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后常驻东非的乌干达和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长达10年之久。当年，被誉为“东非高原水乡”的乌干达在伊迪·阿明的独裁统治下军变和战乱频仍，造成社会不稳、民不聊生。我們使馆、援乌奇奔巴农场、制冰组人员工作、生活也有诸多不便。坐落在南部非洲高原上的津巴布韦，深受欧美的制裁之苦，经济社会均深受影响，社会治安也差。然而，我们中国人在这两国却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尊重，这主要是他们知道我国曾为他们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大力、无私的援助，也一直为他们独立后的建设继续伸出援手。这种真诚的中非友好情谊深入人心，也为我们使馆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我常驻期间，总能感受到非洲人民民风淳朴、对华友善，给我留下珍贵而美好的回忆。我仅讲讲亲身经历的几个小故事。
　　“我爸不让我拿别人的东西”
　　1974年年底的一天傍晚，我驻卢旺达使馆两位同志开车来我们使馆——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送电影胶片，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大街时迷路了，急得到处打听建在科洛洛山的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怎么走，许多人都说不上来。这时，他们向一个放学后的小学生打听，他马上回答：“我知道，我带你们去。”他一上车就指挥驾驶员驾车东拐西转，好不容易才到达山坡上的使馆大门前。我正在值班，在开门欢迎来馆同志的同时，也将那位带路的小朋友请到传达室。从交谈中，我得知他10岁，上小学三年级。我问他：“你给陌生人带路害怕吗？”他说：“他们是中国叔叔，要去中国大使馆。我很高兴！”我看此时不早了，请他吃过晚饭再回去。他说：“不行，我爸妈等着我放学回家呐！”我从口袋里摸出10先令，让他下山乘车回去。他不接钱，说：“我爸不让我拿别人的东西！”见此情景，我从书架上拿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几本少儿读本递给他。他翻看着自言自语：“好看，真好看！”然后，他对我说：“待我和同学们传看后再送还，行吗？”我马上说：“这几本书是送给你的，不必送回。”他把书小心地装进书包后说：“那好，我收下了。谢谢中国叔叔！”我开大门送别他时，提醒他下山一路注意安全。
　　“这些香蕉就送给中国朋友了”
　　1976年5月，我在到奇奔巴水稻农场看望来自我国浙江省的专家、技术人员后经金贾市回使馆途中，在靠近奇奔巴的路边摊买香蕉。我挑了两串新鲜、黄嫩的香蕉，正准备付款时，那位40多岁的摊主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奇奔巴。”他说：“知道。我是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答：“中国人！”然后，我从提包中抽出一张50先令的纸币给他。他说：“两串香蕉只要10先令。我刚离家摆摊，没有零钱找。”接着，他对我说：“多亏中国派出农业专家到奇奔巴将沼泽地改建成水稻农场，我的弟弟有了就业机会，还从中国朋友那里学到播、种、收的本领。中国专家们跟他们一起下稻田，不顾风吹雨打，几乎每个人都打摆子﹙得了疟疾﹚，病稍好后又接着干。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摊上的香蕉都是我家自己种的，这些香蕉就送给中国朋友了，你收下吧！”盛情难却，我收下他的香蕉，从车内取出一对“中国结”回赠给他。他高兴地接过去说：“这比黄金还宝贵！”
　　“提醒中国同志们注意防范”
