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当皇帝不久，就遇到一件棘手的“带刀案”。那一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奉召进宫，忘了解下腰间佩刀便进入东上阁，当时看守宫门的校尉也未察觉。直到长孙无忌参见完毕，告退，出了阁门，返回至宫门口，监门校尉这才发觉长孙大人是带着刀见过皇上。这可犯了皇家大忌，“按律当斩”啊，校尉知道捅了天大的娄子，不敢隐瞒，即刻报告有关部门。
　　长孙无忌不但是开国元勋，位极人臣，又是太宗的大舅子，皇亲国戚，这事出在他的身上，就不太好办。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惯会迎合苟容，他揣摩皇帝的心思说：“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认为守门武官失察，是为失职，罪该处死；而长孙无忌身为重臣，为人表率，却粗心大意，忘记法度，“误带刀入”，应处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
　　南宋郑克在《折狱龟鉴》里述及封德彝的论断时，有一句“无忌赎”的话，显然，这位封先生不是不懂法，而是对长孙无忌这样的皇亲显宦采取了“罚铜赎罪”的对策，即以罚代刑，以罚减罪。他心里明白，对于长孙无忌这样的高层人物，“罚铜二十斤”不过是小菜一碟；至于两年徒刑，执行起来也不乏周旋的余地。君不见，死刑尚且可以缓刑，无期可以有期，何况还有监外执行、因病假释等等补救措施。而那个倒霉的校尉，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无名小卒，怎能与王公大臣相提并论？也就只能被封先生当作秉公执法的标本了。封德彝发表如此高见，自是为了让皇上满意。果然，“太宗从之”，完全同意他的裁断。
　　然而，大理寺少卿戴胄，却据法反驳道：“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两人犯了同样的过失，依大唐法律皆为死罪，怎么可以判决畸轻畸重呢？戴胄接着又说：“陛下如果考虑长孙无忌的功劳，不治他的重罪，臣当然听候圣上裁定；但这绝非司法机关量刑的依据，如果应该依据法制，那么对无忌罚铜，就是用法失当。”
　　戴胄很会拿法来说事，哪怕你官高爵显，功劳再大，如果犯了法，同样要依法追究，罚当其罪。此刻，他的一番辩驳，实际上就是在考验唐太宗：看你是选择开私恩还是奉公法？话说到这个份上，李世民不得不摆出公正的姿态，搪塞道：“法律不是我一個人的法律，乃是国家的法律，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就可以徇私枉法呢？”遂命再议定处理意见。
　　案子重审，封德彝大概已猜透了太宗的心思，仍然坚持原先的意见，果然，太宗“将从其议”，准备批准他的判处。然而，戴胄又反驳道：“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若皆过误，不当独死。”守门武官是因为长孙无忌才犯了罪，依法应当从轻判处；如果都有过错，那也不该判他一人死罪呀。戴胄这话暗藏机锋，充满了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言下之意是，两人同罪同罚，要死都死，要活都活，看你选择哪一种？想必戴胄也明白李世民要放长孙一马，搞点特殊优待政策，所以，他出于公正之心，才为校尉仗义执言，争取司法的公平。
　　说到最后，戴胄“敢以固请”，坚决请求太宗“收回成命”，这种铁面无私、锲而不舍地追求公正的执法精神，多么可贵。正因为有了他的二度交锋，据法力辩，才促使李世民回心转意，对贵贱亲疏一视同仁，作出明智的决定。终于，“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涉案二人都得到从轻发落，此案得到公正解决。
　　这件案子的审理过程实在耐人寻味。唐太宗由偏私到公正，尽管显得颇为被动，但作为一个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帝王，他终于能够接受别人的劝诫，纠正错判，不能不说是公正的。然而，如果依照唐律（暂不说它是否合理），长孙无忌带刀上殿，校尉不觉，本该一同处斩，现在仅因为皇帝要保住皇亲兼高干的长孙无忌的脑袋，同时又不得不顾忌司法公正的面子，才使得校尉搭上长孙无忌的救命车，侥幸地捡回了一条小命。所以，这个公正是相对的、有限的，仍是权力和私情在法律中的双重发酵、双重干预的结果。
　　君主专制下的“法治”，往往受到君主权力、情感的节制和影响。皇帝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荣辱，因此，出现权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毫不足怪。在皇权大于天的人治环境下，由于领导者的权力干预，阿私取容者的说项，以及关系网的干扰，司法人员把持不住天平，势必徇情枉法、营私舞弊、判决不公，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司法公正，实在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