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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古老的课题，在当今的现实中它仍具挑战性。皮克迪（Thomas Piketty）在他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这部著作中揭示了现代社会分配差距扩大，公平缺失的现象，并试图从经济、社会制度上寻找其产生的根源，提出改善的方案。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学界和社会的热议，其中不乏争议和质疑，但许多人以为他继承了马克思的学说，这篇大作宣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已走上消亡的不归之路。我从该书中未能找到这个逻辑和结论，我以为现代社会制度活力犹存，但病症待治。
一、该书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经济学、社会学大作。它将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置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自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的历史跨度，在资料占有和数据采集上堪称实证研究的典范，其学术规范性和学术价值应得到充分肯定，主要论点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二、基于翔实的数据和资本收益率（r）与经济增长率（g）比较的方法，皮克迪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和财富分配已产生较大的差距，其主要表现为：美国收入前10%的人群占国民收入45%至50%;欧洲私人财富的总值为四至六年的国民收入总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在未来可能还会继续扩大。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主要是税收，包括“全球资本税”）社会动乱将难以避免。
三、皮克迪并没有颠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未像马克思那样提供一个可以替代的新制度构想，但他认为现存制度存在结构性的内生问题，需要加以管理。
四、皮克迪揭示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是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同的;他对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的分析，即r>g的历史验证和趋势判定尽管在学界存有争议，但颇具说服力;他的政策建议价值在于提出运用税收工具对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财富差距进行管理，而不是关于征收“全球资本税”这个在当下无法实现的具体政策。
一、皮克迪的分析框架是资本和劳动的二元结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已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一是资本的社会化，即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股份化，改变了少数人占有的格局，当下大型商业机构的股权结构中家族资本已经淡出，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成为主要成分。这一变化既是现代大型企业募集资金的必由之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根本上）也改变了资本家和工人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中产阶级，包括相当数量的民众，不仅是职场上的受薪者（雇员），也是资本和资产（房产、股票、养老失业保险等）的所有者;传统的资本所有者“业主”已退出企业，取而代之的是受薪的职业经理和专业人士。这个变化也改变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定，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由此，财富性收入的差距并不简单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差异，也不能据此来判定社会分配不公和劳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
二、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变革在市场竞争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凸显。人力资本和技术已成为生产函数中最重要的要素，在分配中它表现为职业经理和专业人士的收入，其本质则是与资本相同的要素分配，即剩余的分配。如果将之简单划为劳动收入就会扭曲或人为扩大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皮克迪的分析未能对这个重大变化给予充分考虑，这也导致他不能解释高收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这不是竞争性市场的定价，而是少数利益集团的勾结，这显然难以成立。
三、皮克迪发现了r>g及由此产生的财富分配不公，但他未能充分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在我看来，r>g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但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合理的。
在生产要素组合中，市场多是选择资本的拥有者做雇主，即资本用工资雇用劳动力和专业人士，用地租偿付地主，用利息获取借贷资本。这种组合使资本与其他被雇用的生产要素相比有三个特征：一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资本的价格应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即有一个风险溢价;二是在支付了其他要素成本之后，资本可以获取剩余价值;三是为实现风险溢价收益、获取剩余，资本要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其他要素多是搭便车），因而要付出监管成本。在做定量分析时应剔除这些合理的因素。
四、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关系，还可以从“纵向流动性”的维度来观察。差距拉大肯定是个问题，但如贫富之间没有流动，贫者恒贫，富者恒富则更糟。皮克迪未对贫、富的流动性做出考证和分析。
五、在皮克迪看来，市场机制对抑制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及其导致的社会收入、财富分配恶化的趋势是失灵的，需要通过财政税收来解决。我认为市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制约资本机制，这主要表现为：风险;过剩产能和投资回报率递减、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只是它需要更长的周期和更大的代价，所以，对市场的干预和管理仍是需要的。
一、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是一个既定的目标。皮克迪揭示了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的结构性、内生性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否定市场，更没有赞同用计划经济、“政府主导”来代替自由市场制度，他的政策建议是管理好市场，即通过税收缩小差距。
二、在市场制度下，公平与效率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互替代的一面，总而言之兼得不易，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寻求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的，是一个不断纠偏的试错过程。因而不应因这个问题的存在而否定市场制度。
三、中国当下财富（收入）分配不公有市场机制内生的缺陷，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管制、干预和参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公平问题，如在一次分配中：行政审批导致寻租和贪污;要素价格，包括资金的利率、汇率的管制人为压低资本成本，造成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替代和劳动力价格的低估;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购政策、农村户口制度侵害了农民的权利和利益;“国进民退”、垄断使资本向权贵聚集。在二次分配中财政支出提供的公共产品总量不足，配置不合理，不能有效纠正、改善一次分配中收入、财富的差距。
