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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的一部《冲虚至德真经》入选该名录，《冲虚至德真经》是战国时期列御寇撰，东晋张湛注，俗称《列子》，是一部由列子、列子弟子及列子后学著作汇编的道家的经典著作。
这部《列子》是宋代浙江婺州刻小字本，具备了宋刻本用笔方整，刚劲挺秀的特点，流传至今，墨色匀净，字体秀雅。保存下来的有四卷，金镶玉装订，一册一函，金丝楠木盒装。卷端题：“冲虚至德真经”列子，张湛处度注。每半叶十四行，每行25-26字，有小字注，双行，每行30-31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是宋代坊刻本的典范。版心记录了当时刻书的刻工，如丁松年、马祖、詹世荣、陈彬、李昇等，其中李昇是宋代淳化年间著名的刻工（《刻碑姓名录》卷二宋第3页，中国书店1958年版），刻印的精良使得这部书锦上添花，更加凸显了这部宋刻本的珍贵。
现代图书的版权页规范和表明了书名、责任者、出版者、版本等信息，而古籍的信息则散见在序、题跋、牌记、书名页、卷端、版心等多处，在流传过程中还会有收藏者钤盖自己的姓名印、鉴赏印或藏书楼印。古籍钤印会直接反映其流转的时间顺序和产权关系，从古籍钤印可以探究多代多人递藏次第。这部《列子》共钤有15枚印章，分属十几个不同的藏书者，细致爬梳这十几枚印章，可以厘清这部古籍流传的始末源流，还原这部古籍是如何传承至今的，从而有助于研究这部古籍自身的文化内涵，并有助于研究在收藏这部古籍的漫漫长路上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收藏者的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
1、项元汴收藏。项元汴（1525-1590），初名笃周，字子京，号墨林，浙江嘉兴人，明代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擅长书法、绘画，精于鉴赏古籍，善于辨析真伪。凭借家资丰厚，不惜重资收购名画、鼎彝、玉石和书籍。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善本图书珍品，藏于名为“天籁阁”的藏书楼，并钤盖“天籁阁”、“项墨林”等印章。他的古籍书画储藏量之大，当时的藏书家没有能超越的。以至于乾隆感慨“有明一代，藏书第一当属子京矣”。乾隆曾经六下江南，多次造访“天籁阁”遗址，还在承德避暑山庄修建“天籁书屋”，可见项子京的天籁阁的珍藏让乾隆颇为牵念。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破嘉兴，天籁阁藏书被一个名叫汪六水的人掠走，后来明清之交的满清重臣梁清标和巨富安岐接手了项家藏书，这些藏书又通过多种渠道并入乾隆内府，钤盖上乾隆天禄琳琅藏书的印章“乾隆御览之宝”，由此可以清晰看出天籁阁藏书传承的脉络。
这部《列子》的卷端钤有“项墨林鉴赏章”，白文方印。说明在宋代刻就这部书后被项元汴慧眼珍视，藏其藏书楼，项元汴是这个传接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2、毛晋庋藏。毛晋（1599-1659），字子晋，号潜在，原名凤苞，字子久，江苏常熟人，是明末著名的藏书家。他常常用高价求购宋代、元代的精刻本，以至于在当地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卖书与毛氏”的说法。这部古籍卷端钤有“子晋”、“汲古主人”二印，均为朱文方印。由此考证这部宋刻本当属毛晋在项元汴藏书流出后化巨资纳入囊中。
毛晋前后收集图书达84000余册，除了收藏，他一方面雇佣高手影抄一些宋元版珍籍；另外还聘请名士精校图书，采用细腻松软、表面平滑、托墨吸水、纸质较薄且价格便宜的竹纸刊刻，使得刻书成本降低，毛氏刻本得以广泛传播，先后刻书达600多种，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的，且以缮写精良、纸墨上乘、细工雕镌、印本清晰而著称，量质齐备，是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为此，毛晋专门建“汲古阁”、“绿君亭”用于庋藏精椠的宋元善本。
3、冯景搜集。冯景（1652-1715），字山公，一字少渠，浙江钱塘人。喜好读书，善写文章。
清代著名藏书家、康熙间十才子之一的宋荦搜罗了大批珍贵古籍、名帖，最为关键的是毛晋“汲古阁”的藏书散佚后，大半为宋荦所得。而宋荦做江苏巡抚时，听闻冯景的贤能，曾聘他进幕府帮忙。这部《列子》钤有“冯景私印”印章，说明曾经冯景之手收藏，但冯景生性严正，贫而乐道，所以这部古籍为宋荦从毛氏得到后馈赠给冯景也极有可能。
4、怡亲王宝之。爱新觉罗·弘晓（1722-1778），字秀亭，号冰玉主人，怡贤亲王爱新觉罗·胤祥的第七个儿子，承袭怡亲王爵，清朝著名藏书家、诗人。
