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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什么？这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也是一个商业运营概念。
“这个孩子的诞生让我们考虑到，应该竭尽所能为她以及她这一代人改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做出这个决定。”
女儿Max出生当天，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和普莉希拉·陈对外宣布，将他们的99%脸书股票（市值约450亿美元）捐给他们将成立的新慈善机构。
为慈善，又一位美国富豪“掏空”了荷包，截至目前，美国有近万只家庭慈善基金。是什么样的税制环境、财富观促发富豪乐善好施？因为力量越来越强，一些家庭基金会甚至代替了政府的部分职能，是什么样的视角让美国部分主流媒体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担忧？
顺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揭开慈善捐赠的B面。
大圈子
美国的超级富豪捐款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2009年，盖茨和巴菲特发起“捐献承诺”运动，呼吁全球富豪响应，让财富发挥更大用途，截至2015年11月8日，共有137人签署，包括微软共同创办人艾伦、纽约前市长彭博、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特斯拉汽车创办人马斯克、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等人。
“捐献承诺”是一个旨在鼓励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签字并宣誓将其财产的大部分捐赠出来并用于慈善事业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亿万富翁（资产超过10亿美元以上），当然加入之后资产因为捐赠而低于10亿美元，也是可以加入的。“捐赠誓言”需要捐赠者与该机构签署协议，签署协议就意味着自己要将财产的50%以上以各种形式捐献给这个社会，如果出现了诈捐、反悔等情况，属于违约行为。虽然“捐赠誓言”不会对违反协议的人作出处罚，但整个社会和违反者所在的行业将会认为此人“严重失信”，会对其以后的商业合作多加考虑。
2015年11月9日，“捐献承诺”迎来了第138位“客人”——扎克伯格夫妇。事实上，近些年来，愿意“裸捐”的富豪群体呈现年轻化。也许最大的原因是基金的可控制性。选择在有生之年对外捐献，慈善家可以主动选择基金的使用领域，能够让这些慈善基金的使用率达到最高。如果在死后捐献，这些基金的使用可能会违背捐献者生前的初衷。
旧质疑
“这份慷慨具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税务效益。”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以税收优惠来鼓励慈善捐赠的国家，陈-扎倡议计划一经推出，知名税务律师伍德质疑扎克伯格，明是捐款，实在避税，“为什么是捐赠股票？借着股票，捐赠者得到了一个基于该股份公允市场价格的慈善捐款扣除额，而价格和成本是不同的两回事，这意味着庞大的减税利益。”
尽管有这样的质疑，但是，成立陈-扎倡议计划所能获得的税收优惠对于扎克伯格夫妇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根据税法的规定，慈善捐款税收优惠规模不得超过调整后总体收入的一定百分比。
目前，扎克伯格的工资只有1美元，并且脸书不派发股息，这对夫妇一辈子的薪资收入似乎永远到不了450亿美元（扎克伯格夫妇所拥有的股票市值），因此他们的捐款不太可能从所得税的抵扣中收回，扎克伯格夫妇可以依靠他们已经套现的股票以及将其余持股进行抵押贷款来营生。
但事实上，即便大众对于慈善是变相的税务减免有意见，那也不是扎克伯格该负责的，而是美国政府的税制问题。
目前，美国的社会捐赠所涉及的税种包括所得税和遗产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及财政部国内收入局以出版物形式颁布的公告，都对美国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做了具体的规定。
一般来说，个人向公益性组织的捐赠，可以在其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扣除，而公司捐赠向享有受赠资格的公益组织的捐赠亦可以进行税前扣除。遗产和赠与税的纳税人向从事宗教、慈善、科学、文化或教育目的（包括艺术奖励、保护儿童和动物以及鼓励国内或国际体育运动竞赛）的组织，以及用于上述目的的信托组织，退伍军人组织等的捐赠，可以进行全额扣除。
