈现出聚集的生活状态，在聚集区居住的蚁族数量保守估计有10万人。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起北京1980年后出生、18岁（含）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青年流动群体规模呈明显扩大趋势，年均增长6.1%，到2012年已占到北京青年流动人口的14.5%。如果把该群体人数1000人以上的社区（村）界定为聚集区，聚集区内该群体总数约为16万人。可见，蚁族已成为北京实有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历层次在提高
2009年调查显示，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位的占31.9%，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位的占1.6%；2010年调查显示，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49.8%，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7.2%；2013年调查发现，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43.9%，研究生学历比例达到7.4%。纵向比较可以发现，蚁族群体的学历层次在逐渐提高，高学历并不表示可以改变蚁族状态。
居留模式在转型
婚姻家庭成为蚁族在京居留的重要因素，2009年调查中仅7.1%蚁族已婚，2010年调查显示，蚁族中已婚的比例为13.1%，2013年调查发现，已婚比例达到26.4%，占总量的1/4以上。同时，蚁族在京居留时间逐年增加，2013年调查显示，该群体在京居住平均时间已达到3.5年，这反映了该群体在京居留模式从“个体独居”向“家庭合居”转变。
聚集类型在变多
课题组之前的研究表明，2010年以前该群体主要居住于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村）中，这些聚集区最近位于三环周边，最远位于六环周边。2010年后，随着北京市重点村建设、城中村改造和公共交通建设的加快，以蚁族为主体的聚集区逐渐减少。目前，蚁族主要在高校周边与未毕业大学生杂居、在流动人口聚集区与其他流动人口杂居等，实现了由单一形态的群体聚居向散居、杂居等多种形态的居住方式转变。
居京意愿在减弱
在购房地点的选择上，2010年的调查显示，16.4%的蚁族会视情况而定，39.2%会选择在北京购房，18.1%会选择在二三线城市购房，26.3%会选择在家乡购房。2013年调查显示，35.8%的会视情况而定，25.9%会选择在北京购房，11.1%会选择在二三线城市购房，27.2%会选择在家乡购房。可见，选择在北京购房的比例明显下降，更多的蚁族选择“视情况而定”，表明其在购房的选择上趋于理性和务实，并不是非常执着于在北京购房，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发展，未来再做权衡。
经济状况在改善
2009年调查显示，蚁族月均收入为1956元，大大低于全市职工月均工资的3726元（2008年），两者差值为1770元。2013年调查显示，该群体月平均工资为4133元，低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672元（2011年度），两者差值为539元，从这两次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该群体与北京在职职工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蚁族收入水平有所提高。
在职贫困，改变蚁族定义
在2013年的调查中，很多调研员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蚁族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收入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蚁族大有人在，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聚集区，过着拮据的生活并忍受一个相对较差的居住环境？
在聚集区的调研中，廉思遇到一个在证券行业工作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他月薪10000元，每月省吃俭用仅花费1000多元，丰裕的收入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上的安全感。他说：“我一个月省下8000多元，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北京的一个厕所？”事实上，凡是大学刚毕业能买得起房的，月供可以依靠自己收入解决，但首付仍需要父母提供，对他这样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首付的几十万不啻是天文数字。
一般认为，只要一个人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的话，肯定不会陷入贫困状态。但近年来，一些国家却出现了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贫穷的现象，即“在职贫困”（working poor）现象，并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廉思指出“在职贫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有业贫困。“在职贫困”是一个新型的贫困状态，贫困已经不仅是没有劳动能力人群中的特有现象，就连努力工作的人也会成为弱势群体。其次是相对贫困性。处于“在职贫困”的群体收入可能并不一定处于贫困线以下，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风险和弱势。一方面，“在职贫困”人群本身要忙于工作，且从事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这加剧了生活风险和健康风险。另一方面，“在职贫困”群体的弱势还表现在生活必需品的低消费能力上，例如食物、衣服、通勤和住房。第三是结构归因性。“在职贫困”现象的出现与社保制度、医疗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结构性转移，导致人们终日拼命工作结果却依然处于社会的边缘。
基于调研分析，课题组认为，蚁族在本质上属于城市中的“在职贫困者”，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际性贫困。2013年调查显示，从家庭所在地来看，蚁族来自农村的最多，占到总体的55.0%；其次是县城和乡镇，比例分别为14.9%和13.6%。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在2万～5万元的最多，其比例为36.4%，其次是5万～10万元，比例为20.1%，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和20万元以上的均不超过6%。绝大部分受访者父母的学历较低，受访者母亲为“初中及以下的学历”的占总体的62.1%，“高中学历”的占30.6%，“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7.3%；受访者父亲“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占49.2%，“高中学历”的比例为39.6%，“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1.2%。受访者的父亲、母亲为农业生产者的比例为41.8%和46.7%，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且从事农业生产者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大多出生于社会底层的情况。可见，蚁族很难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与城市青年竞争时处于弱势。
