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光潜先生有一篇《咬文嚼字》，撰写于1943年，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谈文学》论文集。文章对“你这”“你是”“你有”的辨析和对“推敲”的推敲等都有很精妙的新见解，提出“在文学，无论阅读和写作，我们都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 “在文字上的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勉，推陈出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炼和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1]等观点也都令人信服。这篇文章选入了人教版和苏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虽然从所举例子、所作分析及相关具体表述来看，这篇文章的期待读者应为文学创作者和欣赏者，应具有较高的语文素养，但一般语文学习者也能从中获益匪浅。而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就更应该重视语言文字的内容和形式相随而变，养成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精神。因此，对朱光潜先生关于王若虚改《史记》李广射虎一段的相关评述，笔者认为有必要遵照朱先生的思路，再次咬文嚼字。
《史记》李广射虎原文为“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更复射，终不能入石矣。”王若虚认为“凡多三石字”，当改为“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或改为“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朱先生对《史记》原文的评价是“这本是一段好文章”，对王若虚的改文评价为“表面上看，改得似乎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
朱先生认为《史记》原文比王若虚改文“好”。何谓“好”呢？一定要有标准。根据朱先生对贾岛的推敲的论述“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问题不在于‘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意境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好的或者说妥当的文字应当能恰当地表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且要与作品整体相协调。但问题在于，读者凭什么判断作者所言恰当地表现了作者所思呢，朱先生也说“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朱先生作为读者如何确认《史记》原文就恰当地表现了司马迁的思想情感呢？显然，朱先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朱先生的阐述中有矛盾的地方。“在文字上的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勉，推陈出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炼和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是从作者的角度说的，且只有在作者角度才能成立。而对《史记》原文和王若虚改文的评价，则是从读者角度评价的。对同一段文字，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评价，正如对《史记》原文，王若虚与朱先生评价就有差异。
这是否意味我们无法评价具体话语或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恰当与不恰当呢？当然不是，具体话语或语言运用是交際的产物，若置于交际视角考察，基于特定交际主体及其倾向，低成本高效率地达成交际目的和效果，即为好的、恰当的话语，反之则否。其中，是否达成交际目的及效果是最核心的评价指标，交际主体及其倾向是影响交际目的及效果的核心因素，交际成本和效率是效益指标。
一、基于交际目的及效果
任何具体的话语—语言运用，不论其呈现方式如何，语音或文字，实用文章或文学文本，都是交际行为的产物，没有交际目的，就没有话语意义，离开交际效果，何论话语好坏？对任何具体的话语—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的评判，首先要基于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交际目的达成效果较好，即为好的话语-语言运用。任何脱离交际目的及效果的外在考量标准都是值得怀疑、见仁见智的标准。而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只能置于“交际者——话语——交际者”互动的框架中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因此，朱先生对《史记》原文的评价“这本是一段好文章”和对王若虚改文的评价“表面上看，改得似乎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朱先生只能静态地从读者理解的单向角度进行品评。
