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证券业协会下发通知，自4月11日起，要求券商中断与私募就场外期权业务的往来，存量业务到期终止，不得有新增业务。据悉，场外收益互换也在监管之列。记者了解到，私募是场外期权市场的最大买方。以2017年12月数据为例，当月新增场外期权手数中，私募占比超过40%。对于新规，业内人士评论称此次窗口指导的严厉程度远超预期。
　　新规实施后，占据了场外衍生品市场大部分份额的中信、中金、国信等券商受冲击最大。以去年12月场外衍生品数据为例，上述3家券商的名义本金增量均进入行业前5。有券商研究员测算，中金和国信场外衍生品业务占比较高。


　　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某资管行业人士表示，由于场外衍生品业务门槛高，一些私募通过拆分期权份额、降低杠杆后再兜售给个人投资者，从中赚取杠杆价差，此举涉嫌场外配资，且违反了投资者适当性原则。不过，记者也联系上了一家非券商的场外期权业务机构，该公司员工表示，目前还可以承做针对个人投资者的场外期权业务。

场外期权业务急踩刹车，监管力度超预期

　　经历了2017年的蓬勃发展后，场外期权业务终于被监管层盯上。4月10日晚，市场中开始流传一则信息：“收到证券业协会和证监会窗口指导，自4月11日起暂停券商和私募基金开展场外衍生品业务，证券公司不得新增业务规模，存量业务到期自动终止，不得续期，待新规出台，另行通知交易对象：包括所有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产品，其他金融机构、资管产品和企业不受影响。”随后有媒体报道称确有其事。《红周刊》记者也从多家券商和期货公司确认了上述消息的真实性。
　　“所谓场外期权，指期权双方签的是场外收益互换协议，即证券业协会2014版的SAC主协议、补充协议、交易确认单，协议的主要结构在交易确认单中体现。”宏源期货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董京侃告知《红周刊》记者，“在10日之前，我们就咨询了基金业协会负责资管产品备案的负责人，对方当时表示，投资范围包括场外收益互换、场外期权的资管产品，不予备案。”
　　除了场外期权外，场外收益互换也在此次禁令之内，而场外期权+场外收益互换是场外衍生品的两大主要品种，“以前是普通法人和特殊法人（资管产品）账户都可以，现在只剩下普通法人可以参与场外衍生品业务了”。
　　这也是场外期权在内地资本市场运行5年来，政策管理力度最大的一次。“这一次政策的严厉性远超我们预期。”一位要求匿名的券商非银研究员评论称，此前的猜测是，监管层会通过限制业务规模、提高做市商资质等限制性手段来规范场外衍生品市场，没想到直接叫停，“好在目前场外衍生品市场规模还不到万亿元，这次监管层只叫停了新增业务，存量业务还可以做，因此对短期市场波动性影响不是很大”，而且新规有利于缩小券商风险敞口。
　　这位研究员告知记者，场外期权依据标的分为股指期权、个股期权，“其中营收的大头来自于个股期权。据我们测算，个股期权带来的收入是股指期权收益的20倍左右”，其中场外个股期权的主要交易对手就是私募。以2017年12月数据为例，当月新增场外期权合约手数中，私募基金占据了40%，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投资者。
　　以记者获得的中信证券一份场外期权业务资料为例：客户看好现价20港元招商银行（H股），遂买入名义本金2000万港元的看涨期权，10%的期权费为200万港元，如半年内股价未能达到20港元，客户放弃行权，则100万港元的权利金归券商所有；如股价达到行权价、客户行权，券商则存在亏损风险。董京侃表示，场外期权业务中，券商作为期权卖方，赚取的主要是无风险利率、波动率的收益，平均年化收益差不多是市场利率的2倍。

