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8年德国开始规划建设“胶澳商埠”以来，青岛至今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青岛的洋气和文化，资本有两个，一是保存着一批文化名人的旧居；二是拥有大片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和欧洲式小楼相结合的里院。
　　这些名人旧居和中下层平民建筑体现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岛人生活特有的韵味和风情。它们很文化，也很西化。
　　
　　青岛，一群文化大家曾经停留
　　
　　文化名人的旧居大都在海滨风景区里，只需在游览汇泉湾、小青岛、栈桥等景点的空当，稍拐个弯儿，便可造访昔日文化巨子们的遗宅。40多处青岛文化名人故居掩映于红瓦绿树之中，成为一枚枚钉在城市文化地图上的符号。
　　一直往海的方向，就是名人聚集的小鱼山风景区。这里没有交通的嘈杂，更没有小商贩的叫卖，人们多悠闲自在地漫步在老宅旁绿树掩映的小路上。
　　如果说，康有为肇始了20世纪上半叶文化名人寓居青岛的盛况，那么，此后，随着国立青岛大学的诞生，闻一多、沈从文、老舍、洪深、梁实秋等著名学者齐聚青岛，则共同创造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高峰，使当时的青岛成为和北京、上海齐名的三大城市文化之一。
　　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建议下，国立青岛大学于1932年9月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它以提高民族文化、研究高深学问、养成健全品格及专门人才为宗旨，将五四运动的火种，从北京传播到青岛。那时进步青年把来青岛大学工作当成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在青岛大学任教。
　　
　　在沈从文的陋室里，曾经有巴金来访。沈从文当时是个尚未成名的湘西青年，显然不能与大名鼎鼎的外文系主任洪深相比。这个擅长以笔表达思想的文学才子是个腼腆的人，巴金老人在《怀念从文》中写道：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课堂里坐满了学生，他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人的眼睛望着他，他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请等五分钟’五个字。他就是这样开始讲课的。
　　在沈从文故居的对面曾有吴伯萧旧居，他从1932年起在学校任职、任教。可惜，他的旧居不久前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而被拆除。
　　康有为的故居坐落在小鱼山东麓，门牌号为福山路5号。康有为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被誉为“康圣人”的大学问家，他旅居青岛期间，留下了许多诗文。“青岛之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恐昔人之仙山楼阁亦比不及，诗文不足形容之。”他的话成为青岛标志性的评语。康有为1917年、1922年、1927年三度到青岛，一次比一次住得长，最后他在青岛仙逝，墓就修在崂山。
　　康有为的故居是前德国总督府一位高官的宅第，他1922年来青岛租住时，将逊帝溥仪赐题的“天游堂”的御匾悬于宅内，并把宅院题为“天游园”。在康有为宅前有一条凹凸不平的方石块铺就的小径，沿这条石径步步登高便是福山路，与洪深和沈从文故居遥遥相望。
　　
　　“一多楼”位于如今的海洋大学校园内，是当时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的故居。1930-1932年，闻一多先生首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教授文学史、名著选读、唐诗和英国诗歌等课程。
　　与闻一多先生一起被杨振声“游说”来青岛任教的还有梁实秋先生，梁于1930-1934年担任文学院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在青岛居住期间梁先生教课之余忙着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位任外文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的学者似乎对青岛印象好得不得了，晚年多次写到青岛，称之是“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
　　老舍租住的房子与梁实秋家相距不远，但他们没有同过事。老舍先生于1934-1936年曾任校中文系教授。1934年老舍应聘山大的时候，梁实秋已经去了北大。老舍先生在青岛住过三个地方，黄县路12号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处。在这里，老舍先生创作欲直比栈桥回澜，不得不辞职专事写作，这期间他写下了《月牙儿》、《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等，一大批小说和散文作品。《骆驼祥子》和后来完成的戏剧《茶馆》构成了代表老舍先生创作最高水平的“双璧”。在这里，还诞生了他的另一个“作品”———儿子舒乙。
　　文坛“二萧”与舒群都是东北的热血青年，他们不甘为“满洲国”的“良民”，于1934年端午节的前一天乘船来到尚显安宁的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就由我们居住……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晚年的萧军曾作如是描写。
　　在青岛的这座小楼里，萧军写完《八月的乡村》，萧红写完了《生死场》。在爱情的烈焰中，“二萧”各自奉献出自己的代表作，也为青岛奉献了这一处人文景观。
　　有些大师虽然没有长期住在青岛，但在当时也是频繁来此，如一代学者宗师胡适、蔡元培、巴金、弘一法师，他们游学青岛在青岛海滨新朋老友家中停留。当年这里的文化集会是难以复制难以再现的！
　　历史无言，逝者如斯。徘徊在这众多文人大家的故居之外，遥想当年小鱼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