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就算是真有所谓“历史癖”，要想不走样地复原历史的原貌，实在谈何容易?“旧史学”固然难免以偏概全之讥，被目为“新史学”的法国年鉴派虽力倡历史“整体观”，实际操作出来的论著在令人眼睛一亮的同时，却也避免不了给人留下“历史碎片”的印象。认识世界与研究历史，盲人固然看不见“整体之象”，一般所谓正常人里的“有眼无珠”、“视而不见”、“有色眼镜”以及“色盲”、“近视”、“弱视”、“看走眼”的现象不也很多吗?
　　并非说历史就根本不能研究，只希望历史学者对人不必太苛刻，对己不必太自雄，要在时时保持一份谦虚谨慎的态度，有一分智慧用一分智慧，有一点发现是一点发现，把人人的智慧和发现积累起来，史学的成就和进步就彰显出来了。后人鄙夷前人，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愚蠢，算不得好汉的。
　　譬如中国新文学史，在“左翼文学”唱独角戏几十年之后，逆转还是意想不到地出现了，到1990年代新出的几本新文学史，逼近真实的努力所结出的果实，巳给入耳目一新之感。类似法国年鉴派那种“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因而不能简单套用“因果性思维逻辑”的做法，也已经体现在林林总总的新文学史研究的著述中了。举凡对个体作家、文本、流派、期刊、年度、文体、主题、技法、交往、收入、地缘、出版机构、文学制度的或分别或综合的有效考察与发掘，所积累的成果尽管仍不可能真正“复原”新文学面貌，却已然令人目不暇给。然而，视野扩大，方法更新，也同样并不意味着终极的收获期到了，时间存在，宇宙永动，我们惟需宁静致远，学会从容小结与欣赏。
　　说到作为新文学学者的陈子善，自然也该以同样的态度去欣赏他的成果与谦虚。不错，他的谦虚表现在文字问频度颇高，而且准出现在关键处加以强调，而不止于一种欲盖弥彰、打哈哈式的修辞手段，这种态度在当今学界日渐稀有，仿佛已是空谷绝响。然而我还是欣赏这种态度以及对这种态度的准确表达，我以为对陈子善而言，这一点恰恰是他作为新文学学者的个性标志。
　　为什么一定要拎出这一点说话呢?
　　他在《看张及其他·楔子》一书里表白：
　　这册《看张及其他》仍沿袭我以往的书，既“专”且“杂”。说“专”，决不是自诩专精高深，而是指我的“专一”，即数十年痴迷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而不改，读者也可以批评我没有长进，而今“国学”昌盛(可惜不少提倡“国学”者连“国学”到底是什么也搞不清楚)，我这些文字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但我已管不了那么多，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要紧。说“杂”，是书中有考证、有评述、有序跋、有随感、有怀人忆事，还有答问之类，杂七杂八一堆文字而已，“规范”的学术论文反而一篇也没有。我有自知之明，虽属“资深”大学教师(在大学执教三十三年，总可称得上“资深”吧)，但不大像“学者”而更像“文人”，文人气颇重，是好是坏，自己也没弄明白。
　　这一段引文当然不是纯然的逻辑推理，但表达的意思很明白，一是交代此集所收乃有关新文学的学术随笔，而非专论；二是由此产生的“更像‘文人”’的自觉。表达这两个意思时子善先生似乎都有点自嘲中的固执，也算是夫子自道，似可借此感知他的心态。若从1970年代后期参加鲁迅著作注释算起，他在高校从事、用他自己的话说“痴迷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而不改”的确已经“数十年”，新文学研究由显学而被今日之“国学热”屏蔽，似乎真给人“世态炎凉”之感，不过这实在无须多虑。或“显”或“隐”，本身都是需要研究的文化现象，一味追潮逐浪，正非学人本色。子善先生不改初衷，且对“国学昌盛”不无揶揄，其实这种固执与“不合时宜”乃属正常，透露他鲜明学术个性的地方只在于“痴迷”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句。即是说，其学术工作的出发点和动力来自个人兴趣，在我看来，这不正是他所谓“更像‘文人”’的地方吗?
　　再者，带引号的“规范”一词也侧面揶揄了当代“体制化学术”的新八股面孔，这大概也是子菩先生对“学者”身份刻意回避的缘由之一吧?表面上“与世界接轨”、实则衍生于官僚化、体制化学术管理制度的中国论文“规范”，近十几年中已经制造出数不胜数的学术泡沫与学术赝品，在这种背景下若以“学者”自诩的确令人心有不安。但是时代的浮华几成定则，所谓的学术界仍然秉持着刻板的“规范”“教书育人”、“繁荣学术”，不用说，这样的学术制度显然并不适于王国维、钱锤书、陈寅恪们的出现，而只能定制一批又一批的“博士帽”吧?