此外，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实行高额累进制，遗产超过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富人如果想少缴税，而将财产尽可能多地留给孩子，最佳的办法是将财产捐给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这样做可以免除三种税，遗产税、第一次卖股票的资产增值税和每年的投资增值税。
从税收的角度看，美国税制促进了“有计划的捐助”。捐赠者和各种志愿者不计报酬的投入，其实包含了以支出换取软性收益，如名誉地位、社会知名度，从而可以在下一轮的经济活动中获取更大利益。
但也有专家认为，以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一部分事实，但并不能说明众多捐赠者的行为动因。
英国慈善组织的主管特里萨·劳埃德在其新作《富人为何要捐款》中这样说：“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使得富裕阶层对贫困和责任有着迥然不同的认识。”
比尔·盖茨曾经表示，他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而深怀“负疚感”。
美国钢铁巨头、公认的私人慈善事业奠基者之一安德鲁·卡耐基则认为，致富的目的应该是把多余财富回报给同胞，以便为社会带来最大、最长久的价值。国外大多数的富豪也确实如卡耐基所说的那样，积极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很多慈善家认为财富会带来诅咒，因此他们会将自己的钱财捐出去以消除厄运。
新担忧
《纽约客》记者John Cassidy 认为，现在富豪们掀起一股“慈善资本主义”风潮，比如盖茨基金会，虽然是非政治取向的组织，但在教育上资助了制式化的学力测验、可以自行挑选学生的特色特许学校等精英取向的措施，大笔的投资金额影响了教育界的发展。
对此，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担忧，“透过这些手段试图以少数人的理想满足社会的资金需求，甚至取代部分政府机关的功能，的确可能比现在的政府更有效率，却也很容易造成分配不当，形成寡头政治。虽然政府称不上有效率，但社会运作是人民交付税金给选出来的人，并由选出来的人决定这些钱该怎么用，而这次决定权却落在一人身上。”
除了争议性的教育投资，盖茨基金会也投入疾病研究，如小儿麻痹、疟疾、艾滋病等领域，John Cassidy对此表示肯定，但也认为不论投入什么样的领域，这些“慈善资本主义”确实排挤了一般人的话语权。
John Cassidy提出，当人们赞美扎克伯格和盖茨基金这类家庭基金会活动时，不得不注意他们投入的金钱，直接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对这些金钱掌控权愈大，一般人的影响力就愈小，慈善与政治的界线也会愈来愈模糊。
（程明荐自新华网）
“这个孩子的诞生让我们考虑到，应该竭尽所能为她以及她这一代人改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做出这个决定。”
女儿Max出生当天，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和普莉希拉·陈对外宣布，将他们的99%脸书股票（市值约450亿美元）捐给他们将成立的新慈善机构。
为慈善，又一位美国富豪“掏空”了荷包，截至目前，美国有近万只家庭慈善基金。是什么样的税制环境、财富观促发富豪乐善好施？因为力量越来越强，一些家庭基金会甚至代替了政府的部分职能，是什么样的视角让美国部分主流媒体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担忧？
顺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揭开慈善捐赠的B面。
大圈子
美国的超级富豪捐款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2009年，盖茨和巴菲特发起“捐献承诺”运动，呼吁全球富豪响应，让财富发挥更大用途，截至2015年11月8日，共有137人签署，包括微软共同创办人艾伦、纽约前市长彭博、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特斯拉汽车创办人马斯克、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等人。
“捐献承诺”是一个旨在鼓励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签字并宣誓将其财产的大部分捐赠出来并用于慈善事业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亿万富翁（资产超过10亿美元以上），当然加入之后资产因为捐赠而低于10亿美元，也是可以加入的。“捐赠誓言”需要捐赠者与该机构签署协议，签署协议就意味着自己要将财产的50%以上以各种形式捐献给这个社会，如果出现了诈捐、反悔等情况，属于违约行为。虽然“捐赠誓言”不会对违反协议的人作出处罚，但整个社会和违反者所在的行业将会认为此人“严重失信”，会对其以后的商业合作多加考虑。
2015年11月9日，“捐献承诺”迎来了第138位“客人”——扎克伯格夫妇。事实上，近些年来，愿意“裸捐”的富豪群体呈现年轻化。也许最大的原因是基金的可控制性。选择在有生之年对外捐献，慈善家可以主动选择基金的使用领域，能够让这些慈善基金的使用率达到最高。如果在死后捐献，这些基金的使用可能会违背捐献者生前的初衷。
