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写这期专栏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所面对的这份杂志即将迎来她的生日——1950年7月1日，中国第一份专业体育杂志《新体育》创刊，这一天恰巧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
　　当时，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新体育》的“新”并不仅是与“新中国”简单关联。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就有着对“新体育”的清晰注解：“建设新体育，是要把体育普及到千百万劳动人民中去，溶化到人民的生活中去，成为人民在自己伟大的建设事业和国防事业中获得胜利的一个有力因素和保障。”这段文字中，“人民”两字极为醒目。
　　体育属于人民，体育服务于人民。这样的“新体育”，其实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生动而蓬勃的实践，抗日时期的根据地尤为典型。
　　1942年，日军重兵投入侵华战场，共产党抗战力量浴血奋战，官兵们时时做好牺牲殉国的准备。就在刀光剑影的险恶当中，却有体育花朵顽强盛开，成为严酷环境下一道独特光彩。
　　当年，党中央驻扎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领导人皆倡导运动并身体力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毕业于体育学堂，还曾教习体育，深谙体育的价值。在他看来，“使每一个国民应该有强壮的体魄，方能担负起繁重的抗战救国工作，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1942年初，朱德与吴玉章、李富春等，发起成立了“延安新体育学会”。引领组织之下，根据地体育活动更加如火如荼。操场、小路、坡上做操跑步爬山的身影，是清晨阳光中活动的风景;夕阳下，球场、山坡与河岸两邊，到处是皮肤上闪动着汗水光泽的人们。自制单杠双杠，用木料搭起简易篮球架，将旧布包上棉花捆扎起来当球，在河岸岩石处钉上木板变成跳水台……物资再是匮乏，条件再是简陋，都挡不住运动的热情。
　　这年9月1日，一场根据地规模空前的综合性体育赛会在延安举行，史称“九一运动会”。毛泽东写下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条件极为艰苦，比赛内容却相当丰富，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有武装爬山、射击、投弹等军事运动，还进行了网球、足球、棒球、马术、跳水、举重、单双杠、武术等项目表演。《解放日报》报道了当时的场景：“这里没有整齐排列的看台，那铺着青石板和草褥子的山坡，不是坐着成千成万的看客吗？清新的河湾，不是我们漂亮的游泳池吗？”如此诗意浪漫语言，投射出的严酷环境下军民的从容乐观，不能不令和平年代的后辈们感佩、震撼。
　　运动会持续了一星期，近1400人参赛，有八路军将士，还有工人、农民、学生、演员、市民、商人等等。甚至，参赛者不仅来自延安及周边，晋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也远道而来，其中，赫赫有名的“战斗”篮球队派出了青年队参赛，并取得冠军。
　　得到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支持的战斗篮球队创立于1938年，是八一男篮的前身。扛起枪是战士，拿上球是队员，球队在烽烟战火中被锻造为了名副其实的“战斗”之队。1939年4月，120师与日军遭遇，队员们在即将奔赴杀敌战场之时，以一场篮球赛“热身”，而后随部队投入战斗，激战三昼夜，这段传奇篇章后来在电影《战斗年华》中生动重现。战斗队实力不断壮大，逐渐聚集起多位高手。张之槐为北平体育专科学校科班出身，早已是华北篮球名将;王廷弼则参加过旧中国华北运动会和全运会。球队在当地几乎战无不胜，又在1940年赴延安表演赛期间，与抗大、鲁艺、中央党校、延安代表队等多支队伍的比赛中大获全胜。朱德观赛后手书“球场健儿，沙场勇士”，制成锦旗相赠。体育让勇士成为健儿，让健儿成为更有力量的勇士。
　　新中国成立后，战斗队的“健儿勇士”们活跃在“新体育”的浪潮中。他们中多人担任了国家体委或地方政府的体育负责人。几大高手中，王廷弼任四川省体委主任;张之槐成了中国排球协会首任主席;经贸领域任职的刘卓甫，后来主管过云南体育;黄烈出任八一体工大队首任大队长，八一男篮就在他的麾下起航，续写了“战斗之队”的传奇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