　　自然，即便是真的学术，也还有个学术个性问题。以严密的逻辑推理、透辟的分析写出的学术名著多多益善，从感性出发、以智慧的觉悟点到为止结成的“对话”、“诗话”与“随笔”也同样开人心智。钱锺书所谓“文人慧悟”与“学士穷研”的名言，固然有其不够周延之处，但概括出的两种治学路径之异趣，既符合实际，也值得研究。只是“文人”、“学士”毕竟只是外在身份，理想的能力当然最好还是把“慧悟”与“穷研”融合起来，可理想毕竟是理想，在实际治学活动中依每人不同个性、习惯、喜好，或偏于“慧悟”，或惯于“穷研”，不一而足，问题的实质恐怕仍在于“慧悟”、“穷研”的成果质量。
　　子善先生之“更像‘文人”’，是就自己的学术个性而言，其治学的兴趣所在、文体的不拘一格以及靠史料说话的做派都为这个自我定位做着注解。打开他的新著《边缘识小》、《看张及其他》，其所谓“考证、评述、序跋、随感、怀人忆事、答问”之文体之“杂”，确乎如“乱花渐欲迷人眼”，细品篇篇有滋味。就涉及范围，两本书的内容当然也能体现作者的研究方向，比如有关张爱玲、海外与台港作家以及京派、海派文人，而实际上这些文章在子善先生的学术活动中已属于他的“副产品”了，借用老套的说法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冰山”是他花费大量精力整理、出版的那些被一般文学史著作有意无意摒弃、遗忘、忽视的作家文集和研究资料集。比如有关郁达夫、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施蛰存、黎烈文、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的系列书籍，按他自己说法是“力求作品搜集、研究资料整理和回忆录汇编三项工作并重”，每种书无不是拾遗补缺、精心编辑、力求圆满，真正“为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研究打下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石。”(《有感于编书三十年》)
　　谈到文学史编纂的刻板、偏枯等现象，子善先生通过《现代文学史的另类书写——赵景深“文人剪影”解》、《打捞“文学史的失踪者”——(朗山笔记)序》、《边缘识小·楔子》等文章皆有所指陈，也不断地流露个人对文学史编纂“多元化”风格模式的向往。其实三十多年来他所做的工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也是一般急功近利的“文学史家”(实际上可能仅仅是把“文学 史”编纂视为上项目、争资金、名利双收的事情)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他在《边缘识小·楔子》中的一段话也同样为我欣赏：“我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历来注重历史的细节，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游细节，作品的创作、发表和流传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法国年鉴派的治学路向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原生态的、鲜活的，可以引发许许多多进一步的探究。”他之所以将该书命名为《边缘识小》，真诚的谦逊之外，其实也蕴含着他这份有时并不容易获得理解的理想。
　　当然不能否认中规中矩、有功底的、大部头的、有理论支撑而自成体系的文学史著作，我要表达的只是本文开头的意思，即希望历史学者对人不必太苛刻，对己不必太自雄，要在时时保持一份谦虚谨慎的态度，有一分智慧用一分智慧，有一点发现是一点发现，把人人的智慧和发现积累起来，史学的成就和进步就彰显出来了。我不敢说子善先生的努力就是主流方向，但我欣赏他这种努力的确丰富、立体化了、甚至某种程度上“复原”了渐渐远去的新文学史的真实面目。
　　这或许可以算作从学术意义的角度理解子善先生的工作，换个角度，把自《捞针集》到今年之《边缘识小》、《看张及其他》的十数本陈著作为怡心养性的快乐读物也无不可。这就可以引述一下钱锤书先生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的序文了，“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
　　如此这般，子善先生的文学史随笔似乎也可以借用钱锺书的说法，算作是“写在文学史边上”、不必与一般所谓“正统文学史”争锋的小品文了。事实证明，这样的小品文自有可爱之处。
　　算来已与子善先生见面两次。一次是2010年早春，在杭州《都市快报》读书活动中，十几位读者与他围坐一起，每人读一段《看张及其他》，他自己也用上海话念一段，很是有趣。轮到我，念的是《楔子》。第二次是仲舂，在南京《开卷》创刊十周年活动期间，吃饭、聊天、发言，全方位感受他的海上旋风风格，接受他从南京旧书店淘来的赠书，他自己编的古吴轩版的《夏志清序跋集》。
　　不到半年，我得到子善先生三本赠书，除了上述两本，还有一册就是《边缘识小》。这一册与《看张及其他》一样，都是32开硬面精装本，赏心悦目之外，拿在手里的感觉也特别舒服。舒服之余，零零碎碎写了以上的杂念、杂想，略表“投我琼琚、报以木瓜”心意之外，也借此抒发一点对当代学术风习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