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各大名窑生产的瓷器名目繁多，与此同时，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西夏王朝，也是瓷器生产的重要产地。西夏由党项族于公元1038年创建，至公元1227年灭亡。西夏地域涉及宁夏、青海、甘肃、内蒙、陕西等地。随着西夏王朝灭亡，有关西夏瓷的信息也在漫长的岁月中留下空白。
　　西夏瓷引起重视，始于上世纪初。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率领的“探险队”在黑城发现碎瓷片，疑为该地产物，《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觅得有釉之碎陶器甚多，率作青绿二色，间杂冰裂纹，大块碎片不少，此种陶器疑即当地所产。”黑城，位于古居延南约15公里处，是西夏防卫吐鲁番和回鹘军事重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西夏故地，从遗址、窑址、窖藏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西夏瓷，由此揭开了西夏瓷神秘面纱。西夏瓷品种丰富，有碗、罐、洗、托、瓶、壶、钵、薰、炉、枕、尊等生活用品二十多类四十种。
　　西夏瓷纹饰以牡丹纹为主，约占西夏瓷的80％，其中以黑釉瓷、白釉瓷居多，占出土总量的70％以上。黑釉烧制因火候不到便呈红褐色、绿色，这也是西夏牡丹纹饰瓷器多褐釉和绿釉的原因。
　　西夏瓷牡丹纹饰主要有剔刻、彩绘等。剔刻牡丹纹饰分为刻釉、剔刻釉和刻化装土、剔刻化装土。刻釉，先在瓷胎上施釉，然后刀刻线条。刻线露胎，利用胎色与釉色差别，表现线描牡丹纹。主要纹饰器物的肩部和开光部的外侧，少数纹饰整体器物。剔刻釉，是在刻釉的基础上，剔除花形外的釉面使化装土显露，在不同的釉色与白胎形成的强烈对比，牡丹纹饰完整显凸。线与面的结合的剔刻釉牡丹纹饰运用最多。刻化装土和剔刻化装土牡丹纹饰，是在瓷胎上先施化装土后施工，技法与刻釉和剔刻釉相同。因化装土与瓷胎都为白色或象牙白，所以这类纹饰的瓷器，色调淡雅逸静，平和柔润。彩绘，采用直接绘画的手法，将牡丹纹画在上了釉的器物上。
　　剔刻，是西夏瓷牡丹纹饰主要表现形式。剔刻用刀似天斧砍石，锐利迅猛，凿痕显露，成为西夏瓷的基本特色。褐釉剔刻牡丹纹罐，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西夏窖藏出土，现藏于鄂尔多斯博物馆。腹部剔刻牡丹纹。主体花瓣，刀刃中正，粗细均匀，弧度匀停一致，花茎与叶片，运刀奔放肆意，或正或偏，四面出锋，势不可挡，茎的粗细不均，叶的残缺不全，已不再注意形象的完整性，追求的是一气呵成的磅礴气势，充分显示工匠超凡的驾驭刀刃的能力。西夏瓷制作粗放，施釉则肥厚，经窑烧后，釉层随线刻的边沿略淌，形成稍有隆起的现象，胎粗釉肥，牡丹纹饰和整件器物都显得格外拙朴润厚。
　　西夏瓷剔刻牡丹纹饰，造型布局有其规律，分为缠枝、折枝和交枝三种样式。
　　缠枝牡丹纹主要应用于器物的腹部，是以连绵的花枝将花、叶串联起来，环绕器物腹部组成画面。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伊古昭盟伊金霍洛旗庆乡出土的褐釉剔刻牡丹纹罐，高38.5厘米，口径20.3厘米。腹部饰缠枝牡丹纹，正背饰盛开的硕大牡丹花，左右对称造型，四周缠枝盘旋，花叶飞舞，画面飘逸生动，并通过缠枝有机地将此罐背部的花朵和叶片惯联起来。
　　折枝牡丹纹，一枝独秀，风姿卓绝。如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敏盖乡出土的褐釉剔花牡丹纹梅瓶。腹部两侧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纹，枝茎劲挺，阳刚坚韧。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窑址出土的黑釉剔刻牡丹纹梅瓶，腹部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纹，枝茎弯曲，尤显阴柔。
　　交枝牡丹纹，为两朵折枝牡丹，左右交往。1982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出土白釉剔刻花深腹罐。腹部开光内剔刻两枝牡丹纹，上一枝自右向左，下一枝自左向右，横卧逆向布势，头尾互相衔接，叶片交叠，和谐相融。
　　剔刻牡丹纹饰造型夸张。牡丹纹饰由花、叶、茎组成，采取不同的夸张手法，从而取得奇特的艺术效果。
　　花的夸张。黑釉剔刻牡丹纹瓶，宁夏灵武窑产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高38厘米，口径5厘米，足径10厘米。瓶的两侧分别为两组不对称的牡丹纹，一面为开光折枝牡丹纹，花朵硕大，底托的两片宽大的花瓣，沿边排列半圆形弧线，其上为重叠的小花瓣，是西夏瓷牡丹纹中最为复杂者。花叶和枝茎则细小简单，以衬托花茂盛和硕大。
