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职教育的“高教性”
　　我国高职院校在实际办学过程中，“职业性”倾向明显，“高教性”体现不足，而“高教性”是高职教育的内容与本体，反映高职教育的本质内涵。因此，必须正确处理“职业性”与“高教性”的关系，深入思考和研究在高职教育中如何体现“高教性”的问题。一是要明确高职教育发展目标。（1）明确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高教性”应是其培养目标定位的基准；（2）明确高职服务面向定位，“区域性”是我国高职教育的独特性；（3）明确人才培养层次定位，人才培养层次的正确定位关系到专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是开展各项专业建设的基本依据；（4）明确高职办学规模定位，高职院校不再适合走数量扩张之路，而要稳定适当规模，坚持走内涵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要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和探索教学模式。高职的课程体系要摆脱学科型办学，要与普通高校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即“学科—知识—课程”有明显区别。三是要体现高职教育的层次特征。（1）建立多层次的实践基地。高职实践教学第一个层次的基地是训练学生的基本技能，第二个层次的基地是训练学生的核心技能和综合能力，第三个层次的基地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2）建设具有“三能”的师资队伍。高职院校的教师不仅要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即具备“双教能力”，此外，还应该具有与企业合作开展应用研究的能力。（3）建立体现高职特色的大学制度。一级管理高度集中的校长管理负责制已经不适应，院系二级管理势在必行。
　　摘自《教育研究》2011年第六期丁金昌《关于高职教育体现“高教性”的研究与实践》
　　
　　关于全球能力教育
　　全球能力教育（Education for Global Competence）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教育理念。在客观上，全球化要求教育培养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人才，要求培养的人才具有全球能力，能够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并能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可以将全球能力概括为以下方面：（1）全球意识。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觉以全球发展的广度和高度要求自己，具有融入全球、服务全球的意识。（2）跨语言文化交际能力。要积极顺应全球化的潮流并有所作为，语言交流能力尤其是对外语及其历史文化的掌握必不可少。（3）善待异己与处理压力的能力。要认可不同的文化传统及思维和行为方式，并善于理解和处理异己事务，学习掌握在全球活动中缓解并破除所受压力的有效适宜方法。（4）持续学习及迅速学习的能力。全球化本身要求人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5）灵活应对挑战的能力。当今社会存在各种挑战，掌握灵活应对能力才能处理解决好各种挑战。（6）自我独立基础上的团队合作能力。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要求人与人、团队与团队、国家与国家之间开展各种协作。（7）发现问题及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更需要不断研究问题。（8）激励自我与他人的能力。具备自我激励与激励他人的能力，是全球背景下分工合作的必要条件。
　　摘自《世界教育信息》2011年第四期刘清伶《全球能力教育及其实施方法》
　　
　　关于学校文化力的方向和着力点
　　学校文化力客观存在，学校文化影响学校文化力，学校文化力的作用主要是学校文化对学校育人的作用，校长主要借助学校文化力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方面进行学校核心价值统整，以彰显办学理念，规范教育行为，达成课程目标，实现育人功能。学校文化力建设的方向和着力点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教育观的宏观抽象具体化。新课程改革强调学业标准，关注过程，并把学什么、怎么学的自主权交给学校和学生，要求学校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办学理念，打造学校文化，转变教学行为，建立新的师生关系，修订教育评估体系，这些工作就是自上而下规定的学校文化力着力点。二是自下而上——方法论的微观提炼概念化。城乡学生的融合，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幸福感，师生与家校之间的和谐，以及学生个性发展与潜能开发，是学校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学校当下教育与将来发展的方向。
　　摘自《教育科学论坛》2011年第七期罗国林《试论学校文化力的方向和着力点》
　　
　　关于新自由主义与高等教育
　　所谓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源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学术观点就是经济自由，强调市场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政策。新自由主义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领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改革热潮。新自由主义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就是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就是运用“私有领域”或者“市场”的理念、原则和做法改革高等教育事业。其具体表现为：（1）经济逻辑取代了教育逻辑，经济规律替代了教育规律，经济活动中的竞争、绩效、问责等运用到了高等教育领域中；（2）企业逻辑取代了大学逻辑，企业组织替代了大学组织，大学趋向于逐利性与营利性；（3）资本逻辑取代了学术逻辑，资本文化代替了学术文化，割裂并异化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4）私人收益战胜了公共收益，市场取代了政府，导致财政投入下降；（5）责任与自主失衡，学术权力萎缩，办学自主权受到挑战。
　　摘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年第一期李立国，陈露茜《新自由主义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
　　
　　关于大学行政化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乱象，虽然集中表现为大学系统本身的体制性弊病，但实则同整个社会生态的变迁密切相关；对大学行政化问题的解析，有必要从“泛行政化”的中国社会生态出发，对大学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进行深入考察。可以运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层次对大学行政化的乱象进行分析。（1）对大学组织目标的设定：混同于行政机构和一般社会组织；（2）对大学权力结构的安排：简单搬套政府管理模式；（3）在组织资源与利益分配领域：遵循甚至助长“行政通吃”的潜规则；（4）在组织内部整合方面：乞灵于科层机制而背离文化机制。可以从制度、文化和利益三大方面，以高等教育场域及其制度环境对大学的制度化影响为逻辑基线，对大学行政化的形成提出综合性的解释：政治与行政层面的规制性要素是大学行政化成型的重要制度归因；扭曲了的规范形态和文化—认知性规则是大学行政化生成的深层文化根源；行政主导的资源与利益配置是加剧大学行政化制度性同形的关键利益触媒。
　　摘自《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三期陈金圣，龚怡祖《制度性同形：大学行政化的新制度主义解读》（逸公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