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城山记》与《黄州快哉亭记》都是山水游记，它们在描绘自然风光的同时，都流露出作者的贬谪情怀。不过，就两篇文章的情感基调而言，它们是截然不同的：柳宗元在抑郁中流露出悲愤，而苏辙则在恬淡中流露出豁达。两篇文章在情景氛围的创设， 贬谪情怀抒发的方式，作者的身世际遇和学术思想上都表现了这些特点。
　　一、情景氛围创设的不同：弃地废景的灰暗与临江筑亭的明朗
　　两篇文章选择不同的景物来表现不同的情感基调： 柳宗元选择弃地废景的灰暗来表现自己的悲情；苏辙则选择临江筑亭的明朗来表现自己的豁达。
　　《小石城山记》中的永州本就偏僻，小石城山就更鲜为人知。小石城山上别无他物，唯石块而已，如文中的“睥睨”“堡坞”皆为颜色灰暗的石块，甚至颜色明净一些的水也难得一见，只能以投石的方式听到水声。如“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声。”而树与竹也只能生长在表面无土壤的石缝间。茅坤评价《小石城山记》“借石块”“以吐胸中之气”（《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的这个评语，准确地点出了柳宗元选景的用意。《小石城山记》全文不见一丝亮丽景色，不见柳宗元的一个朋友，哪怕是一个随从。只有柳宗元孤零零跑到偏僻的永州抒发他的千古悲情。这荒凉的景色，犹如一股灰色的烟雾，缭绕在柳宗元的眼前，使柳宗元的心中始终抑郁和悲愤。它挥之不去，并且愈来愈浓，紧紧地缠住了柳宗元的心。“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小石城山记》景色的灰暗，正是作者内心世界悲愤的流露。
　　《黄州快哉亭记》则选景开阔，基调明朗。为观览长江的胜景，张怀民临江筑亭。在快哉亭中，极目远眺，江流愈来愈宽，甚至“与海相若”，亭中所见景物“舟楫出没”，“鱼龙悲啸”，甚至沿江渔民的屋舍，古时的战场，历历在目。苏辙可以“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苏辙思接千载，甚至是曹孟德、孙仲谋、周瑜、陆逊等英雄人物，都充溢心中。苏辙能极享耳目之乐，全然不以贬谪为怀。作者豁达之心，犹如冉冉升起的朝阳，冲破贬谪情怀烟雾的缭绕，照亮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张伯行恰如其分评价《黄州快哉亭记》，“有潇洒闲放之致”（《唐宋八大家文钞》）。
　　二、贬谪情怀抒发方式不同：质疑神灵的落寞情怀和安贫乐道的超凡脱俗
　　两篇文章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也不同：柳宗元是政治斗争失败而被贬，遭受的政治迫害较深，故柳宗元不敢直抒胸臆，只能采用間接的象征手法；苏辙是因上书言事获罪遭贬，政治迫害相对较小，故苏辙采用“直铺其事”的“赋”的形式，宽慰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张怀民，实际上也是在安慰自己，用意比较明显。
　　柳宗元因王叔文集团遭受迫害而被贬永州九年，柳宗元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贤者”，而朝中居官者多为凡庸和群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想为朝廷出力的愿望愈来愈强烈，柳宗元本已压抑的心便愈来愈焦虑不安，以至于开始质疑神灵，“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而灵魂的这种焦虑，更加重了柳宗元对残酷现实的认同与对命运不公的悲愤。柳宗元由自视甚高到灵魂的焦虑不安，由灵魂的焦虑不安到质疑神灵，由质疑神灵到对残酷现实的承认，由承认残酷的现实到倍感自身的悲哀。他的悲愤犹如层层叠加的铁塔压抑着他的身心，使得他的悲愤无以复加。以至于柳宗元对“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和“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的两种说法都表示不信。“是二者，余未信之也”便是这种恶性循环心态的真实反映。
　　苏辙因替苏轼的“乌台诗案”上书得罪了权贵而被贬黄州，不仅自己被贬，其兄苏轼同样被贬，照理他的心情应该比柳宗元更为恶劣，情感应该比柳宗元更为悲愤才对，但苏辙在《黄州快哉亭记》却表现得安贫乐道，超凡脱俗。他借张怀民临江筑亭“以览观江流之胜”和苏轼为“快哉亭”的命名，表面是赞赏张怀民不以贬谪为怀，实际上也在安慰自己。在贬谪这件事上，他表现出泰然处之的情怀，流露出有别于一般士子的“忧乐观”。《黄州快哉亭记》更具有“赋”的特点，它用行文的明快流畅，文章结构的一唱三叹，景物的开阔明朗，甚至豪迈的英雄人物，雄壮的古代战场的衬托，把自己“不以谪为患”的豁达胸怀明白充分地表达出来。
　　三、身世际遇与艺术思想的不同： 家道没落的伤感和“治心以释”的洒脱
　　柳宗元有显赫的家世。但家道没落的伤感，重振家风的责任感和自己的遭贬不遇，压抑着柳宗元的身心。苏辙则深受佛的影响，虽屡遭贬谪，但却能释怀。
　　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当他步入官场时，当他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时，当他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时，他是何等的踌躇满志。他仿佛看到柳家已经重拾声势，并有可能由他创造另一个巅峰。可惜因为永贞革新，他从此失去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失去了重振家道的机会。贬困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得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上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地损害了柳宗元的健康，甚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麻”的程度。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因随柳宗元到贬谪地永州，未及半年便离开人世。母亲的逝世对柳宗元的打击相当大。长期的遭贬不遇，穷苦的贬谪生活，浓厚的“忘亲”负疚感，使得“悲情”成为柳宗元在永州九年创作的主基调。
　　苏辙明确表明自己是“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闲居篇·中庸子传》）。在苏辙看来，“儒家思想，循器而得道，佛老思想，主道而离器。”他将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与佛的“超凡脱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苏辙仕途上的不如意，在佛道的帮助下，很快便得到解脱。另一方面，苏辙的思想受其兄苏轼的影响非常大。苏辙曾说：“仁兄子瞻余师友也”。苏轼诗文的豁达世所皆知，故苏辙的散文也深得苏轼豁达的精髓。《宋史·苏辙传》评价苏辙的散文“殆与兄轼相迫”，又说苏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苏辙散文“淡”的特点，表现为恬淡和疏淡。他行文平和，毫无剑拔弩张，甚至叫嚣粗豪之气。《黄州快哉亭记》的豁达，实际上是苏辙的性格和修养使然。吴楚材和吴调侯评价《黄州快哉亭记》：“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都忘”（《古文观止》）。吴楚材和吴调侯的评语，准确地把握了《黄州快哉亭记》豁达的情感基调。苏辙借苏轼为“快哉亭”命名，勉励自己“使其中坦然”“将何适而非快”，苏轼借苏辙为“超然台”命名，勉励自己“无往而不乐”（苏轼《超然台记》），兄弟俩的思想互相渗透，互相宽慰，互相唱和着自得其乐的心得，响彻着北宋的上空。虽然苏辙屡遭贬谪，但他仍能写出象《武昌九曲亭记》和《答黄庭坚书》这样豁达的文章。可以说，豁达是苏辙生平创作的主基调。
　　纵上所述，与其说是《小石城山记》表现了柳宗元的悲愤，倒不如说这悲愤是从柳宗元的心中自然而然流出来的，更是柳宗元的家世和自己的生活遭遇造成的。与其说《黄州快哉亭记》表现了苏辙的豁达情怀，倒不如说这豁达情怀是受苏轼的影响，更是苏辙豁达本性的自然流露。
　　责任编辑朱守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