　　叶的夸张。黑釉剔刻花钵，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窑址出土，现藏于宁夏博物馆。高17厘米，口径24厘米，足径8厘米。开光内剔刻牡丹纹，枝茎简略，花叶张扬，牡丹花作叶化处理，所能见到的则是叶的舞动。
　　茎的夸张。褐釉剔花牡丹鹿纹梅瓶，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戏庆河乡白圪镇出土文物，现藏于鄂尔多斯市博物馆。高39.5厘米，口径8.5厘米。腹部对称开光内饰折枝牡丹纹。花、叶简明，中间以冲刻两刀完成的枝茎，粗壮挺拔，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剔刻牡丹纹饰西夏瓷器型多独创。最具独创性的有扁壶。扁壶又称背水壶，有双系、四系，以便于提拿携带。这是北方游牧民族常见的生活用品，反映了党项族在马背上的习俗。扁壶大的高过40厘米，小的则仅高10厘米。扁壶有圈足，作放置用。大型扁壶正背两面设足，可卧放，也起到壶面加固作用。
　　扁壶正面圈足的左右多作开光内饰以牡丹纹。左右开光，妙在对置而不对称，或大或小，或高或低。黑釉剔刻花扁壶，宁夏海源县出土，现藏于宁夏博物馆。壶高34厘米。壶身左右两个不对称的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纹两枝。一仰一俯，一高一低，随形取势，作顺时针方向旋转。扁壶的造型中，还有更耐人寻味的另类。因为四系扁壶整个器形似乌龟，壶口似龟头，四系似龟足，作爬行状，故俗称“鳖子”。有的扁壶背部圆足部分塑有一条盘曲的蛇，作龟蛇交尾状，即为“玄武”。
　　西夏瓷为突出折枝牡丹纹，便将其安置在开光之内。开光，如透窗观景。西夏瓷开光形式富有变化，有扇形、菱形、蕉叶形、心形、桃形、圆形等等。运用中并多创造性，褐釉剔刻花纹六系罐，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残高58.5厘米，残口径14.5厘米，足径16.6厘米。肩部饰六个梯形开光，每一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一枝：腹部饰三个菱形开光，内饰剔刻牡丹两枝，全器共饰有九个开光，饰牡丹十二朵，开光之多，剔刻牡丹纹之多，尚未见他例。
　　牡丹纹还有与吉祥动物组合形式。西夏扁壶的牡丹纹与鹿的组合也很有特色，如褐釉剔刻跃鹿牡丹纹扁壶，跳跃状小鹿嘴中衔牡丹，富有朝气。鹿是西夏党项族特别喜爱的纹饰。“鹿”谐音同“禄”。禄含意收益，官吏俸给，称俸禄；俸禄丰厚，称禄润；官职地位，称禄位。牡丹与鹿组合的图案，和谐吉祥。
　　西夏瓷牡丹纹的大规模出现，与西夏统治者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技术有关。建立西夏政权为羌族一支的党项族。隋未党项族开始强盛，其中拓跋氏最为强大，至唐代，因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其酋长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从此形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宋代初年(1038年)元吴正式称帝，号“大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市)。因地处中原西部，故称西夏。党项族与汉族交往密切，从而加速了党项贵族封建化取代了落后的氏族习俗进程，并称雄西陲。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在位期间，进入鼎盛。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西夏文也是模仿汉字，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故而，宋辽牡丹纹饰盛行之风，必然刮到西夏。
　　西夏瓷的发展是社会需求。早期西夏日用品多为木制，所以属于器皿的西夏文字，大都从“木”部。因为西夏金属矿物资源贫瘠，除了有少量铁矿之外，铜、锡等金属都得从宋辽金换取。于是发展瓷器，才能解决社会对物质追求中最为迫切的问题。西夏拥有丰富的瓷器烧制所需的煤、瓷土和水等资源。同时，西夏与北方瓷窑相距不远，于是采用招募或掳夺的方式，不难组建瓷业队伍，故西夏瓷可视为中原窑系的延伸。西夏中期，自产瓷器已能基本满足国内需求。
　　发掘表明西夏瓷是与砖瓦建材同处一窑烧制。在西夏陵园废址发现大量脊兽、琉璃砖、虎头纹滴水、兽面花卉纹瓦当等，其中琉璃鸱吻高达1.52米，是迄今国内发现最为高大的古建筑鸱吻。建筑砖瓦制造业的发达，对西夏瓷昌盛起到促进作用。
　　在蒙古军灭亡西夏过程中，西夏瓷遭受灭顶之灾。易代修史。元代修宋辽金三朝，西夏虽与宋辽金并列，却成“无史之朝”。于是，西夏和西夏瓷，长期在世人的心目中消失。800年后，当其再次跃现人间时，神秘色彩退却，牡丹纹饰的光彩则更显张扬、古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