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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深水区’后，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不仅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问题，更涉及教育管理、校长遴选等核心利益问题。”
“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刚通过验收就被调走，继任者巩固深化发展，还是休克式颠覆发展？”一所国家示范高职校原校长近日向记者道出离任時的复杂心态：“一直把高职校当成‘孩子’对待，但自己又决定不了其命运，因而为其前途忧虑。”
2006年至2008年分三批次进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项目的100所高职院校，都将在2014年或2015年进入院校长“新老交替季”。
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仲文的话说，“进入改革‘深水区’后，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不仅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问题，更涉及教育管理、校长遴选等核心利益问题。”
部分高职教训惨痛
“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听到记者的提问后忙说：“不好谈，不好谈。”不过，本着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呵护的态度，董校长还是谈了高等职业学校尤其国家示范高职校面临的行政化问题。
上世纪末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缺乏可以借鉴的模式与经验。南方某职业技术学院与天津职业大学、河北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等一道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过程中，南方这所职院院长的办学思路、管理理念、教学实践比较先进，短短几年就使学校成为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排头兵。2008年前后，该院长退休，当地一所普通高校的副校长接任。
“地方政府财力保障更好，师资队伍更优秀，但由于新院长的行事风格与办学思路差异，现在这所示范高职校几乎在业内销声匿迹，多可惜啊。”一位知情院长说。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张亚军透露，2013年长三角地区某示范高职校校长提前退出领导岗位，继任者是一所普通高校副职，其给教职工带来的冲击曾引起国内高等职业教育界的关注。
俞仲文介绍，东部某职业技术学院连续三任院长都是主管厅局的老处长提拔下派的。其中一任院长是带病提拔，身体不好对学院发展不怎么关心；另一任对高职校情况不了解，却掌握绝对话语权，门户之争非常厉害。
“这些案例的教训十分惨痛。”在中部某省教育厅官员看来，“高等职业教育形成目前的发展环境非常不易，社会各界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仍十分脆弱，根本经不起行政化折腾。”
“办好一所学校，光一个好校长还不够；搞垮一所学校，一个人就够了。”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于德宏说。
示范校经验束之高阁
今年，山东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徐建明已经58岁。他表示，近两年考虑最多的是，怎样把示范高职校建设经验转化成山东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内涵与发展动力，因为示范高职校校长新老交替出现的反例不少。
俞仲文拒绝对继任者做任何评价，但对高职校越来越重的行政化色彩则持批评态度。“高职院校长是教育领域最活跃的改革群体，目前面临一个自身不能破解、又事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即院校长新老交替、青黄不接。”
关于这一情况，张亚军给出具体数据：“在2006年参加第一批示范高职校建设项目答辩的28所院校长中，我与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姚和芳最年轻。目前坚守在院校长岗位的也只有我和姚院长等少数几人，一部分院校长转岗高升，另一部分人则退出了主战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正院级）调研员戴勇则向记者介绍了国内高职校长的主要来源。第一种是政府官员为解决副厅级待遇下派到学院的，第二种是普通高等学校副职或二级学院院长、系主任空降的，第三种是高职院校内部提拔的，第四种是行业主管的高职院校长往往是从企业调来。
某国家示范高职校组织部部长透露，近3年中校党委书记、院长换了6个人：先是校长调走，然后书记交流任职；没过多久书记又调走，校长转任书记，再从外面调来新校长。“示范校建设工作进展不大，大家都在适应新领导的工作方式。”他说。
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引用党建研究教授的话说，国内高职院校主要岗位新老交替最容易出现“三种人”：第一种是默守陈规，无主见、无作为、无超越的“庸人”；第二种是妄自尊大，目中无人，否定一切的“狂人”；第三种是实事求是，尊重、禀承、创新、发展的“高人”。
