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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个人不能控制公共占有权的行使机构，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缺陷。民主法制是国企深化改革的前提和保障，只有让所有权主体——全体劳动者通过民主法制来选举、控制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机构，才符合马克思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逻辑，进而落实中国劳动者的现实和长远经济利益。
[关键词]国家资本；劳动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权利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2-0048-03
一、中国国有企业的作用、性质与价值
国有企业承载着20世纪公有制度创立以来劳动者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与文化权利，理应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相统一的视角，全面辩证地探讨国有企业的作用、性质与价值。就世界历史而言，国有企业是工业文明时代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制度和文明类型整体跨越式发展的桥梁，是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同步陡升的根基。在当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趋势不仅关乎劳动者自由解放事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全局的成败。更切近的是，作为“国民经济脊柱”的中国国有企业当前不仅对外有效抵御着国际金融——经济危机（2008年）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至今）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冲击，而且对内承担着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诸多战略任务，同时还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推进自主创新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微观基础。
中国国家资本在性质上异于由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和市场关键环节保持足够控制力和调节能力的市场主体。历史地看，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资本的表现形式，是劳动公有制经济初级阶段的产物，也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级形式。作为国家资本表现形式的国有企业演化的可能性主要有两种：一种可能是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在逻辑，使其进一步通过民主法制，改革发展成为高级劳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和主干；另一种可能则是误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以改头换面的私有化名义实质上侵吞国有资产，使国家资本因沦为官僚资本而丧失其全民属性。根据刘永佶教授关于“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的论断，在当代世界，国家资本既可以为跨国垄断财团的母国服务，成为美欧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可以为中国集权官僚制的现代残留——行政集权体制所利用，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复续的经济基础；更可以为初级劳动公有制输血，成为劳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然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探讨，由于受到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美欧资本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双重影响，从劳动者权利这个集结着中国劳动者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本利益核心概念出发的研究较少，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理路将公有、民主和自由内在统一起来探讨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更为鲜见。文献查新表明，近期有关文献中，当数各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方案最盛，最具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报告间接提出的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方案——“国企股权多元化”建议（2012年3月）；忽视劳动者个人权利落实的苏联模式“国家化”改革方案次之，这种理论文章混淆了公有、国有和官有三个概念，片面强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忽视劳动者个人社会主体地位的提高，实质上排斥和架空民主，抹杀了全体中国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主导权。更有甚者，在将生产力发展简单等同于GDP增长的“唯生产力论”作用下，劳动者通过日益充分地参与国有企业管理，进而落实自身政治和文化权利的进路不畅；换言之，劳动者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缩水为在做大的蛋糕中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论”的同时，其自身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实质性问题更趋隐蔽化。面对此种情势，中国劳动者只有明确“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的理论逻辑，主体觉醒，坚持关乎自身自由解放事业前途命运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运动，牢固树立国有企业作为劳动公有制初级阶段实现形式的理性，国家资本演化为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可能性空间才会缩小，各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花言巧语才将难以立足。
二、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中的国企改革问题
劳动创造了世界。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却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异化的状态，至今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体。环顾全球，国际垄断资本与全世界劳动者的矛盾是现代世界经济主要矛盾；全球化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即使各个国度间的矛盾，也都表现为国际垄断资本支配的各国政府与劳动者的矛盾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在经济矛盾系统中，中国经济矛盾隶属国度性矛盾，它包含制度、体制、结构与机制、经营管理、对外关系等多个层次；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矛盾还集合着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两个一般性层次的矛盾，是这两个一般性层次矛盾的特殊形态。
中国经济矛盾历史演化的逻辑主线同时也是国有企业生成发展及其内在矛盾演化的主线。新中国以政治集权没收官僚资本，集中全国财力形成国家资本，组建了一批主干性国有企业。这一历史进程从逻辑上内生出中国20世纪50到70年代初级公有制的主要矛盾——理论和法律上拥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全体劳动者与掌控全部机构及权利的国家机构的矛盾。现实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公有制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矛盾。择要进言，公有制经济的异化导致了现实官僚资本的出现，这也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初级公有制经济主要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公有制经济是现实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内在矛盾的演化趋势及其结果，是制约中国经济矛盾总体变化的主轴。30年来国有企业的变化，首先，就是混淆了“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的概念，造成所有权主体被虚置的问题，由此牵出所有权到占有权到经营权，以至处置权和收益权等逐个环节的层层矛盾。其次，国家资本的性质更为突出，集中表现为国有企业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和国有企业的全民属性有待进一步落实。再次，企业经营者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强化，集中体现在企业内相异主体收入分配和参与企业管理的差异上。最后，国有企业数量大为减少，关键是国家特定机构在国有企业的权利体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复前述及，在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双重作用、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美欧资本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双重影响下，对国家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日趋模糊化和复杂化。 要而言之，中国国家资本的社会主义性质，取决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国家仅是行使所有权派生的公共占有权的机构，而非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作为所有者的全体中国劳动者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的现实载体，而非少数权贵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的经济工具。理性论察，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落实不到位的现象说明，国有企业在现阶段仅是初级劳动公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国有企业以提升劳动者权利和保障劳动者利益为方向的深化改革迫在眉睫。只有明确中国国有企业的权利关系，以民主制度创新积极扬弃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据此革除所有权主体被虚置的实质性弊端，才能使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中相分离的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合二为一，从而更好地体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国家资本之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环。