《咬文嚼字》一文中，朱先生认为语言文字“形式和内容相随而变”“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举了王若虚改《史记》李广射虎段的例子，并对《史记》原文和王若虚改文进行了三处具体对比分析：（1）“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2）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样的意味（3）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
这三处对比分析，说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但差异本身并不能等同于“好”与“不好”。按照朱先生的逻辑，朱先生认为《史记》原文“好”，必须确认《史记》原文更能恰当的表现司马迁的思想情感，这是无法确认的。而确认“见草中石，以为虎”比“见草中有虎”好，“视之，石也”比“既知其为石”好，“终不能复入石矣”比“终不能入”好，也是以确认三者中的前者更能恰当地表现司马迁的思想情感为前提，这也无法确认。那朱先生到底是如何确认前者比后者好呢？再次细读朱先生的分析，“‘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不难看出，朱先生是从表达效果来立论的，而这效果是朱先生作为读者读出来的，并不是经由司马迁作为作者明确确认的，虽然司马迁作为作者肯定有明确的表达目的（具体明确的思想情感）。所以，朱先生所论述的语言形式恰当地表达了作者思想情感这一“好”的标准值得商榷，因为作者的具体的语言形式是否恰当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只有作者知道，——事实上，作者是否知道，也有待讨论。故从作者维度考察“思想情感——语言形式”是否恰当，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即使是朱先生本人，也只能从读者维度解读“语言形式——思想情感”。
不考量交际目的及效果的达成情况，不在“交际者-话语-交际者”互动的框架中进行具体分析，具体话语-言语运用形式的好坏便因人而异、见仁见智。恰如“推”“敲”哪个更妙，文人雅士各抒己见，恰如《史记》李广射虎一段好不好，王若虚朱光潜见仁见智。
二、基于交际主体及倾向 交际目的及效果的达成情况，需置于“交际者—话语—交际者”互动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因为交际者及其交际对象的性别、身份、权势、地位、教养及具体交际情境—语境中的相关因素等都会影响交际者的话语——语言运用，任何交际者都会有自己的交际倾向，影响对话语的使用和理解，从而影响交际目的和效果的达成。王若虚和朱光潜对《史记》李广射虎原文的不同评价，正是不同读者基于不同倾向的差异化理解。
朱先生对王若虚改文的三处具体对比分析还可细致分析。（1）“‘见草中石，以为虎’ 并非‘见草中有虎’”，这是事实陈述，不涉及价值判断，单看没问题。（2）“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样的意味”，这是对二者思想情感异同的解读的陈述，单看也无问题。但两者放在一起看，就可能产生问题。“视之，石也”的确可以表达出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问题是这意味是仅限于表现李广的惊讶，还是让读者与李广一起发现而惊讶，以及这惊讶的程度如何。如果只表现李广的惊讶及一般程度的惊讶，《史记》原文的表述更妥当。若让读者与李广一起发现错误而惊讶，并且强调这惊讶的程度，那么窃以为将“见草中石，以为虎”改为“见草中有虎”会更妥帖。再细读《史记》原文“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不难发现，若表述为“见草中石，以为虎”则读者已知是石、非虎，惊讶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且李广之所以能够一射中石、没镞，再射、三射终不复入，若不考虑一射射入的位置较特殊，那么合乎常理的解释是，一射李广眼中心里射的都是虎，二射、三射射的是石，特殊的情境和心理作用使然。故“见草中有虎”的叙述，更符合李广的视角，也更符合故事时间，毕竟“见草中石，以为虎”放缓了故事时间，消解了情境中的紧张感和“那时快”的感受。（3）“原文‘终不能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这也是对二者思想情感异同解读的陈述，陈述本身有可商榷之处。首先，“终不能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的意味，但是否有“很斩截”的意味，待商榷。其次，“终不能入”也含失望而放弃的意味，与前者相比，前者的“矣”字能够表现较明确的失望而放弃的意味，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不明确含有，甚至不能断定后者的强烈程度一定就比前者弱，因为两者都有的“终”字已经能够明确传达出“失望而放弃”的意味，至于强烈程度，读者可以通过语气语调予以区别、调整，因人而异。
讨论任何具体的话语—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都应考虑交际主体及其倾向。不同的叙述者和不同的叙述视角，不同的接受者和不同的接受视角，交际效果不一样。恰如朱光潜先生和王若虚对同一段文字的评价不一样，朱先生从“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练与吻合”视角出发，王若虚从简洁与否角度出发，又如不同的阅读者对朱先生的《咬文嚼字》的接受程度不一样，有人读不进去，有人为之喝彩，有人欲与之商榷。