怡亲王嗜好珍本古籍，建有藏书楼“乐善堂”，又名“明善堂”、“安乐堂”。当时珍贵的宋元刻本，大部分被毛晋、钱曾收购，而这两家藏书散出后，半数被徐乾学、季振宜得到，徐、季二家书散出后，短暂藏于冯景处，后归了弘晓。到同治末年，怡亲王藏书开始散落。藏书印有“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御题明善堂印”“怡亲王宝”等。
这部《列子》卷端、卷末均钤有“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印章，可见《列子》曾经收藏有罕见珍品的怡亲王弘晓之手收藏。怡亲王被杀后，他的藏书流入大内，成为乾隆的御藏，即内府藏书。
5、成为内府藏品“目外书”。清乾隆九年，在乾清宫昭仁殿设架庋藏内府宋元明精善本，命名为“天禄琳琅”，从此，昭仁殿成为清廷收藏善本特藏的专门书库，也就是著名的清代皇家藏书楼。这些藏书被编成《天禄琳琅书目》，详细记录了天禄琳琅的藏书情况。“天禄琳琅”的每一部善本书都加盖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或“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等属于乾隆帝的玺印。后来昭仁殿失火，所藏典籍全部焚毁，重建昭仁殿后重新汇集“天禄琳琅”善本编成《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每部书另钤“天禄继鉴”印。此外，还有许多入藏“天禄琳琅”而书目并没有收录，但存有乾隆玺印的目录外书籍，《列子》就属于目录外的书籍（刘蔷？《天禄琳琅“目外书”辑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120页）。
乾隆时曾把天禄琳琅书赏赐给大臣，同治以后，朝廷将天禄琳琅书送到宫外书肆修补装潢，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中人监守自盗，这些天禄琳琅书开始流失出宫。流出宫外有的被满贵族所得，有的被书肆所得再转手卖掉，有的经数人之手被藏书家收购。藏书界视“天禄琳琅”善本如凤毛麟角，可见钤有印章的宋刻本有何等珍贵。 从卷端上方正中压骑板框钤盖的“乾隆御览之宝”和上板框外齐右边框的“赐本”两枚乾隆玺印的位置和浓郁而精致的印色来看，符合内府藏书的钤印礼制，精雕细刻的笔画，彰显出皇家气派。它承载了文化传统，象征着封建王朝的正统地位，经皇家收藏具有了特殊的崇高地位。
6、汪氏蒐索。汪士钟，字春霆，号阆源，清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1786年。其父以经营布匹致富，也以藏书知名。汪士钟广泛搜集宋元旧刻以及《四库全书》中没有采辑的图书，建造了闻名中外的藏书楼“艺芸书舍”。艺芸书舍藏宋版书三百余部，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中藏宋版书最多的人，超过黄丕烈藏有百部宋版书的士礼居和陆心源藏有两百部宋版书的皕宋楼。清代阮元曾以“万卷图书皆善本”来形容艺芸书舍的珍本荟萃。
汪氏艺芸书舍的藏书主要来自黄丕烈的士礼居、周锡瓒的水月亭、袁廷梼的五研楼和顾之逵的小读书堆，这四个人都以富收藏、精考据著称于世，尤其是以藏有百部宋刻本为荣的黄丕烈曾颜其藏书之所为“百宋一廛”，汪士钟收购这几个人散出的典籍，大大便于珍贵典籍的集中收藏和保存。
这部《列子》钤印“士钟”、“阆源父”，当是乾隆赏赐某人后，被善藏宋版书的汪士钟挖掘到，清晰表明善藏善本的汪士钟独到的眼光。
汪士钟的藏书在晚年陆续散出，其中的子集被当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杨以增收购，并借助官方漕运粮船运回聊城，藏于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经史部分都归了常熟瞿氏的同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还有一部分归了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有的甚至流落海外到了日本。汪氏聚集藏书历经两代，但散书却快，大概是家道中落，子孙对祖辈的藏书理念缺乏认同感，从而使得藏书无法传承，最终流散。
7、蒋湘南珍视。蒋湘南（1795-1854），字子潇，回族，河南固始人，晚年在陕西关中度过。从夏寅官的《蒋湘南传》可知“仲父奇其才，为之置书千卷，一览辄晓。自经史象纬律历舆图礼制兵刑名法以及释道西藏，一一寻源沿流，究其得失”。叔父藏书为其所用，以至于蒋湘南后来写成了许多地方文献。蒋相南虽博学多识但性刚介，不随俗，“身后遗书，经粤寇窜吴越，蝎寇起河湟，凶炬所侵，悉为煨烬”。
这部《列子》卷端钤印“蒋湘南印”，可见一度为博学的蒋湘南所藏所用，并从中汲取了精神营养。
