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发达》的演讲，首次正式将夏目漱石介绍至中国；之后，作品中也数次提到夏目漱石与夏目漱石文学，最常提及的基本是《我是猫》《哥儿》《草枕》等。在他的日记中曾有数次通过日本书店订购《我是猫》等小说的记载，更有阅读过程的记录——“2日 晴 午后读《我是猫》；3日 晴 牙痛，读《我是猫》；4日 晴 读《我是猫》；5日 晴，读《我是猫》直至深夜，终阅毕。”周作人曾说：“虽我所最爱的是猫（《我是猫》），但别的也都颇可喜，可喜的却并不一定是意思，有时便只为文章觉得令人流连不忍放手。”周作人是怀着语言文字趣味的热情去探索作品，将日本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偏爱幽默讽刺的艺术，这是个性气质使然。周作人有着与传统读书人相异的别一种“胸襟”和“眼光”，这源于他年少时代对经学的反叛和对杂学的喜爱。在他看来，自己的杂学大部分从外国得来，“以英文与日文为媒介，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简言之，周作人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取舍标准可以概括为作品是否具有“人情味”和“情趣”，读来是否使人感到“悦乐”与“好玩”。
　　而夏目漱石混合了英国绅士的幽默与江户的洒脱，引起周作人审美趣味的共鸣。《哥儿》通过一个不谙世故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戏剧冲突，辛辣而巧妙地讽刺教育界的丑恶现象。周作人感慨“中国本来绝无感情的滑稽，也缺少理性的机智，所有的只是那些感觉的挑拨，叫人感到呵痒似的不愉快”，更彰显其对夏目漱石文体关注的原因。因此，幽默讽刺的创作风格满足了周作人采用温和的方式担当知识分子的责任，为改良社会的理想不懈努力。他在《死法》论及段琪瑞政府屠杀请愿学生，先比较各种死法得出枪毙的死法最为文明可行的结论，用赞颂式的反话来将对象的内在残忍冷静地铺展开，娴熟地运用反讽表现了自己的愤恨，虽不能代替义正词严的声讨挞伐，但另有一种忘不掉、排不去的力量。夏目漱石作为周作人日本文学的引路人，为其改造民族趣味，进而影响民族性格的启蒙思想奠定了基础。
　　为社会与人生写作
　　周作人虽然没有直接翻译夏目漱石的作品，却持续关注着作家的最新动态，包括日记、书简、文学论、文学评论等内容，深入地参悟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对人的精神发展的深刻思索与复杂感情。日本明治文坛上，夏目漱石从文学与社会人生关系的角度对文学理论研究之深，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批判之尖锐，对日本如何走文明开化之路探索之执着首屈一指。他善于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去解剖人生，不厌其烦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悲愁苦乐、不觉醒的荒诞局面。在《我是猫》中，作者借助猫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心理，刻画聚首在苦沙弥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的一群知识分子，虽然亦庄亦谐，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而骨子里则是为社会以金钱为本位而发出的愤慨和对人性的深刻审视。他看穿了日本的资产阶级近代化的弊端源自西方的物欲世界，民众的一切不幸和一切生活上的苦难，也都是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结果。夏目漱石的种种尝试也启发着周作人的思想转变。
　　周作人在翻译《明治文学讲话》时，对田山花袋所谓“夏目漱石的作品注重自己的趣味与想象，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描写”的评价，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进行删减。1923年《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出版，周作人依据个人趣味选入夏目漱石的《挂幅》《克莱喀先生》，并在关于夏目漱石的介绍部分引入“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可见周作人受夏目漱石文艺理论的影响，将真切的关怀投注到日常生活的角落，扩大对生活内涵的理解，拓宽了作品题材的范围。在创作实践中，他的文思不是按照逻辑顺序发展，而是充溢着感性色彩的实际体验的自然表达，这是作者几十年读书经验和人情物理经验贯通在日常生活的小枝节里的表现，并借此发表理论宣言《美文》。

　　1924年，周作人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周作人强调避开社会现实矛盾和重大迫切问题，选取普通日常生活题材，并以赏玩品味人生的姿态随意从容写来，追求平淡中见悠然、低调中见智慧，“余裕”故此成为周作人艺术上极力追求的目标。在“五四”凡事急促的年代，他的文章背后显出一个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形象，在聊以自慰的同时寄托文化思想，从日常生活琐事导向意义的追寻。
　　“日常生活的缺席将使社会结构空洞化，现代主体陷入‘无家可归’的缺失焦虑中”，故此两位作家的启蒙纠缠着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回归。夏目漱石曾言：“艺术始于自己的表现，终于自己的表现，”其晚年作品《门》和《行人》等，已多客观的倾向。周作人否定强烈的感情和情绪表达，故此对于夏目漱石晚年的作品，也就是《心》之后的作品却几乎从未提及，部分中期作品也仅仅只提及书名。郁达夫曾如此盛赞周作人散文：“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有分量，……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他把写作的重点转向小品文以后，看似由社会写作转换成为个人写作，其实并没有停止过思想评论和文学评论的活动，只是改变了方式，细数草木虫鱼，涉猎东西学问，闲话古今，然而作者整套的社会思想正是溶化在这些小品文当中，贡献出《北京的茶食》等名篇。对于周作人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后期小品文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美学基础。
　　周作人最短的一篇文章是《知堂说》，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正文只是自开头至“以名吾堂”这三句，在全文中只占八分之三，自“昔杨伯起”以下至末尾，八分之五的篇幅几乎一句一个转折，游词余韵，空际翻腾，践行了低徊趣味，简短而不窘局，平淡而不枯槁，印证实现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正因为周作人对漱石文学如此推崇，让中国文坛进一步去关注和了解夏目漱石，而夏目漱石也成就了周作人蕴含着苦味的闲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