三、基于交际成本和效率
王若虚出于“凡多三石字”改《史记》李广射虎段，联系王若虚的行文，考之《史记辨惑》，参以前人对王若虚的评价“为文不事雕琢，唯求当理，尤不喜四六”[2]，王若虚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大约追求“简洁”之好。
具体话语——言语形式作为一种交际行为的产物，当然不能仅以“简洁”与否作为评判标准，但从交际行为的成本和效率层面看，在能较好地达成交际目的的前提下，追求简洁——降低交际成本、提高交际效率也是一种应然的追求。在书写困难时代，如甲骨文时代、竹简时代等，这很好理解；在按字数收费如拍电报或付费发表、阅读时，这也很好理解。即使书写容易，提供免费的发表和阅读或其他交际方式或平台，于交际双方而言，时间、空间都是成本，效率仍需考虑。
基于此，再来看《史记》李广射虎原文和王若虚的改文。《史记》李广射虎原文本身因不同版本会有差异，本文无意作版本学的考证，但還是有必要比较一下四种不同版本文本间的“石”字以外的差异。
因复更射，终不能复入石矣。[3]
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4]。
因复更射，终不能入石矣。[5]
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6]
通过对比，可见“之”字去掉，不影响交际目的的达成，第二个“复”字去掉，亦不影响交际目的的达成，且去掉一“复”字这一无必要的直接重复，更符合中文使用的艺术性。朱光潜先生的“形式和内容相随而变”并无问题，问题在于有些形式本身就是多余、空洞、无意味——无“内容”的，故从降低交际成本、提高交际效率层面看，在不影响交际目的和效果达成的前提下，追求简洁是语言文字运用的一种应然追求。
基于此，王若虚提出“凡多三石字”自有其合理性，前文已有相关分析。然而，《史记》原文中， “见草中石”“中石”“视之，石也”“终不能复入石矣”四个“石”字的连续重复使用，客观上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作者有意强调，李广射的是石，李广能够一射入石。即使如此，朱先生对王若虚改文的细部分析依然值得商榷，基于交际成本和效率考虑，司马迁《史记》李广射虎一段原文依然有可简洁的空间。
语文教育者和语文学习者都应养成咬文嚼字的习惯，同时也应养成明确的交际意识，意识到任何话语形式都是交际行为及其产物，评价任何话语——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恰当与否，都应置于交际视角，基于交际目的和效果，考虑交际主体及倾向，不忘交际成本和效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行文思路，才能更低成本高效率地达成交际目的，提高语言运用能力，落实语文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5]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9，296-300
[2][3]]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滹南集、仲弘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5，329，397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71-2872
[6]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三）》[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6，23
《史记》李广射虎原文为“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更复射，终不能入石矣。”王若虚认为“凡多三石字”，当改为“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或改为“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朱先生对《史记》原文的评价是“这本是一段好文章”，对王若虚的改文评价为“表面上看，改得似乎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
朱先生认为《史记》原文比王若虚改文“好”。何谓“好”呢？一定要有标准。根据朱先生对贾岛的推敲的论述“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问题不在于‘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意境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好的或者说妥当的文字应当能恰当地表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且要与作品整体相协调。但问题在于，读者凭什么判断作者所言恰当地表现了作者所思呢，朱先生也说“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朱先生作为读者如何确认《史记》原文就恰当地表现了司马迁的思想情感呢？显然，朱先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朱先生的阐述中有矛盾的地方。“在文字上的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勉，推陈出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炼和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是从作者的角度说的，且只有在作者角度才能成立。而对《史记》原文和王若虚改文的评价，则是从读者角度评价的。对同一段文字，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评价，正如对《史记》原文，王若虚与朱先生评价就有差异。