8、丁丙弆藏八千卷楼。丁丙（1832-1899），字嘉鱼，号松生，清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末著名藏书家。
丁丙酷爱藏书，私人藏书丰富，沿用祖父的“八千卷楼”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后将其新增加的藏书，命名为“后八千卷楼”专藏《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小八千卷楼”专藏善本书，又名善本书室。编有丁氏藏善本书总目《善本书室藏书志》，对藏书印章有详细记载，并对藏弆源流和藏家生平多有述略，具有较高的藏书史料价值。
历经30余年，丁丙藏书达8000种30万卷，其中有宋元刻本200余种，还有许多铭刻经本、旧抄善本、著述稿本及乡土文献。丁丙去世后，子孙把藏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卖给了江南图书馆，现为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丁丙的藏书印有“济阳文府”“甘泉藏书”“八千卷楼珍藏善本”“四库著录”“钱塘清望世家”等。这部《列子》在1-4卷卷末共4处钤盖“八千卷楼所藏”，足见其对宋刻本的珍视。
9、端方截留。端方（1861-1911），字午樵，号陶斋，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收藏家，清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藏书室名为归来庵、宝华盦、四钟山房。出使西方考察宪政时，发现国外大城市都设有官方公共藏书机构，于是奏请清廷创办公共藏书机构。我国最早的几个官办公共图书馆，如江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馆的创立，都是在他的督办下完成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丙想出售其藏书，鉴于当时陆心源皕宋楼的图书被日本人掳走，恐怕八千卷楼藏书流失，于是端方奏请清政府全部收购丁丙的藏书。1908年，端方倡议设立江南图书馆，将八千卷楼藏书入藏于此。
端方的藏书印有“满洲托活洛氏端方藏书印”、“陶斋藏石四百余种之一”等。《列子》书名页钤有端方的印章“陶斋鉴藏书画”，朱文方印。从“八千卷楼所藏”和“陶斋鉴藏书画”钤印的前后渊源来看，当时全部收购的丁氏藏书中的这部《列子》，当是因端方对于本部《列子》的喜爱和欣赏而截留于他的藏书处，成为“陶斋”的重要藏品。端方被杀后，所藏逐渐散出。
10、中晦旧藏。陈伯达（1904-1989），字仲顺，原名陈尚友，笔名伯达，化名或别名陈建相、陈志梅、陈万里，化名或笔名王文殊、王通、曲突、梅庄、周金、史达（《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68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福建泉州人。因为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在延安时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相契合，后成为中共中央首席秘书。1966年，陈伯达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的飞黄腾达借助于他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造诣，“陈伯达嗜书，罄其稿费以购，有3万册自然科学书籍，3万册社会科学书籍，另有一间书库专贮线装书，有‘万卷户’之称”（叶永烈《陈伯达传》第11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他的生活简朴，工资基本都用来买书，收藏了许多珍贵古籍，其中包括这部《列子》，正是他的独特眼光和对古籍的酷爱，正是他对于古籍的整理和修复，也借助着他的权势，使得这部古籍能够保持完好。其藏书印有“卑以自牧伯達用章”“伯達存書”“陳仲晦印”等。金镶玉装订，钤印“中晦”，都是陈伯达的杰作。陈伯达旧藏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接收，2005年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文研所收藏。
这部《列子》历经千年，从项元汴到陈伯达递藏流传，辗转多人之手，经过内府收藏，也经过私家珍视；有的是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有的是凭着一个人对古籍善本的热爱而竭力保护，钤印涵盖了宋代至今这部古籍流传过程中最著名的收藏家，他们共同的审美情趣和鉴赏高度，直接印证了这部古籍的优良高贵品质，足以说明这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