俞仲文认为：“优秀的校长不少，并不是所有的校长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干。有的是一茬对着一茬干，有的另起炉灶，有的行政乱折腾，搞得一线教职工无所适从。”
“更有急功近利的院校长，为了表现自己与前任不一样，不是从不同发展阶段去找不同的成绩，而是从否定中找成绩，好像一下子进入‘拨乱反正’期，用示范高职校的‘青年时期’去否定其成长的‘少年时期’。”俞仲文说。
“在高职院校长的4种来源中，危害最大的当数从本科高校过来的。”张亚军说，这种类型的继任者往往认为示范高职校建设经验不值一提，教职工创新意识不强，科研成果少，全部又按普通本科高校那套模式搞。
科学的校长遴选机制
董刚坦诚地说：“高职院校尤其是国家示范高职校没有成熟到清华、北大这种百年老校的程度，缺乏大专家与名教授，缺少固有的文化与内涵，行政化主导的色彩比985、211大学更浓。”
在名家云集的大学，校长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力有限，一些有名望的专家、教授甚至不怎么买校长的账。“包括示范高职校在内的大部分高等职业学校发展历史短，至今仍处于‘未成年’阶段，学校发展的快慢往往寄托在一把手身上。校长思路清楚，能力强，短时间内就发展很快。否则，就是另外一个结果。”董刚认为问题的根本在此。
在这方面，贵州省铜仁学院院长侯长林有深刻感受。“高等职业教育至今总算找到了发展门道，积淀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文化内涵。”不过，最怕“新官上任三把火”。侯院长说：“继任人选不认可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及示范高职校建设积累经验的话，投入再多钱都可能成为炮灰。”
早在国家示范高职校项目建设之初，于德宏就建议，示范高职校长应该突破60岁退休的限定，允许一部分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院校长干到65岁；同时，地方在调整国家示范高职校校长时，应通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但有关领导认为此建议是在给教育部惹麻烦，予以彻底否决。
令人欣慰的是，党政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一些领导开始意识到深化此项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说，“职业院校不是一个安排干部当官、解决待遇的地方。如果能够走到教育家办学的路上，可能很多事都不用咱们操心，职业院校校长应该既是教育家又是企业家。”
“行政体制改革就是少用行政命令做事情。”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健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过重的行政化色彩，扼杀了高职院校的创造力，弄得大家没有积极性，少管则可以闯出一条路来。”俞仲文则认为，“这涉及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即如何建立科学的高等职业学校校长遴选机制及管理制度。”
“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刚通过验收就被调走，继任者巩固深化发展，还是休克式颠覆发展？”一所国家示范高职校原校长近日向记者道出离任時的复杂心态：“一直把高职校当成‘孩子’对待，但自己又决定不了其命运，因而为其前途忧虑。”
2006年至2008年分三批次进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项目的100所高职院校，都将在2014年或2015年进入院校长“新老交替季”。
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仲文的话说，“进入改革‘深水区’后，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不仅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问题，更涉及教育管理、校长遴选等核心利益问题。”
部分高职教训惨痛
“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听到记者的提问后忙说：“不好谈，不好谈。”不过，本着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呵护的态度，董校长还是谈了高等职业学校尤其国家示范高职校面临的行政化问题。
上世纪末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缺乏可以借鉴的模式与经验。南方某职业技术学院与天津职业大学、河北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等一道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过程中，南方这所职院院长的办学思路、管理理念、教学实践比较先进，短短几年就使学校成为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排头兵。2008年前后，该院长退休，当地一所普通高校的副校长接任。
“地方政府财力保障更好，师资队伍更优秀，但由于新院长的行事风格与办学思路差异，现在这所示范高职校几乎在业内销声匿迹，多可惜啊。”一位知情院长说。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张亚军透露，2013年长三角地区某示范高职校校长提前退出领导岗位，继任者是一所普通高校副职，其给教职工带来的冲击曾引起国内高等职业教育界的关注。
俞仲文介绍，东部某职业技术学院连续三任院长都是主管厅局的老处长提拔下派的。其中一任院长是带病提拔，身体不好对学院发展不怎么关心；另一任对高职校情况不了解，却掌握绝对话语权，门户之争非常厉害。