第二，高学历贫困。该群体以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0.5%和43.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为7.4%，另外专升本者为4.7%。在学校类别方面，该群体中绝大部分来自普通高校和民办高校，二者合计占总体的81.4%，211院校和985院校合计占总体的18.6%。该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容易处于边缘地位，虽然63.8%的受访者缴纳了失业保险，但只有2%的受访者表述曾经领取过失业救济，62.6%的受访者不能拿到加班工作。大部分受访者在私营和民营企业工资，比例为63.2%，还有12.8%的受访者在个体经营场所工作，仅有11.3%的受访者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最少，仅为2.9%。该群体中最多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占比为16.4%，其次是购销人员，为14.1%，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行政办公人员也较多，分别为10.3%、8.2%和7.1%。
第三，综合性贫困。“在职贫困”本身具有体现在食物、衣服、通勤和住房等方面的多重弱势。尽管该群体的收入并不低（平均月收入4133.0元），但他们主要选择居住在房租便宜的城乡结合部，平均居住面积为6.4平方米，41.3%的受访者与他们合租，43.8%的受访者自己单独租房，10.8%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还有1.8%住在亲戚朋友家里。由于住房贫困，蚁族的弱势性还体现在结婚和生育问题上。在深访中发现，一部分蚁族延迟结婚和生育的年龄，甚至结不起婚或选择成为丁克家庭，以此来降低住房贫困的影响。可见，时下的蚁族由于处在人生“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各种“综合性”要素的缺乏，不仅使其陷入物质上的贫困，而且阻碍了其生命历程的顺利展开，甚至直接导致其中年和晚年的继续贫困。因此，蚁族的贫困并非传统的“温饱性贫困”，而是一种“综合性贫困”。
由于“在职贫困”现象的出现，廉思认为课题组原来对于蚁族的定义：“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群体”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概念中“低收入”这个变量需要加以重新考量。2008年当课题组发现并命名这个群体时，其月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2013年调查时，该群体的月均收入已经大大提高，现在已达到4133.0元，其生存虽未摆脱居住环境差、消费水平低等相对贫困的窘境，再用形容绝对贫困的词语“低收入”来描述显然不妥当了。课题组在实际调研中，是在大学毕业生聚集区发放问卷，采访对象符合“大学毕业生”和“在聚集区居住”两个条件即可，并未刻意用“低收入”这个变量来予以限制。因此，廉思认为之前对蚁族概念所指称的“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群体”应改为“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忽略“低收入”的特性，突出“青年”和“流动”的属性。
群体规模在增大
课题组2009年的调查显示，蚁族在物理空间上呈现出聚集的生活状态，在聚集区居住的蚁族数量保守估计有10万人。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起北京1980年后出生、18岁（含）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青年流动群体规模呈明显扩大趋势，年均增长6.1%，到2012年已占到北京青年流动人口的14.5%。如果把该群体人数1000人以上的社区（村）界定为聚集区，聚集区内该群体总数约为16万人。可见，蚁族已成为北京实有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历层次在提高
2009年调查显示，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位的占31.9%，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位的占1.6%；2010年调查显示，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49.8%，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7.2%；2013年调查发现，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43.9%，研究生学历比例达到7.4%。纵向比较可以发现，蚁族群体的学历层次在逐渐提高，高学历并不表示可以改变蚁族状态。
居留模式在转型
婚姻家庭成为蚁族在京居留的重要因素，2009年调查中仅7.1%蚁族已婚，2010年调查显示，蚁族中已婚的比例为13.1%，2013年调查发现，已婚比例达到26.4%，占总量的1/4以上。同时，蚁族在京居留时间逐年增加，2013年调查显示，该群体在京居住平均时间已达到3.5年，这反映了该群体在京居留模式从“个体独居”向“家庭合居”转变。
聚集类型在变多
课题组之前的研究表明，2010年以前该群体主要居住于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村）中，这些聚集区最近位于三环周边，最远位于六环周边。2010年后，随着北京市重点村建设、城中村改造和公共交通建设的加快，以蚁族为主体的聚集区逐渐减少。目前，蚁族主要在高校周边与未毕业大学生杂居、在流动人口聚集区与其他流动人口杂居等，实现了由单一形态的群体聚居向散居、杂居等多种形态的居住方式转变。
居京意愿在减弱
在购房地点的选择上，2010年的调查显示，16.4%的蚁族会视情况而定，39.2%会选择在北京购房，18.1%会选择在二三线城市购房，26.3%会选择在家乡购房。2013年调查显示，35.8%的会视情况而定，25.9%会选择在北京购房，11.1%会选择在二三线城市购房，27.2%会选择在家乡购房。可见，选择在北京购房的比例明显下降，更多的蚁族选择“视情况而定”，表明其在购房的选择上趋于理性和务实，并不是非常执着于在北京购房，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发展，未来再做权衡。
经济状况在改善
2009年调查显示，蚁族月均收入为1956元，大大低于全市职工月均工资的3726元（2008年），两者差值为1770元。2013年调查显示，该群体月平均工资为4133元，低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672元（2011年度），两者差值为539元，从这两次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该群体与北京在职职工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蚁族收入水平有所提高。
在职贫困，改变蚁族定义