这部《列子》是宋代浙江婺州刻小字本，具备了宋刻本用笔方整，刚劲挺秀的特点，流传至今，墨色匀净，字体秀雅。保存下来的有四卷，金镶玉装订，一册一函，金丝楠木盒装。卷端题：“冲虚至德真经”列子，张湛处度注。每半叶十四行，每行25-26字，有小字注，双行，每行30-31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是宋代坊刻本的典范。版心记录了当时刻书的刻工，如丁松年、马祖、詹世荣、陈彬、李昇等，其中李昇是宋代淳化年间著名的刻工（《刻碑姓名录》卷二宋第3页，中国书店1958年版），刻印的精良使得这部书锦上添花，更加凸显了这部宋刻本的珍贵。
现代图书的版权页规范和表明了书名、责任者、出版者、版本等信息，而古籍的信息则散见在序、题跋、牌记、书名页、卷端、版心等多处，在流传过程中还会有收藏者钤盖自己的姓名印、鉴赏印或藏书楼印。古籍钤印会直接反映其流转的时间顺序和产权关系，从古籍钤印可以探究多代多人递藏次第。这部《列子》共钤有15枚印章，分属十几个不同的藏书者，细致爬梳这十几枚印章，可以厘清这部古籍流传的始末源流，还原这部古籍是如何传承至今的，从而有助于研究这部古籍自身的文化内涵，并有助于研究在收藏这部古籍的漫漫长路上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收藏者的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
1、项元汴收藏。项元汴（1525-1590），初名笃周，字子京，号墨林，浙江嘉兴人，明代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擅长书法、绘画，精于鉴赏古籍，善于辨析真伪。凭借家资丰厚，不惜重资收购名画、鼎彝、玉石和书籍。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善本图书珍品，藏于名为“天籁阁”的藏书楼，并钤盖“天籁阁”、“项墨林”等印章。他的古籍书画储藏量之大，当时的藏书家没有能超越的。以至于乾隆感慨“有明一代，藏书第一当属子京矣”。乾隆曾经六下江南，多次造访“天籁阁”遗址，还在承德避暑山庄修建“天籁书屋”，可见项子京的天籁阁的珍藏让乾隆颇为牵念。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破嘉兴，天籁阁藏书被一个名叫汪六水的人掠走，后来明清之交的满清重臣梁清标和巨富安岐接手了项家藏书，这些藏书又通过多种渠道并入乾隆内府，钤盖上乾隆天禄琳琅藏书的印章“乾隆御览之宝”，由此可以清晰看出天籁阁藏书传承的脉络。
这部《列子》的卷端钤有“项墨林鉴赏章”，白文方印。说明在宋代刻就这部书后被项元汴慧眼珍视，藏其藏书楼，项元汴是这个传接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2、毛晋庋藏。毛晋（1599-1659），字子晋，号潜在，原名凤苞，字子久，江苏常熟人，是明末著名的藏书家。他常常用高价求购宋代、元代的精刻本，以至于在当地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卖书与毛氏”的说法。这部古籍卷端钤有“子晋”、“汲古主人”二印，均为朱文方印。由此考证这部宋刻本当属毛晋在项元汴藏书流出后化巨资纳入囊中。
毛晋前后收集图书达84000余册，除了收藏，他一方面雇佣高手影抄一些宋元版珍籍；另外还聘请名士精校图书，采用细腻松软、表面平滑、托墨吸水、纸质较薄且价格便宜的竹纸刊刻，使得刻书成本降低，毛氏刻本得以广泛传播，先后刻书达600多种，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的，且以缮写精良、纸墨上乘、细工雕镌、印本清晰而著称，量质齐备，是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为此，毛晋专门建“汲古阁”、“绿君亭”用于庋藏精椠的宋元善本。
3、冯景搜集。冯景（1652-1715），字山公，一字少渠，浙江钱塘人。喜好读书，善写文章。
清代著名藏书家、康熙间十才子之一的宋荦搜罗了大批珍贵古籍、名帖，最为关键的是毛晋“汲古阁”的藏书散佚后，大半为宋荦所得。而宋荦做江苏巡抚时，听闻冯景的贤能，曾聘他进幕府帮忙。这部《列子》钤有“冯景私印”印章，说明曾经冯景之手收藏，但冯景生性严正，贫而乐道，所以这部古籍为宋荦从毛氏得到后馈赠给冯景也极有可能。
4、怡亲王宝之。爱新觉罗·弘晓（1722-1778），字秀亭，号冰玉主人，怡贤亲王爱新觉罗·胤祥的第七个儿子，承袭怡亲王爵，清朝著名藏书家、诗人。