这是否意味我们无法评价具体话语或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恰当与不恰当呢？当然不是，具体话语或语言运用是交際的产物，若置于交际视角考察，基于特定交际主体及其倾向，低成本高效率地达成交际目的和效果，即为好的、恰当的话语，反之则否。其中，是否达成交际目的及效果是最核心的评价指标，交际主体及其倾向是影响交际目的及效果的核心因素，交际成本和效率是效益指标。
一、基于交际目的及效果
任何具体的话语—语言运用，不论其呈现方式如何，语音或文字，实用文章或文学文本，都是交际行为的产物，没有交际目的，就没有话语意义，离开交际效果，何论话语好坏？对任何具体的话语—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的评判，首先要基于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交际目的达成效果较好，即为好的话语-语言运用。任何脱离交际目的及效果的外在考量标准都是值得怀疑、见仁见智的标准。而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只能置于“交际者——话语——交际者”互动的框架中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因此，朱先生对《史记》原文的评价“这本是一段好文章”和对王若虚改文的评价“表面上看，改得似乎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朱先生只能静态地从读者理解的单向角度进行品评。
《咬文嚼字》一文中，朱先生认为语言文字“形式和内容相随而变”“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举了王若虚改《史记》李广射虎段的例子，并对《史记》原文和王若虚改文进行了三处具体对比分析：（1）“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2）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样的意味（3）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
这三处对比分析，说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但差异本身并不能等同于“好”与“不好”。按照朱先生的逻辑，朱先生认为《史记》原文“好”，必须确认《史记》原文更能恰当的表现司马迁的思想情感，这是无法确认的。而确认“见草中石，以为虎”比“见草中有虎”好，“视之，石也”比“既知其为石”好，“终不能复入石矣”比“终不能入”好，也是以确认三者中的前者更能恰当地表现司马迁的思想情感为前提，这也无法确认。那朱先生到底是如何确认前者比后者好呢？再次细读朱先生的分析，“‘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不难看出，朱先生是从表达效果来立论的，而这效果是朱先生作为读者读出来的，并不是经由司马迁作为作者明确确认的，虽然司马迁作为作者肯定有明确的表达目的（具体明确的思想情感）。所以，朱先生所论述的语言形式恰当地表达了作者思想情感这一“好”的标准值得商榷，因为作者的具体的语言形式是否恰当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只有作者知道，——事实上，作者是否知道，也有待讨论。故从作者维度考察“思想情感——语言形式”是否恰当，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即使是朱先生本人，也只能从读者维度解读“语言形式——思想情感”。
不考量交际目的及效果的达成情况，不在“交际者-话语-交际者”互动的框架中进行具体分析，具体话语-言语运用形式的好坏便因人而异、见仁见智。恰如“推”“敲”哪个更妙，文人雅士各抒己见，恰如《史记》李广射虎一段好不好，王若虚朱光潜见仁见智。
二、基于交际主体及倾向 交际目的及效果的达成情况，需置于“交际者—话语—交际者”互动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因为交际者及其交际对象的性别、身份、权势、地位、教养及具体交际情境—语境中的相关因素等都会影响交际者的话语——语言运用，任何交际者都会有自己的交际倾向，影响对话语的使用和理解，从而影响交际目的和效果的达成。王若虚和朱光潜对《史记》李广射虎原文的不同评价，正是不同读者基于不同倾向的差异化理解。
