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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一个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
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实施“两晚一间隔”生育政策，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第一胎，30岁可生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经济的发展使村民更愿接受生一胎的观念，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对于翼城来说，25年试点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试验，在这个坚持至今的“人口特区”，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胡耀邦批示促成试点
作为翼城1990年至2002年期间的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见证了几乎整个“二胎”试点的过程。在1985年，时任翼城隆化镇镇长的冯才山，第一次接触到“二胎试点”的概念。
那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厉行“只生一个好”的年代，冯才山至今仍用“震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大胆出位”。
冯才山记得，1980年代的翼城县到处被计生标语所覆盖。马路边、农民家的院墙上、乡间的厕所外，这面墙上写的是“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那边写的就是“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
然而，超生现象却依然屡禁不止。整个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都没有低于过2.2个，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女人们从未放弃继续生孩子。“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孩子没少生。”冯才山当时的工作举步维艰。
在距这个贫穷、偏僻的乡村300多公里外的太原，当时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正试图为改变“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率失调等诸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了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那是一番曲折往复的努力。国家计生委起初否决报告，在胡耀邦批示之后，最终又同意在山西找一个县进行试点。
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
当时的翼城县领导见到梁中堂后主动表态：“翼城可以做试点，我们愿意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哪怕失败了，对我们翼城县计生工作也没有坏处。”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二胎试点的乡村博弈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他知道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纸面上的工作成绩不错，出生率比较低，但干群关系当时实际上却陷入紧张。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却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又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重心。
在南庙村，妇女主任张爱萍的工作也在试点中磕磕绊绊地逐步改善。
在自愿带头流产之后几年，张爱萍生了一个女儿，试点开始后又怀上了第二胎。村里的舆论压力和她肚里的胎儿同步孕育：“她生了二胎如果还是女儿，会不会去做绝育？”当她还挺着肚子的时候，镇计生委主任就给她下达了指示，“生完二胎后你必须第一个去做绝育！”倔强的张爱萍果然在第二年做了绝育，原因是“为了国家需要和便利以后工作开展”。这类的故事在当年被奉为典型，年底张爱萍因此获得了山西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研。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无围可突的试点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但真正使翼城计生政策“失效”的，恰恰来源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我调节。如果说当初被寄希望从人口压力中突围而提出的试点，如今更多时候已经无围可突。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在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限，一胎更适合。张彩虹、诸爱丽和任迎迎都是西贺水村的村民，她们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她们和家人都不愿意多生。
“以前集体吃大锅饭的时候，多个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现在孩子抚养负担很大，一个男孩结婚盖房就要20万以上，从小养到成婚，没有100万肯定不行。生多了养不起，少生反而可以快富。”冯才山说，“如果说现在翼城的政策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改进的话，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要求，更多地让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梁中堂说。
25年的试点，随着无可阻挡的社会进程，轻易实现了人们的自发少生晚育。这印证了梁中堂最初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据《南方周末》
编辑/万晓艳
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实施“两晚一间隔”生育政策，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第一胎，30岁可生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经济的发展使村民更愿接受生一胎的观念，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对于翼城来说，25年试点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试验，在这个坚持至今的“人口特区”，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胡耀邦批示促成试点
作为翼城1990年至2002年期间的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见证了几乎整个“二胎”试点的过程。在1985年，时任翼城隆化镇镇长的冯才山，第一次接触到“二胎试点”的概念。
那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厉行“只生一个好”的年代，冯才山至今仍用“震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大胆出位”。
冯才山记得，1980年代的翼城县到处被计生标语所覆盖。马路边、农民家的院墙上、乡间的厕所外，这面墙上写的是“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那边写的就是“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
然而，超生现象却依然屡禁不止。整个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都没有低于过2.2个，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女人们从未放弃继续生孩子。“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孩子没少生。”冯才山当时的工作举步维艰。
在距这个贫穷、偏僻的乡村300多公里外的太原，当时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正试图为改变“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率失调等诸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了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那是一番曲折往复的努力。国家计生委起初否决报告，在胡耀邦批示之后，最终又同意在山西找一个县进行试点。
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
当时的翼城县领导见到梁中堂后主动表态：“翼城可以做试点，我们愿意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哪怕失败了，对我们翼城县计生工作也没有坏处。”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二胎试点的乡村博弈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他知道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纸面上的工作成绩不错，出生率比较低，但干群关系当时实际上却陷入紧张。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却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又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重心。
在南庙村，妇女主任张爱萍的工作也在试点中磕磕绊绊地逐步改善。
在自愿带头流产之后几年，张爱萍生了一个女儿，试点开始后又怀上了第二胎。村里的舆论压力和她肚里的胎儿同步孕育：“她生了二胎如果还是女儿，会不会去做绝育？”当她还挺着肚子的时候，镇计生委主任就给她下达了指示，“生完二胎后你必须第一个去做绝育！”倔强的张爱萍果然在第二年做了绝育，原因是“为了国家需要和便利以后工作开展”。这类的故事在当年被奉为典型，年底张爱萍因此获得了山西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研。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无围可突的试点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但真正使翼城计生政策“失效”的，恰恰来源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我调节。如果说当初被寄希望从人口压力中突围而提出的试点，如今更多时候已经无围可突。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在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限，一胎更适合。张彩虹、诸爱丽和任迎迎都是西贺水村的村民，她们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她们和家人都不愿意多生。
“以前集体吃大锅饭的时候，多个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现在孩子抚养负担很大，一个男孩结婚盖房就要20万以上，从小养到成婚，没有100万肯定不行。生多了养不起，少生反而可以快富。”冯才山说，“如果说现在翼城的政策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改进的话，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要求，更多地让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梁中堂说。
25年的试点，随着无可阻挡的社会进程，轻易实现了人们的自发少生晚育。这印证了梁中堂最初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据《南方周末》
编辑/万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