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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人们愿意生“二胎”吗？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专家郑真真在江苏的调查显示，53%的受访者表示一家一个孩子是最理想状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堪称限制人口增长最激进的方法之一。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城市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但是对少数民族或有严重残疾孩子的夫妇例外。
30年前，中国推出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尝试，为急速的人口增长踩下刹车。现在，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是时候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了。
孤独的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娇生惯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但也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出生性别比失衡（男性严重多于女性），许多人口学家说，这可能存在威胁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危险。
关注法令催生的一代人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直顶着“自私自利、被宠坏、社会适应能力差”的标签，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现在，他们这一代已经长大成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于1979年实行，对于这些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孩子，媒体评论员常常感叹他们太物质化和自私自利。起初他们被称作“小皇帝”，父母把所有的爱都倾注于他们身上。随着他们长大成人，《中国日报》曾把他们称为“被宠坏的一代”。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心，对这一代人的社会技能存在怀疑。有观察显示，这些孩子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合作意识。这一问题在社会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例如，一些单位的招聘启事中会包含这样的字眼：“不招独生子女”。
但是直到最近，仍然没有实验证据来支持这些观点。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丽莎·卡梅伦以及合著者们日前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对象是20岁至30岁左右的中国人，研究内容是衡量计划生育政策对测试者的人格所产生的影响。这些经济学家们将实验对象分为两类：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前后的孩子，并从实验经济学中选取一些游戏去评估他们的素质，例如利他思想和竞争能力。《科学》杂志指出，在限定性别、教育背景以及其他因素的条件下，那些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孩子相对于其他测试者，体现出了一些显著的特点，包括对他人不信任、不值得信赖、做事不认真、竞争力较弱、更悲观以及不愿承担风险。
一些学者表示，该课题为更进一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打下了基础。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Simon Gaechter说：“这篇论文是实验经济学在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方面的一次出色的应用。”而其他学者则警告说，在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将可能导致混淆的因素统统排除是非常复杂的，而该研究远未做到。
这项研究认为，很少有规章制度能像计划生育政策这般，对整个社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者们详细地研究了该政策在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领域产生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正在加速形成的老龄化社会以及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多年来一直被一些中国科学家引用，以期推动政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自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人口统计学家王丰说：“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影响很少被人所知，因为我们是在独生子女社会中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很难找到参照物。”
为解决上述问题，卡梅伦和她的同事将421位生活在北京并且年龄相差不大的实验者分为4组，即1975年组、1978年组、1980年组和1983年组进行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5年组中大约27%是独生子女，而1980年组中该比例则大幅上升到82%。
研究者让参与者们做4种经济学游戏。例如在信任游戏中，每位玩家都分得16美元，然后与另一位匿名的玩家组成一队。游戏中，玩家被要求给予队友一定的金钱，并且被告知钱数将会被实验者自动提高3倍后给出。当队友收到金钱之后需要返还一部分给该玩家。该游戏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两位玩家间相互信任的程度。通过运用辅助变量方法，以及经济学中用来控制选择偏差的技术，研究者把参与者中的独生子女视为政策的结果。平均而言，这些独生子女给予队友的金钱较其他参与者少16%，同时，他们返还给队友的金钱较其队友所给出的也要少11%左右。
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安马斯特学院的人类学家Vanessa Fong评价道：“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为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心理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资料。”她曾于2004年专门研究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著有《唯一的希望：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新时代》一书。她调查了超过2000名独生子女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对他们的一些特点总结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她补充道，把不同年龄组所表现出的差别仅仅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妥当的。“一代人的行为倾向还会被很多超出家庭范围的因素所影响。”她的观点得到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顾宝昌的赞同，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伴随着一段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所颁布的。
其他学者确信研究对象在经济学游戏中的决定会受到年龄的影响。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人口统计学家蔡勇（音）说：“将年龄、时代，以及人群因素单独梳理出来是一道经典的识别问题。”卡梅伦说她的小组之所以设置1975年组和1983年组，部分原因是为了确认同龄人的影响，或者说是来自同样生长在独生子女条件下的其他人的影响。然而年龄并没有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研究者将这两组排除出他们的分析后，发现得到的结果与总体的结论非常相似，这说明年龄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或许最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在于糟糕的社会评价对独生子女的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卡梅伦说：“心理学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与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大部分类似的研究都是以西方国家为范本并且涉及的双亲是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排除双亲的选择偏差，独生子女政策被卡梅伦称作研究兄弟姐妹关系的“自然的实验”。
其他人会对一些国家相似的独生子女问题有兴趣，比如日本人迅速下降的生育能力并非是由行政命令导致的。另外一个开放性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新一代群体的影响，包括中国的“小皇帝”们。这些年轻人不仅没有兄弟姐妹，而且没有堂兄妹、姑姑和叔叔。卡梅伦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被放大了。” 人口政策该转向吗？
作为历史上最引人注意的人口实验，计划生育政策所覆盖的范围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这项政策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人口学家王峰（音）说：“是时候尝试和探索该如何逐步淘汰该政策。”