在2013年的调查中，很多调研员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蚁族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收入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蚁族大有人在，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聚集区，过着拮据的生活并忍受一个相对较差的居住环境？
在聚集区的调研中，廉思遇到一个在证券行业工作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他月薪10000元，每月省吃俭用仅花费1000多元，丰裕的收入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上的安全感。他说：“我一个月省下8000多元，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北京的一个厕所？”事实上，凡是大学刚毕业能买得起房的，月供可以依靠自己收入解决，但首付仍需要父母提供，对他这样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首付的几十万不啻是天文数字。
一般认为，只要一个人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的话，肯定不会陷入贫困状态。但近年来，一些国家却出现了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贫穷的现象，即“在职贫困”（working poor）现象，并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廉思指出“在职贫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有业贫困。“在职贫困”是一个新型的贫困状态，贫困已经不仅是没有劳动能力人群中的特有现象，就连努力工作的人也会成为弱势群体。其次是相对贫困性。处于“在职贫困”的群体收入可能并不一定处于贫困线以下，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风险和弱势。一方面，“在职贫困”人群本身要忙于工作，且从事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这加剧了生活风险和健康风险。另一方面，“在职贫困”群体的弱势还表现在生活必需品的低消费能力上，例如食物、衣服、通勤和住房。第三是结构归因性。“在职贫困”现象的出现与社保制度、医疗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结构性转移，导致人们终日拼命工作结果却依然处于社会的边缘。
基于调研分析，课题组认为，蚁族在本质上属于城市中的“在职贫困者”，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际性贫困。2013年调查显示，从家庭所在地来看，蚁族来自农村的最多，占到总体的55.0%；其次是县城和乡镇，比例分别为14.9%和13.6%。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在2万～5万元的最多，其比例为36.4%，其次是5万～10万元，比例为20.1%，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和20万元以上的均不超过6%。绝大部分受访者父母的学历较低，受访者母亲为“初中及以下的学历”的占总体的62.1%，“高中学历”的占30.6%，“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7.3%；受访者父亲“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占49.2%，“高中学历”的比例为39.6%，“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1.2%。受访者的父亲、母亲为农业生产者的比例为41.8%和46.7%，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且从事农业生产者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大多出生于社会底层的情况。可见，蚁族很难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与城市青年竞争时处于弱势。
第二，高学历贫困。该群体以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0.5%和43.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为7.4%，另外专升本者为4.7%。在学校类别方面，该群体中绝大部分来自普通高校和民办高校，二者合计占总体的81.4%，211院校和985院校合计占总体的18.6%。该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容易处于边缘地位，虽然63.8%的受访者缴纳了失业保险，但只有2%的受访者表述曾经领取过失业救济，62.6%的受访者不能拿到加班工作。大部分受访者在私营和民营企业工资，比例为63.2%，还有12.8%的受访者在个体经营场所工作，仅有11.3%的受访者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最少，仅为2.9%。该群体中最多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占比为16.4%，其次是购销人员，为14.1%，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行政办公人员也较多，分别为10.3%、8.2%和7.1%。
第三，综合性贫困。“在职贫困”本身具有体现在食物、衣服、通勤和住房等方面的多重弱势。尽管该群体的收入并不低（平均月收入4133.0元），但他们主要选择居住在房租便宜的城乡结合部，平均居住面积为6.4平方米，41.3%的受访者与他们合租，43.8%的受访者自己单独租房，10.8%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还有1.8%住在亲戚朋友家里。由于住房贫困，蚁族的弱势性还体现在结婚和生育问题上。在深访中发现，一部分蚁族延迟结婚和生育的年龄，甚至结不起婚或选择成为丁克家庭，以此来降低住房贫困的影响。可见，时下的蚁族由于处在人生“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各种“综合性”要素的缺乏，不仅使其陷入物质上的贫困，而且阻碍了其生命历程的顺利展开，甚至直接导致其中年和晚年的继续贫困。因此，蚁族的贫困并非传统的“温饱性贫困”，而是一种“综合性贫困”。
由于“在职贫困”现象的出现，廉思认为课题组原来对于蚁族的定义：“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群体”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概念中“低收入”这个变量需要加以重新考量。2008年当课题组发现并命名这个群体时，其月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2013年调查时，该群体的月均收入已经大大提高，现在已达到4133.0元，其生存虽未摆脱居住环境差、消费水平低等相对贫困的窘境，再用形容绝对贫困的词语“低收入”来描述显然不妥当了。课题组在实际调研中，是在大学毕业生聚集区发放问卷，采访对象符合“大学毕业生”和“在聚集区居住”两个条件即可，并未刻意用“低收入”这个变量来予以限制。因此，廉思认为之前对蚁族概念所指称的“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群体”应改为“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忽略“低收入”的特性，突出“青年”和“流动”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