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在《“不行贿”是道德更是智慧》(《新民周刊》2009年第32期)一文中认为,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提出的“不行贿”原则,与其说是中国土地上一直稀缺的企业家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格外稀缺的企业家智慧。我同意大焕的解读,同时觉得“不行贿”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必要继续剖析之。
　　王石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提出了与“不行贿”相关的另一原则——“假定善意”。王石说,行贿者之所以行贿,首先是因为假定政府官员腐败,相信政府官员一定会受贿,企业不行贿就做不下去;而他之所以选择“不行贿”,则是因为他先假定人是善良的,假定政府官员是善意的,相信企业不行贿也能做下去,这样做是很难,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难,“你坚持向别人展示善,别人向你展示的也是善,这就是动力”。
　　按照王石的解释,“假定善意”是“不行贿”的前提条件,“不行贿”则是“假定善意”之后的行为选择。如果假定政府官员是善意的,就不需要向他行贿,行贿只会曲解了他的善意,甚至侮辱了他的人格;反之,如果假定政府官员是恶意的,就认为必须行贿才能获得正常的服务。与“不行贿”原则一样,王石的“假定善意”原则也受到不少人怀疑。
　　今日之中國,能够坚持不行贿的商人和坚持善意、拒不受贿的政府官员到底有多少?由于不存在免责的条件,这个数字其实是无法统计的,就算勉强统计出来,其结果也大多是不足信的。退一步讲,即便我们相信行贿的商人比不行贿的商人多,恶意而受贿的官员比善意而不受贿的官员多,这就能证明商人行贿和官员受贿的必要性吗?就能证明商人行贿一定比不行贿更有利于生存发展吗?当商人假定政府官员为恶意而向他行贿时,商人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心怀恶意之人,与“你坚持向别人展示善,别人向你展示的也是善”一样,商人向政府官员展示了恶意(向他行贿),政府官员如果意志不坚定,那么他即便原本心怀善意,多半也会在行贿者的恶意“进攻”之下丧失原则,其恶意被行贿者的恶意给诱导、催化出来。
　　现实是残酷的,但逻辑的力量有助于改变残酷的现实。从逻辑上讲,如果说我们已经因为怀疑善意、放弃责任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因为巩固善意、强化责任而形成一个善意与善意互相推动、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欲形成良性循环,必先打破恶性循环,欲打破恶性循环,必先以大无畏的道德勇气和牺牲精神,挥刀斩断恶性循环上的一根链条,其入手点就是“假定善意”——不再先入为主地以恶意揣度自己的交往对手,不再用自己的恶意去诱导、催化一个可能本并无恶意的人的恶意,也不再用自己的恶意去加剧、恶化一个已有恶意的人的恶意。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假定善意”而非“认定善意”,若交往对手确为善意,则假定成立;若交往对手已有恶意,则假定不成立。若是第一种情况,则我以善意待人,人亦以善意待我,良性循环顺利形成。若是第二种情况,则我仍然要以善意待人,努力用我的善意去消融、改变对方的恶意。第一次、第二次也许会碰壁,会输得很狼狈,造成严重损失,但只要勇敢地坚持下去,到了第三、第四次,就可能使对方的观念产生动摇,开始减少直至消除自己的恶意,逐渐转变为以善意待我,最终仍然能够形成良性循环。
　　唯物主义讲“存在决定意识”,一个商人假定政府官员腐败,相信政府官员一定会受贿,往往是因为他了解到政府官员腐败、受贿,企业不行贿于是遇到麻烦乃至破产倒闭的许多事例。但唯物主义也强调“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对商人与政府官员之关系,或者扩大而言官民关系的认识上,就是“假定善意”的作用,就是信任、信心的作用。无论是商人、一般群众还是政府官员,如果他相信官民关系能够而且正在改善,他就愿意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进而影响和改变他人的行为,从而推动官民关系持续改善。类似的“反作用”有时在股市上也有明显表现,如果大多数股民都看好股市的前景而纷纷买进,股市就会一路上升,反之,如果大多数股民都对股市前景持悲观态度而纷纷卖出,股市就会一路下跌。
　　身为房地产商人的王石能够假定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善意,他用自己的言行主动向政府和政府官员表达了难得的善意。“假定善意”不是单方面的道德标准和责任约束,反过来,人们也有理由要求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主动假定公民的善意,不要动不动就把维护自己权益的百姓当成“刁民”,把参与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群众定性为“不明真相”且“受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挑唆蛊惑”。政府应当善意地假定并相信,绝大多数公民都愿意遵纪守法,愿意通过积极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构建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政府和公民的互动关系中,政府的善意对公民的善意具有更强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只要双方都树立起“假定善意”的意识,都努力以自身善意不断祛除误解、消弭恶意,我们改善官民关系、增进社会信任、降低社会经济交往成本、优化公民社会成长环境就大有希望。(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