过去的10年间，王峰和其他24名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前政府官员一起，推进废除该政策的工作。他们已经提出计划，旨在逐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王峰说：“政策制定者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他补充道，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在政府内部，对该政策的未来走向也存在着分歧。
中国日剧加速的人口老龄化是人们早期讨论的主题。中国曾经从“人口红利”（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中受益。但是，从2010年至2020年，中国20-24岁的青年人所占的比例将大幅度减少45%，从1.25亿人下降到6800万人。蔡勇说：“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人们都在关注所面临的养老金危机。而中国的情况将会更糟糕。”
其他学者则把目光转向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出生性别比是指一定区域某一时期内出生的男孩总数与女孩总数的比值，通常用每百名出生女孩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孩数表示。联合国设定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值波动在103-107之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偏离正常值现象，9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根据国家计生委的数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新生婴儿性别比已达到117：100，出现严重的失衡。导致出生比失衡的最直接原因是B超技术的普及和滥用。目前，在许多地方，B超技术缺乏有效监管，助长了选择性生育行为。西安交通大学人口学家李树茁说，性别比例失衡这一现象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愈演愈烈，这增加了社会动荡的风险。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到4000万，将有数千万成年男子面临“娶妻难”。从深层面看，这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家庭稳定性受到冲击、低生育水平反弹、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等。
政策制定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增加成千上百万人，如果放松政策，将会导致一次生育高峰，使本就紧张的医院、学校等公共资源更加短缺。
尽管来自官僚机构的阻力很难克服，但是支持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们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一可能存在的问题——政策的放宽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婴儿潮。自1980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80后”成为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80后”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主体。若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这意味着相对于父辈们，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但问题是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人们愿意生“二胎”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专家郑真真针对这一问题在江苏省开展了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很大比例的女性不打算要第二个孩子，尤其是有资格生二胎的女性。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高。报告显示，理想的家庭模式为平均1.46个孩子，55%的受访者表示一家一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尽管该结果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情况，但该研究至少表明，放宽人口政策不会在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导致人口暴涨。女性对此给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孩子将加重家庭的负担，母亲们更愿意将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Science。）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堪称限制人口增长最激进的方法之一。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城市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但是对少数民族或有严重残疾孩子的夫妇例外。
30年前，中国推出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尝试，为急速的人口增长踩下刹车。现在，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是时候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了。
孤独的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娇生惯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但也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出生性别比失衡（男性严重多于女性），许多人口学家说，这可能存在威胁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危险。
关注法令催生的一代人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直顶着“自私自利、被宠坏、社会适应能力差”的标签，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现在，他们这一代已经长大成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于1979年实行，对于这些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孩子，媒体评论员常常感叹他们太物质化和自私自利。起初他们被称作“小皇帝”，父母把所有的爱都倾注于他们身上。随着他们长大成人，《中国日报》曾把他们称为“被宠坏的一代”。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心，对这一代人的社会技能存在怀疑。有观察显示，这些孩子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合作意识。这一问题在社会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例如，一些单位的招聘启事中会包含这样的字眼：“不招独生子女”。
但是直到最近，仍然没有实验证据来支持这些观点。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丽莎·卡梅伦以及合著者们日前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对象是20岁至30岁左右的中国人，研究内容是衡量计划生育政策对测试者的人格所产生的影响。这些经济学家们将实验对象分为两类：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前后的孩子，并从实验经济学中选取一些游戏去评估他们的素质，例如利他思想和竞争能力。《科学》杂志指出，在限定性别、教育背景以及其他因素的条件下，那些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孩子相对于其他测试者，体现出了一些显著的特点，包括对他人不信任、不值得信赖、做事不认真、竞争力较弱、更悲观以及不愿承担风险。
一些学者表示，该课题为更进一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打下了基础。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Simon Gaechter说：“这篇论文是实验经济学在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方面的一次出色的应用。”而其他学者则警告说，在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将可能导致混淆的因素统统排除是非常复杂的，而该研究远未做到。
这项研究认为，很少有规章制度能像计划生育政策这般，对整个社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者们详细地研究了该政策在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领域产生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正在加速形成的老龄化社会以及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多年来一直被一些中国科学家引用，以期推动政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自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人口统计学家王丰说：“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影响很少被人所知，因为我们是在独生子女社会中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很难找到参照物。”