　　1979年农历除夕，我在使馆传达室值班，有个名叫穆旺加、自称在乌干达财政部工作的人来访。他说：在中国传统节日到来之际，特地上山来给中国同志拜年。我请他坐下，给他斟上中国茉莉花茶。他自我介绍说，他毕业于麦克里里大学，后去北京的中国语言大学留学。从中国老师和同学们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亲身感受到中国同志以勤劳在创造财富建设国家。他深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会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取得巨大的成就！接着，他说回国后他对乌干达的前途感到渺茫，坦言自己已加入反阿明地下组织。“今天来使馆是想要提醒中国同志们注意防范！”他接着说，中国使馆背后隔街就是总统府，是反政府武装袭击、炮轰的重要目标。因而，他上山来想对中国同志们说大战临近，切不可大意，建议我馆人员尽可能少外出，加强门卫巡逻值班，在院内构建地下隐蔽室。我感谢他的好意提醒。他向我借了几期英文《中国建设》杂志就告辞了。我将他的“建议”报告给使馆领导，我馆着手从各方面做了应付战事的准备。直至当年4月阿明政权垮台，我馆院内虽落下炮弹，但无人伤亡，大家都安然无恙。
　　“我要以使馆作为我的家”
　　1998年至2000年，我常驻津巴布韦。当时，该国外受欧美国家制裁，内因政府施政失误，经济社会遇到独立以来所未有的困难，停水停电是常有的事。那时，由当地司机琼博驾车从大使官邸驱车送我到使馆本部上下班和参加外事活动。他工作认真负责，几乎每天一大早就出去排队为车加油，把车子擦得十分干净，馆内许多活都主动干，深得我馆人员的信任。我们将一些拆下的海运箱的木板、纸板都送给他，他做饭的主食“莎扎”﹙玉米糊糊﹚的糖、盐也由我们赠送，我们还不时送给他一些中国饭菜。为便于我们夫妇外出，使馆特许他住在大使官邸的平房里。他深受感动，表示：“我要以使馆作为我的家。”他小学毕业后就到处找工作，十分珍惜到我馆工作的机会，经常为官邸的建设和安全提出建议，如围墙应加高、安上电网、买狗看家护院、用两个游泳池的其中一个储存汽油、购买柴油发电机以防断电等。他的建议，很多被我馆办公室采纳。我在任期间，官邸平安无事，不时邀请并接待津巴布韦高官和其他国家驻津巴布韦使节夫妇。平时，发现院内树叶掉落，琼博就主动打扫，保持洁净的环境。津巴布韦这位普通的司机之所以如此对待工作，是因为“中国人真诚地把我们当成自己人”。
　　“中国医生非常好”
　　自1985年起，中国向津巴布韦派出一批又一批援外医疗队。来自湖南长沙等地的医务工作者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崇高的职业道德，克服了工作关、语言关、生活关和疾病关，真诚为成千上万的津巴布韦病人服务，赢得了津巴布韦人民的信任和高度赞扬。他们在定点的哈拉雷威尔金斯医院不分昼夜出诊，还不时到郊外奇诺伊孤儿院义诊。我曾到医院看望辛勤工作的中国医疗队医生，有个当地人对我说：“你们中国医生太神奇，让我吃了一粒药，病就好了。”几位疟疾患者说他们服用抗疟中药——青蒿素也恢复了健康。我还曾在重症监护病房﹙ICU﹚窗外，看见戴着口罩、头上流着汗的我国医务人员正在忙着给病人做麻醉手术。我常驻津巴布韦期间，津巴布韦社会秩序混乱，常出现打砸抢等治安事件。我医疗队驻地曾发生歹徒越墙抢劫事件。我们的医务人员挪个地方住下，安置妥当后又去出诊，没有人打“退堂鼓”闹着回国。我称赞他们医者仁心、忠于职守，以实际行动诠释“不畏艰苦、甘于贡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我国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拉开了对坦桑尼亚、刚果﹙布﹚、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几内亚等50个非洲国家提供医疗援助的序幕，至今已有2万多名医务人员前往行医，救治患者2.2亿人次。非洲人真切地感到中国医务人员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记得1986年我随我国一位领导人访问坦桑尼亚，飞到桑给巴尔看望我医疗队时，看到当地人在医院外广场上伴随着奔放而有节奏的鼓点，跳起欢快喜乐的舞步，同中国大夫们一起高歌《中国医疗队在坦桑》的歌曲。他们竖起拇指用斯瓦希里语说：“Madakitari wa China sawa！﹙中国医生好！﹚Madakitari wa China barabara！﹙中国医生非常好！﹚”他们发自内心的赞语，令我们深深感动。
　　 ﹙作者系我驻乌干达使馆前三秘、驻津巴布韦前大使，“中非合作论坛”中国礼仪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