上有政策，机构下有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从多位券商和期货公司人士获悉，这次处置的核心对象为私募，券商资管和基金专户等不在限制范围内。基于此，有券商人士建议私募，加层通道继续参与场外期权市场。
　　尽管监管层留出了一道口子，一位上海的私募基金经理坦言：私募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参与主体，一旦被排除在外，业务规模会严重萎缩、流动性丧失，对市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星石投资合伙人刘可分析，我国场外期权自2017年开始爆发，年末存量交易笔数（5901笔）较年初增长247%，初始名义本金规模达到5011亿元。
　　刘可指出，私募是場外交易中最活跃的参与者，但不少交易游走在监管模糊地带：“虽然中期协于2017年9月发文叫停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与个人的场外期权业务，但市场随后又出现了应对措施，比如招揽个人投资者和一些合格机构签订委托代持类型的投资协议，以机构为通道，或以购买相关资管产品和券商进行场外交易；部分机构则利用互联网平台将场外个股期权违规兜给不具备风险承受能力的普通投资者，声称该类交易损失有限、收益无穷，门槛甚至低至500元，但一旦标的股票涨幅不敌权利金，投资者就会亏损。”
　　此前曾有私募人士向记者透露，有私募与券商等做市商签署场外期权协议，同时将对等规模的期权拆分份额、降低杠杆后卖给资金不足的个人投资者（私募在此处扮演做市商角色），从中赚取差价。譬如跟券商签署的期权合同为20倍杠杆、与个人投资者的合同中只有10倍，董京侃透露，“确实有很多配资公司这样操作，用手机APP就能完成期权买卖，做市商的收入堪称暴利”。
　　记者以投资者的身份与一家名为泽惠信息的公司取得了联系，该公司的一位员工告知记者，目前还可以向个人投资者提供第三方场外期权服务，名义本金与权利金的杠杆率为10倍，且对资金要求和开户考试的要求低于券商。他还介绍，大部分个股都在期权标的池内，“券商有些股票特别情况不给报价就没办法”。在该公司的官网中，记者注意到热门标的以大盘蓝筹股为主，行业上多为银行、公路/机场、钢铁公司，且行权时间均为4周。不过资金托管如何解决、如何保证本金安全，这位员工建议记者到上海办公室面谈，电话中没有提及。

中信、中金、国信首当其冲？

　　2017年以来，券商资管业务受政策抑制，经纪和两融业务由于行情低迷而明显下滑，场外衍生品成为券商突围的“利器”。董京侃指出，“场外期权比场内期权卖得贵，像豆粕、白糖期货期权，参与者以机构为主，价格压得很低，泡沫很少，即便这样期权卖方也有年化8%的收益”，股票期权收益率同样可观。
　　此外，对券商自营业务而言，引入场外期权业务后，股票不涨也能赚钱。“半年期的期权收5%权利金，一年相当于多出来10%收益，”这也能部分解释为何2017券商自营业务普遍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他评论称，此次窗口指导“对二级市场影响不太大，但对券商自营盘的收益影响较大。”
　　据记者了解，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做市商为中金、中信、国信，华泰份额的扩张也很迅猛。证券业协会发布的《场外证券业务报告》显示，去年12月场外衍生品交易量排名前五的券商分别为中信、海通、中金、国信、广发。董京侃解释称，“中信自营股票池规模大，中金的撮合能力强，因此成为场外衍生品的主要卖方”。不过，从2017年初至年底，前五大券商的业务集中度从90%降至75%左右，表明有越来越多的券商开始分食场外衍生品业务。
　　招商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郑积沙测算，场外期权带来的总收入约为100亿元，其中私募作为对手方带来的利润约50亿元。对于新规，悲观预期下业务限定时间为3个月，此次叫停对中信的业绩影响约为5%，略大于行业平均。
　　而就中信证券来说，前述非银研究员表示：“新规对中信整体业绩的影响比较小，因为中信体量大、各个业务条线都很发达，少一块收入对利润表冲击有限。不过，中信曾提出要成为‘中国的高盛’，未来衍生品业务瘸腿，被动回归传统业务，你怎么对标高盛？”
　　至于中金，据前述研究员测算，中金公司营收上对场外期权的依赖更大。年报也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金公司场外衍生品交易对冲持仓达377.92亿元，较2016年同比增长86%。
　　此外，“國信证券对场外期权业务的倚重度也比较高，而且不久前国信投行部门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估计今年国信证券的业绩会比较惨”。今年1月底，国信证券公告称，因其保荐及财务顾问业务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公告还透露，涉案项目发生于2013-2014年，当年国信证券主导了5宗并购项目，其中*ST华泽于2017年7月被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涉嫌2013年报虚假记载等。
　　“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乱象应该得到规范，但市场也确实有对冲风险的需求。”董京侃说，目前A股场内仅有50ETF期权这一个品种，期待交易所进一步放开股指期货持仓限制、尽快推出新的场内期权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