怡亲王嗜好珍本古籍，建有藏书楼“乐善堂”，又名“明善堂”、“安乐堂”。当时珍贵的宋元刻本，大部分被毛晋、钱曾收购，而这两家藏书散出后，半数被徐乾学、季振宜得到，徐、季二家书散出后，短暂藏于冯景处，后归了弘晓。到同治末年，怡亲王藏书开始散落。藏书印有“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御题明善堂印”“怡亲王宝”等。
这部《列子》卷端、卷末均钤有“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印章，可见《列子》曾经收藏有罕见珍品的怡亲王弘晓之手收藏。怡亲王被杀后，他的藏书流入大内，成为乾隆的御藏，即内府藏书。
5、成为内府藏品“目外书”。清乾隆九年，在乾清宫昭仁殿设架庋藏内府宋元明精善本，命名为“天禄琳琅”，从此，昭仁殿成为清廷收藏善本特藏的专门书库，也就是著名的清代皇家藏书楼。这些藏书被编成《天禄琳琅书目》，详细记录了天禄琳琅的藏书情况。“天禄琳琅”的每一部善本书都加盖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或“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等属于乾隆帝的玺印。后来昭仁殿失火，所藏典籍全部焚毁，重建昭仁殿后重新汇集“天禄琳琅”善本编成《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每部书另钤“天禄继鉴”印。此外，还有许多入藏“天禄琳琅”而书目并没有收录，但存有乾隆玺印的目录外书籍，《列子》就属于目录外的书籍（刘蔷？《天禄琳琅“目外书”辑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120页）。
乾隆时曾把天禄琳琅书赏赐给大臣，同治以后，朝廷将天禄琳琅书送到宫外书肆修补装潢，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中人监守自盗，这些天禄琳琅书开始流失出宫。流出宫外有的被满贵族所得，有的被书肆所得再转手卖掉，有的经数人之手被藏书家收购。藏书界视“天禄琳琅”善本如凤毛麟角，可见钤有印章的宋刻本有何等珍贵。 从卷端上方正中压骑板框钤盖的“乾隆御览之宝”和上板框外齐右边框的“赐本”两枚乾隆玺印的位置和浓郁而精致的印色来看，符合内府藏书的钤印礼制，精雕细刻的笔画，彰显出皇家气派。它承载了文化传统，象征着封建王朝的正统地位，经皇家收藏具有了特殊的崇高地位。
6、汪氏蒐索。汪士钟，字春霆，号阆源，清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1786年。其父以经营布匹致富，也以藏书知名。汪士钟广泛搜集宋元旧刻以及《四库全书》中没有采辑的图书，建造了闻名中外的藏书楼“艺芸书舍”。艺芸书舍藏宋版书三百余部，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中藏宋版书最多的人，超过黄丕烈藏有百部宋版书的士礼居和陆心源藏有两百部宋版书的皕宋楼。清代阮元曾以“万卷图书皆善本”来形容艺芸书舍的珍本荟萃。
汪氏艺芸书舍的藏书主要来自黄丕烈的士礼居、周锡瓒的水月亭、袁廷梼的五研楼和顾之逵的小读书堆，这四个人都以富收藏、精考据著称于世，尤其是以藏有百部宋刻本为荣的黄丕烈曾颜其藏书之所为“百宋一廛”，汪士钟收购这几个人散出的典籍，大大便于珍贵典籍的集中收藏和保存。
这部《列子》钤印“士钟”、“阆源父”，当是乾隆赏赐某人后，被善藏宋版书的汪士钟挖掘到，清晰表明善藏善本的汪士钟独到的眼光。
汪士钟的藏书在晚年陆续散出，其中的子集被当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杨以增收购，并借助官方漕运粮船运回聊城，藏于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经史部分都归了常熟瞿氏的同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还有一部分归了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有的甚至流落海外到了日本。汪氏聚集藏书历经两代，但散书却快，大概是家道中落，子孙对祖辈的藏书理念缺乏认同感，从而使得藏书无法传承，最终流散。
7、蒋湘南珍视。蒋湘南（1795-1854），字子潇，回族，河南固始人，晚年在陕西关中度过。从夏寅官的《蒋湘南传》可知“仲父奇其才，为之置书千卷，一览辄晓。自经史象纬律历舆图礼制兵刑名法以及释道西藏，一一寻源沿流，究其得失”。叔父藏书为其所用，以至于蒋湘南后来写成了许多地方文献。蒋相南虽博学多识但性刚介，不随俗，“身后遗书，经粤寇窜吴越，蝎寇起河湟，凶炬所侵，悉为煨烬”。
这部《列子》卷端钤印“蒋湘南印”，可见一度为博学的蒋湘南所藏所用，并从中汲取了精神营养。
8、丁丙弆藏八千卷楼。丁丙（1832-1899），字嘉鱼，号松生，清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末著名藏书家。