为解决上述问题，卡梅伦和她的同事将421位生活在北京并且年龄相差不大的实验者分为4组，即1975年组、1978年组、1980年组和1983年组进行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5年组中大约27%是独生子女，而1980年组中该比例则大幅上升到82%。
研究者让参与者们做4种经济学游戏。例如在信任游戏中，每位玩家都分得16美元，然后与另一位匿名的玩家组成一队。游戏中，玩家被要求给予队友一定的金钱，并且被告知钱数将会被实验者自动提高3倍后给出。当队友收到金钱之后需要返还一部分给该玩家。该游戏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两位玩家间相互信任的程度。通过运用辅助变量方法，以及经济学中用来控制选择偏差的技术，研究者把参与者中的独生子女视为政策的结果。平均而言，这些独生子女给予队友的金钱较其他参与者少16%，同时，他们返还给队友的金钱较其队友所给出的也要少11%左右。
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安马斯特学院的人类学家Vanessa Fong评价道：“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为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心理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资料。”她曾于2004年专门研究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著有《唯一的希望：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新时代》一书。她调查了超过2000名独生子女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对他们的一些特点总结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她补充道，把不同年龄组所表现出的差别仅仅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妥当的。“一代人的行为倾向还会被很多超出家庭范围的因素所影响。”她的观点得到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顾宝昌的赞同，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伴随着一段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所颁布的。
其他学者确信研究对象在经济学游戏中的决定会受到年龄的影响。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人口统计学家蔡勇（音）说：“将年龄、时代，以及人群因素单独梳理出来是一道经典的识别问题。”卡梅伦说她的小组之所以设置1975年组和1983年组，部分原因是为了确认同龄人的影响，或者说是来自同样生长在独生子女条件下的其他人的影响。然而年龄并没有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研究者将这两组排除出他们的分析后，发现得到的结果与总体的结论非常相似，这说明年龄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或许最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在于糟糕的社会评价对独生子女的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卡梅伦说：“心理学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与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大部分类似的研究都是以西方国家为范本并且涉及的双亲是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排除双亲的选择偏差，独生子女政策被卡梅伦称作研究兄弟姐妹关系的“自然的实验”。
其他人会对一些国家相似的独生子女问题有兴趣，比如日本人迅速下降的生育能力并非是由行政命令导致的。另外一个开放性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新一代群体的影响，包括中国的“小皇帝”们。这些年轻人不仅没有兄弟姐妹，而且没有堂兄妹、姑姑和叔叔。卡梅伦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被放大了。” 人口政策该转向吗？
作为历史上最引人注意的人口实验，计划生育政策所覆盖的范围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这项政策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人口学家王峰（音）说：“是时候尝试和探索该如何逐步淘汰该政策。”
过去的10年间，王峰和其他24名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前政府官员一起，推进废除该政策的工作。他们已经提出计划，旨在逐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王峰说：“政策制定者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他补充道，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在政府内部，对该政策的未来走向也存在着分歧。
中国日剧加速的人口老龄化是人们早期讨论的主题。中国曾经从“人口红利”（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中受益。但是，从2010年至2020年，中国20-24岁的青年人所占的比例将大幅度减少45%，从1.25亿人下降到6800万人。蔡勇说：“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人们都在关注所面临的养老金危机。而中国的情况将会更糟糕。”
其他学者则把目光转向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出生性别比是指一定区域某一时期内出生的男孩总数与女孩总数的比值，通常用每百名出生女孩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孩数表示。联合国设定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值波动在103-107之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偏离正常值现象，9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根据国家计生委的数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新生婴儿性别比已达到117：100，出现严重的失衡。导致出生比失衡的最直接原因是B超技术的普及和滥用。目前，在许多地方，B超技术缺乏有效监管，助长了选择性生育行为。西安交通大学人口学家李树茁说，性别比例失衡这一现象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愈演愈烈，这增加了社会动荡的风险。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到4000万，将有数千万成年男子面临“娶妻难”。从深层面看，这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家庭稳定性受到冲击、低生育水平反弹、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等。
政策制定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增加成千上百万人，如果放松政策，将会导致一次生育高峰，使本就紧张的医院、学校等公共资源更加短缺。
尽管来自官僚机构的阻力很难克服，但是支持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们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一可能存在的问题——政策的放宽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婴儿潮。自1980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80后”成为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80后”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主体。若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这意味着相对于父辈们，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但问题是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人们愿意生“二胎”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专家郑真真针对这一问题在江苏省开展了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很大比例的女性不打算要第二个孩子，尤其是有资格生二胎的女性。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高。报告显示，理想的家庭模式为平均1.46个孩子，55%的受访者表示一家一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尽管该结果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情况，但该研究至少表明，放宽人口政策不会在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导致人口暴涨。女性对此给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孩子将加重家庭的负担，母亲们更愿意将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