“这些案例的教训十分惨痛。”在中部某省教育厅官员看来，“高等职业教育形成目前的发展环境非常不易，社会各界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仍十分脆弱，根本经不起行政化折腾。”
“办好一所学校，光一个好校长还不够；搞垮一所学校，一个人就够了。”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于德宏说。
示范校经验束之高阁
今年，山东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徐建明已经58岁。他表示，近两年考虑最多的是，怎样把示范高职校建设经验转化成山东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内涵与发展动力，因为示范高职校校长新老交替出现的反例不少。
俞仲文拒绝对继任者做任何评价，但对高职校越来越重的行政化色彩则持批评态度。“高职院校长是教育领域最活跃的改革群体，目前面临一个自身不能破解、又事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即院校长新老交替、青黄不接。”
关于这一情况，张亚军给出具体数据：“在2006年参加第一批示范高职校建设项目答辩的28所院校长中，我与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姚和芳最年轻。目前坚守在院校长岗位的也只有我和姚院长等少数几人，一部分院校长转岗高升，另一部分人则退出了主战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正院级）调研员戴勇则向记者介绍了国内高职校长的主要来源。第一种是政府官员为解决副厅级待遇下派到学院的，第二种是普通高等学校副职或二级学院院长、系主任空降的，第三种是高职院校内部提拔的，第四种是行业主管的高职院校长往往是从企业调来。
某国家示范高职校组织部部长透露，近3年中校党委书记、院长换了6个人：先是校长调走，然后书记交流任职；没过多久书记又调走，校长转任书记，再从外面调来新校长。“示范校建设工作进展不大，大家都在适应新领导的工作方式。”他说。
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引用党建研究教授的话说，国内高职院校主要岗位新老交替最容易出现“三种人”：第一种是默守陈规，无主见、无作为、无超越的“庸人”；第二种是妄自尊大，目中无人，否定一切的“狂人”；第三种是实事求是，尊重、禀承、创新、发展的“高人”。
俞仲文认为：“优秀的校长不少，并不是所有的校长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干。有的是一茬对着一茬干，有的另起炉灶，有的行政乱折腾，搞得一线教职工无所适从。”
“更有急功近利的院校长，为了表现自己与前任不一样，不是从不同发展阶段去找不同的成绩，而是从否定中找成绩，好像一下子进入‘拨乱反正’期，用示范高职校的‘青年时期’去否定其成长的‘少年时期’。”俞仲文说。
“在高职院校长的4种来源中，危害最大的当数从本科高校过来的。”张亚军说，这种类型的继任者往往认为示范高职校建设经验不值一提，教职工创新意识不强，科研成果少，全部又按普通本科高校那套模式搞。
科学的校长遴选机制
董刚坦诚地说：“高职院校尤其是国家示范高职校没有成熟到清华、北大这种百年老校的程度，缺乏大专家与名教授，缺少固有的文化与内涵，行政化主导的色彩比985、211大学更浓。”
在名家云集的大学，校长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力有限，一些有名望的专家、教授甚至不怎么买校长的账。“包括示范高职校在内的大部分高等职业学校发展历史短，至今仍处于‘未成年’阶段，学校发展的快慢往往寄托在一把手身上。校长思路清楚，能力强，短时间内就发展很快。否则，就是另外一个结果。”董刚认为问题的根本在此。
在这方面，贵州省铜仁学院院长侯长林有深刻感受。“高等职业教育至今总算找到了发展门道，积淀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文化内涵。”不过，最怕“新官上任三把火”。侯院长说：“继任人选不认可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及示范高职校建设积累经验的话，投入再多钱都可能成为炮灰。”
早在国家示范高职校项目建设之初，于德宏就建议，示范高职校长应该突破60岁退休的限定，允许一部分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院校长干到65岁；同时，地方在调整国家示范高职校校长时，应通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但有关领导认为此建议是在给教育部惹麻烦，予以彻底否决。
令人欣慰的是，党政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一些领导开始意识到深化此项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说，“职业院校不是一个安排干部当官、解决待遇的地方。如果能够走到教育家办学的路上，可能很多事都不用咱们操心，职业院校校长应该既是教育家又是企业家。”
“行政体制改革就是少用行政命令做事情。”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健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过重的行政化色彩，扼杀了高职院校的创造力，弄得大家没有积极性，少管则可以闯出一条路来。”俞仲文则认为，“这涉及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即如何建立科学的高等职业学校校长遴选机制及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