丁丙酷爱藏书，私人藏书丰富，沿用祖父的“八千卷楼”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后将其新增加的藏书，命名为“后八千卷楼”专藏《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小八千卷楼”专藏善本书，又名善本书室。编有丁氏藏善本书总目《善本书室藏书志》，对藏书印章有详细记载，并对藏弆源流和藏家生平多有述略，具有较高的藏书史料价值。
历经30余年，丁丙藏书达8000种30万卷，其中有宋元刻本200余种，还有许多铭刻经本、旧抄善本、著述稿本及乡土文献。丁丙去世后，子孙把藏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卖给了江南图书馆，现为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丁丙的藏书印有“济阳文府”“甘泉藏书”“八千卷楼珍藏善本”“四库著录”“钱塘清望世家”等。这部《列子》在1-4卷卷末共4处钤盖“八千卷楼所藏”，足见其对宋刻本的珍视。
9、端方截留。端方（1861-1911），字午樵，号陶斋，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收藏家，清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藏书室名为归来庵、宝华盦、四钟山房。出使西方考察宪政时，发现国外大城市都设有官方公共藏书机构，于是奏请清廷创办公共藏书机构。我国最早的几个官办公共图书馆，如江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馆的创立，都是在他的督办下完成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丙想出售其藏书，鉴于当时陆心源皕宋楼的图书被日本人掳走，恐怕八千卷楼藏书流失，于是端方奏请清政府全部收购丁丙的藏书。1908年，端方倡议设立江南图书馆，将八千卷楼藏书入藏于此。
端方的藏书印有“满洲托活洛氏端方藏书印”、“陶斋藏石四百余种之一”等。《列子》书名页钤有端方的印章“陶斋鉴藏书画”，朱文方印。从“八千卷楼所藏”和“陶斋鉴藏书画”钤印的前后渊源来看，当时全部收购的丁氏藏书中的这部《列子》，当是因端方对于本部《列子》的喜爱和欣赏而截留于他的藏书处，成为“陶斋”的重要藏品。端方被杀后，所藏逐渐散出。
10、中晦旧藏。陈伯达（1904-1989），字仲顺，原名陈尚友，笔名伯达，化名或别名陈建相、陈志梅、陈万里，化名或笔名王文殊、王通、曲突、梅庄、周金、史达（《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68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福建泉州人。因为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在延安时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相契合，后成为中共中央首席秘书。1966年，陈伯达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的飞黄腾达借助于他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造诣，“陈伯达嗜书，罄其稿费以购，有3万册自然科学书籍，3万册社会科学书籍，另有一间书库专贮线装书，有‘万卷户’之称”（叶永烈《陈伯达传》第11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他的生活简朴，工资基本都用来买书，收藏了许多珍贵古籍，其中包括这部《列子》，正是他的独特眼光和对古籍的酷爱，正是他对于古籍的整理和修复，也借助着他的权势，使得这部古籍能够保持完好。其藏书印有“卑以自牧伯達用章”“伯達存書”“陳仲晦印”等。金镶玉装订，钤印“中晦”，都是陈伯达的杰作。陈伯达旧藏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接收，2005年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文研所收藏。
这部《列子》历经千年，从项元汴到陈伯达递藏流传，辗转多人之手，经过内府收藏，也经过私家珍视；有的是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有的是凭着一个人对古籍善本的热爱而竭力保护，钤印涵盖了宋代至今这部古籍流传过程中最著名的收藏家，他们共同的审美情趣和鉴赏高度，直接印证了这部古籍的优良高贵品质，足以说明这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