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怎样治理“大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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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仅通州一个副中心不够
  11月16日,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由于预计未来将出现持续三日的重度雾霾天气,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空气重度污染橙色预警,北京市气象局几乎同时发布雾霾天气橙色预警。随后的17日至19日,雾霾如期而至,即便站在《中国经济周刊》所在的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顶层,也无法看清近在咫尺的中央电视台新址。气象资料显示,11月17日至19日,北京空气污染指数(API)分别为151、237和167,在最严重的11月18日,污染程度达到中度重污染。北京市民纷纷减少了户外出行的次数,上班族再次戴起了口罩。
  他认为,相比于产业排放,用于取暖的燃料排放是此次雾霾的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持续地推进能源结构优化,“燃煤,尤其是蜂窝煤对污染物的贡献是巨大的,北京郊区的很多农村依然在使用这种取暖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推进‘煤改电’工程,给相关村民必要的补贴和设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城市研究所所长孙久文则认为,不应将北京市政府正在持续推进的产业和人口转移与减轻雾霾进行直接的联系,“即便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了周边省份,但这些产业的排放对北京的影响依然是不小的,石家庄等地的雾霾其实比北京还要严重。”
  新市长蔡奇的治理思路
  11月上旬,刚履新的北京市代理市长蔡奇将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其上任之后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北京城市副中心被认为是疏散北京市中心城区功能,解决“大城市病”的一剂“猛药”。蔡奇先后来到了连接北京主城区与通州城市副中心的交通主干道广渠路二期、被作为重点服务业设施打造的环球主题公园和市行政办公区考察,“副中心要成为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品力作。”蔡奇说。
  随后记者一行来到了教育配套设施中国人民大学东校区,地图上显示其位于地铁6号线潞城站外。记者到达现场时,发现地铁站以北有大片开阔地,登上旁边的一座土山后,看到一辆推土机和两辆卡车进场施工,进行土地平整的工作。土山远处的工地还没有被清理出来,工地范围内的田埂和乡间小路还清晰可见,外围也没有明显的围挡设施,明显只处在施工的最初阶段。周边的一位施工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这片工地的确是中国人民大学东校区,但并不归他所在的城市副中心建设指挥部管理,至于该校区何时竣工,他不清楚。
  在城市副中心的效果图上,位于京杭大运河北起点的“彩虹之门”甚为耀眼,其采用双拱造型,坐水而起,将被作为新城的地标建筑来打造。《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于半年前实地走访时,并未发现其有动工迹象。此次来到现场,记者发现了几幢移动板房,以及被覆盖的土地,明显已有施工队进场施工。地图上显示这里是一处高尔夫球俱乐部,但现已没有半点高尔夫球场的草坪痕迹。“彩虹之门”预计落成的时间一直未被公布,但就目前的施工进展来看,其完工时间将晚于环球主题公园的落成。
  一个城市副中心够么?
  就在城市副中心大部分项目都已破土动工之时,北京再次遭遇雾霾侵袭。一个副中心对于疏解如此庞大的巨型城市功能来说,是否够用?更多的城市副中心是否也已提上日程?
  “一个副中心肯定不够。”李国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北京市的公共投资在‘十一五’期间就已开始向郊区倾斜。像房山、大兴、昌平、顺义这些位于主中心周边的区域,都应该成为城市的副中心,营造‘反磁力现象’。”
  李国平认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多中心、网络化。“这其中牵涉到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各个副中心找到属于自己的功能定位,得以将本区域内的居民留在其中,同时吸引位于副中心与主中心之间的人口尽可能多地向副中心移动,从而减轻主中心城区的压力,达成‘反磁力现象’。”李国平认为这并非短期内可以做到,北京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还是很缺乏的,多数向主中心集中,建立多个副中心意味着要将这些资源合理配置。
  孙久文也认为北京应该拥有多个城市副中心,“相比于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这种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搬迁,未来的城市副中心更多地应该考虑以市场调节的方式进行,通过税收优惠、较低的房价和较低的交通成本,吸引各种机构和企业转移到主城区以外。”
  然而,北京目前已有的几个主城区范围之外的组团,比如望京、天通苑、回龙观等,并未形成有明显产业集聚,可以分散主城区功能的副中心,而是仅能提供住宿和生活功能的“睡城”,直接导致北京出现钟摆式的交通压力。如何避免副中心变“睡城”?孙久文告诉记者,国际上前些年兴起了“第四代卫星城”的概念,通过使卫星城本身具备一定的功能和产业来分担主城区在人口和土地上的压力,“但卫星城与主城区间还是要有紧密联系的,国际上的法则是卫星城的就业人口与主城区之间有超过15%的通勤率,才可将它们视为处在同一个城市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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