旧质疑
“这份慷慨具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税务效益。”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以税收优惠来鼓励慈善捐赠的国家，陈-扎倡议计划一经推出，知名税务律师伍德质疑扎克伯格，明是捐款，实在避税，“为什么是捐赠股票？借着股票，捐赠者得到了一个基于该股份公允市场价格的慈善捐款扣除额，而价格和成本是不同的两回事，这意味着庞大的减税利益。”
尽管有这样的质疑，但是，成立陈-扎倡议计划所能获得的税收优惠对于扎克伯格夫妇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根据税法的规定，慈善捐款税收优惠规模不得超过调整后总体收入的一定百分比。
目前，扎克伯格的工资只有1美元，并且脸书不派发股息，这对夫妇一辈子的薪资收入似乎永远到不了450亿美元（扎克伯格夫妇所拥有的股票市值），因此他们的捐款不太可能从所得税的抵扣中收回，扎克伯格夫妇可以依靠他们已经套现的股票以及将其余持股进行抵押贷款来营生。
但事实上，即便大众对于慈善是变相的税务减免有意见，那也不是扎克伯格该负责的，而是美国政府的税制问题。
目前，美国的社会捐赠所涉及的税种包括所得税和遗产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及财政部国内收入局以出版物形式颁布的公告，都对美国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做了具体的规定。
一般来说，个人向公益性组织的捐赠，可以在其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扣除，而公司捐赠向享有受赠资格的公益组织的捐赠亦可以进行税前扣除。遗产和赠与税的纳税人向从事宗教、慈善、科学、文化或教育目的（包括艺术奖励、保护儿童和动物以及鼓励国内或国际体育运动竞赛）的组织，以及用于上述目的的信托组织，退伍军人组织等的捐赠，可以进行全额扣除。
此外，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实行高额累进制，遗产超过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富人如果想少缴税，而将财产尽可能多地留给孩子，最佳的办法是将财产捐给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这样做可以免除三种税，遗产税、第一次卖股票的资产增值税和每年的投资增值税。
从税收的角度看，美国税制促进了“有计划的捐助”。捐赠者和各种志愿者不计报酬的投入，其实包含了以支出换取软性收益，如名誉地位、社会知名度，从而可以在下一轮的经济活动中获取更大利益。
但也有专家认为，以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一部分事实，但并不能说明众多捐赠者的行为动因。
英国慈善组织的主管特里萨·劳埃德在其新作《富人为何要捐款》中这样说：“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使得富裕阶层对贫困和责任有着迥然不同的认识。”
比尔·盖茨曾经表示，他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而深怀“负疚感”。
美国钢铁巨头、公认的私人慈善事业奠基者之一安德鲁·卡耐基则认为，致富的目的应该是把多余财富回报给同胞，以便为社会带来最大、最长久的价值。国外大多数的富豪也确实如卡耐基所说的那样，积极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很多慈善家认为财富会带来诅咒，因此他们会将自己的钱财捐出去以消除厄运。
新担忧
《纽约客》记者John Cassidy 认为，现在富豪们掀起一股“慈善资本主义”风潮，比如盖茨基金会，虽然是非政治取向的组织，但在教育上资助了制式化的学力测验、可以自行挑选学生的特色特许学校等精英取向的措施，大笔的投资金额影响了教育界的发展。
对此，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担忧，“透过这些手段试图以少数人的理想满足社会的资金需求，甚至取代部分政府机关的功能，的确可能比现在的政府更有效率，却也很容易造成分配不当，形成寡头政治。虽然政府称不上有效率，但社会运作是人民交付税金给选出来的人，并由选出来的人决定这些钱该怎么用，而这次决定权却落在一人身上。”
除了争议性的教育投资，盖茨基金会也投入疾病研究，如小儿麻痹、疟疾、艾滋病等领域，John Cassidy对此表示肯定，但也认为不论投入什么样的领域，这些“慈善资本主义”确实排挤了一般人的话语权。
John Cassidy提出，当人们赞美扎克伯格和盖茨基金这类家庭基金会活动时，不得不注意他们投入的金钱，直接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对这些金钱掌控权愈大，一般人的影响力就愈小，慈善与政治的界线也会愈来愈模糊。
（程明荐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