四、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支撑的有效市场和一个有限、有为、可问责的政府，这样才能提高效率、改善公平。
认识和评价
一、该书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经济学、社会学大作。它将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置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自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的历史跨度，在资料占有和数据采集上堪称实证研究的典范，其学术规范性和学术价值应得到充分肯定，主要论点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二、基于翔实的数据和资本收益率（r）与经济增长率（g）比较的方法，皮克迪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和财富分配已产生较大的差距，其主要表现为：美国收入前10%的人群占国民收入45%至50%;欧洲私人财富的总值为四至六年的国民收入总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在未来可能还会继续扩大。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主要是税收，包括“全球资本税”）社会动乱将难以避免。
三、皮克迪并没有颠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未像马克思那样提供一个可以替代的新制度构想，但他认为现存制度存在结构性的内生问题，需要加以管理。
四、皮克迪揭示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是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同的;他对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的分析，即r>g的历史验证和趋势判定尽管在学界存有争议，但颇具说服力;他的政策建议价值在于提出运用税收工具对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财富差距进行管理，而不是关于征收“全球资本税”这个在当下无法实现的具体政策。
疑问或质疑
一、皮克迪的分析框架是资本和劳动的二元结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已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一是资本的社会化，即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股份化，改变了少数人占有的格局，当下大型商业机构的股权结构中家族资本已经淡出，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成为主要成分。这一变化既是现代大型企业募集资金的必由之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根本上）也改变了资本家和工人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中产阶级，包括相当数量的民众，不仅是职场上的受薪者（雇员），也是资本和资产（房产、股票、养老失业保险等）的所有者;传统的资本所有者“业主”已退出企业，取而代之的是受薪的职业经理和专业人士。这个变化也改变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定，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由此，财富性收入的差距并不简单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差异，也不能据此来判定社会分配不公和劳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
二、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变革在市场竞争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凸显。人力资本和技术已成为生产函数中最重要的要素，在分配中它表现为职业经理和专业人士的收入，其本质则是与资本相同的要素分配，即剩余的分配。如果将之简单划为劳动收入就会扭曲或人为扩大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皮克迪的分析未能对这个重大变化给予充分考虑，这也导致他不能解释高收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这不是竞争性市场的定价，而是少数利益集团的勾结，这显然难以成立。
三、皮克迪发现了r>g及由此产生的财富分配不公，但他未能充分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在我看来，r>g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但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合理的。
在生产要素组合中，市场多是选择资本的拥有者做雇主，即资本用工资雇用劳动力和专业人士，用地租偿付地主，用利息获取借贷资本。这种组合使资本与其他被雇用的生产要素相比有三个特征：一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资本的价格应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即有一个风险溢价;二是在支付了其他要素成本之后，资本可以获取剩余价值;三是为实现风险溢价收益、获取剩余，资本要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其他要素多是搭便车），因而要付出监管成本。在做定量分析时应剔除这些合理的因素。
四、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关系，还可以从“纵向流动性”的维度来观察。差距拉大肯定是个问题，但如贫富之间没有流动，贫者恒贫，富者恒富则更糟。皮克迪未对贫、富的流动性做出考证和分析。
五、在皮克迪看来，市场机制对抑制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及其导致的社会收入、财富分配恶化的趋势是失灵的，需要通过财政税收来解决。我认为市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制约资本机制，这主要表现为：风险;过剩产能和投资回报率递减、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只是它需要更长的周期和更大的代价，所以，对市场的干预和管理仍是需要的。
经验与启示
一、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是一个既定的目标。皮克迪揭示了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的结构性、内生性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否定市场，更没有赞同用计划经济、“政府主导”来代替自由市场制度，他的政策建议是管理好市场，即通过税收缩小差距。
二、在市场制度下，公平与效率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互替代的一面，总而言之兼得不易，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寻求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的，是一个不断纠偏的试错过程。因而不应因这个问题的存在而否定市场制度。
三、中国当下财富（收入）分配不公有市场机制内生的缺陷，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管制、干预和参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公平问题，如在一次分配中：行政审批导致寻租和贪污;要素价格，包括资金的利率、汇率的管制人为压低资本成本，造成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替代和劳动力价格的低估;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购政策、农村户口制度侵害了农民的权利和利益;“国进民退”、垄断使资本向权贵聚集。在二次分配中财政支出提供的公共产品总量不足，配置不合理，不能有效纠正、改善一次分配中收入、财富的差距。
四、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支撑的有效市场和一个有限、有为、可问责的政府，这样才能提高效率、改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