朱先生对王若虚改文的三处具体对比分析还可细致分析。（1）“‘见草中石，以为虎’ 并非‘见草中有虎’”，这是事实陈述，不涉及价值判断，单看没问题。（2）“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样的意味”，这是对二者思想情感异同的解读的陈述，单看也无问题。但两者放在一起看，就可能产生问题。“视之，石也”的确可以表达出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问题是这意味是仅限于表现李广的惊讶，还是让读者与李广一起发现而惊讶，以及这惊讶的程度如何。如果只表现李广的惊讶及一般程度的惊讶，《史记》原文的表述更妥当。若让读者与李广一起发现错误而惊讶，并且强调这惊讶的程度，那么窃以为将“见草中石，以为虎”改为“见草中有虎”会更妥帖。再细读《史记》原文“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不难发现，若表述为“见草中石，以为虎”则读者已知是石、非虎，惊讶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且李广之所以能够一射中石、没镞，再射、三射终不复入，若不考虑一射射入的位置较特殊，那么合乎常理的解释是，一射李广眼中心里射的都是虎，二射、三射射的是石，特殊的情境和心理作用使然。故“见草中有虎”的叙述，更符合李广的视角，也更符合故事时间，毕竟“见草中石，以为虎”放缓了故事时间，消解了情境中的紧张感和“那时快”的感受。（3）“原文‘终不能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这也是对二者思想情感异同解读的陈述，陈述本身有可商榷之处。首先，“终不能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的意味，但是否有“很斩截”的意味，待商榷。其次，“终不能入”也含失望而放弃的意味，与前者相比，前者的“矣”字能够表现较明确的失望而放弃的意味，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不明确含有，甚至不能断定后者的强烈程度一定就比前者弱，因为两者都有的“终”字已经能够明确传达出“失望而放弃”的意味，至于强烈程度，读者可以通过语气语调予以区别、调整，因人而异。
讨论任何具体的话语—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都应考虑交际主体及其倾向。不同的叙述者和不同的叙述视角，不同的接受者和不同的接受视角，交际效果不一样。恰如朱光潜先生和王若虚对同一段文字的评价不一样，朱先生从“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练与吻合”视角出发，王若虚从简洁与否角度出发，又如不同的阅读者对朱先生的《咬文嚼字》的接受程度不一样，有人读不进去，有人为之喝彩，有人欲与之商榷。
三、基于交际成本和效率
王若虚出于“凡多三石字”改《史记》李广射虎段，联系王若虚的行文，考之《史记辨惑》，参以前人对王若虚的评价“为文不事雕琢，唯求当理，尤不喜四六”[2]，王若虚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大约追求“简洁”之好。
具体话语——言语形式作为一种交际行为的产物，当然不能仅以“简洁”与否作为评判标准，但从交际行为的成本和效率层面看，在能较好地达成交际目的的前提下，追求简洁——降低交际成本、提高交际效率也是一种应然的追求。在书写困难时代，如甲骨文时代、竹简时代等，这很好理解；在按字数收费如拍电报或付费发表、阅读时，这也很好理解。即使书写容易，提供免费的发表和阅读或其他交际方式或平台，于交际双方而言，时间、空间都是成本，效率仍需考虑。
基于此，再来看《史记》李广射虎原文和王若虚的改文。《史记》李广射虎原文本身因不同版本会有差异，本文无意作版本学的考证，但還是有必要比较一下四种不同版本文本间的“石”字以外的差异。
因复更射，终不能复入石矣。[3]
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4]。
因复更射，终不能入石矣。[5]
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6]
通过对比，可见“之”字去掉，不影响交际目的的达成，第二个“复”字去掉，亦不影响交际目的的达成，且去掉一“复”字这一无必要的直接重复，更符合中文使用的艺术性。朱光潜先生的“形式和内容相随而变”并无问题，问题在于有些形式本身就是多余、空洞、无意味——无“内容”的，故从降低交际成本、提高交际效率层面看，在不影响交际目的和效果达成的前提下，追求简洁是语言文字运用的一种应然追求。
基于此，王若虚提出“凡多三石字”自有其合理性，前文已有相关分析。然而，《史记》原文中， “见草中石”“中石”“视之，石也”“终不能复入石矣”四个“石”字的连续重复使用，客观上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作者有意强调，李广射的是石，李广能够一射入石。即使如此，朱先生对王若虚改文的细部分析依然值得商榷，基于交际成本和效率考虑，司马迁《史记》李广射虎一段原文依然有可简洁的空间。
语文教育者和语文学习者都应养成咬文嚼字的习惯，同时也应养成明确的交际意识，意识到任何话语形式都是交际行为及其产物，评价任何话语——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恰当与否，都应置于交际视角，基于交际目的和效果，考虑交际主体及倾向，不忘交际成本和效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行文思路，才能更低成本高效率地达成交际目的，提高语言运用能力，落实语文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5]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9，296-300
[2][3]]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滹南集、仲弘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5，329，397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71-2872
[6]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三）》[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