三、解决现实中国经济矛盾要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体系
国有企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缺陷，是公共占有权的行使机构不能被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个人所控制。这有悖于劳动公有制经济的本质——保障并落实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并且，劳动者的雇佣化又将国有企业职工外在化于国有企业的权利体系，进而使得劳动者完成身份置换，以一种“资源”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相比之下，公共占有权行使机构却成为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实际掌控者，全民作为所有者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交由国家来行使占有权的理论逻辑在现实委托代理关系中被颠倒反置过来。有鉴于此，通过创新民主机制，使得国有企业投资、生产、经营、积累、收入和分配的全过程均能贯彻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和意志，进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全部权利体系真正反映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和意志，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环节。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如何控制公共占有权行使机构，进而明晰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和收益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国企改革的难点所在。换言之，所有权主体通过所有权派生的政治民主权这个改革发展国有企业的必要中介，形成民主制，并展开为法制，即所有权主体——全体劳动者以民主法制来选举、控制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机构是解决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关键。
面对种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设计，中国劳动者及其理论代表要明确主体性，准确理解“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的理论逻辑，清醒认识到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美欧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双重影响，努力构建基于中国逻辑和中国实践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劳动者的理性劳动论证劳动者的权利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体地位。
综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农民工市民化，各地社会保障同质化，海洋强国建设，经济转型升级，政治体制改革乃至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重大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使得全世界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出现了碎片化趋势。而在当代中国，劳动者碎片化问题的破解之道就在于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权利体系。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体系，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界定并理顺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层次和环节则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一方面，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中心环节是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内在统一于国有企业权利委托代理诸层次。从逻辑上讲，被虚置的所有者主体实体化过程，正是国有企业权利体系委托代理关系的建构与明晰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确保工人阶级在国度和世界范围内实现整体性大联合的重要基础。就现实而言，通过民主法制的途径把所有权派生出的占有权和经营权等一系列权利委托代理关系置于所有权主体的掌控之下，使得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名副其实地成为所有权的主体，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必由进路。展望未来，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逻辑上并非国有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主体，而只是行使所有权派生的公共占有权的机构。劳动公有制中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是由公共权利机构形成的以联合劳动为根据的交往；明确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劳动公有制法权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基本前提。中国为解决现实经济矛盾而进行以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体系为导向的全面改革，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必须，更是全世界劳动者大联合未来图景在现实国度性层面趋前演进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卫兴华.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N].光明日报，2013-05-11（07）.
[2]张喜亮.国企改革：靠群众不能靠“官僚”[N].人民政协报，2013-05-06（B01）.
[3]刘海波.突破国企改革的误区[J].先锋队，2013，（11）.
[4]杨思远.国企改革方向是恢复其全民性[J].国企，2013，（2）.
[5]邹广文.实践优先与理论缺席[J].人民论坛，2012，（12）.
[6]刘永佶.当前国企与私企改革重点及途径的辩证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3）.
[7]何伟.对国企改革历程的深层次思考[J].理论探讨，2011，（2）.
[8]刘国光.共同理想的基石——国有企业若干重大问题评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9]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刘永佶.民权国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1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关键词]国家资本；劳动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权利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2-0048-03
一、中国国有企业的作用、性质与价值
国有企业承载着20世纪公有制度创立以来劳动者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与文化权利，理应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相统一的视角，全面辩证地探讨国有企业的作用、性质与价值。就世界历史而言，国有企业是工业文明时代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制度和文明类型整体跨越式发展的桥梁，是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同步陡升的根基。在当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趋势不仅关乎劳动者自由解放事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全局的成败。更切近的是，作为“国民经济脊柱”的中国国有企业当前不仅对外有效抵御着国际金融——经济危机（2008年）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至今）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冲击，而且对内承担着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诸多战略任务，同时还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推进自主创新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微观基础。
中国国家资本在性质上异于由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和市场关键环节保持足够控制力和调节能力的市场主体。历史地看，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资本的表现形式，是劳动公有制经济初级阶段的产物，也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级形式。作为国家资本表现形式的国有企业演化的可能性主要有两种：一种可能是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在逻辑，使其进一步通过民主法制，改革发展成为高级劳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和主干；另一种可能则是误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以改头换面的私有化名义实质上侵吞国有资产，使国家资本因沦为官僚资本而丧失其全民属性。根据刘永佶教授关于“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的论断，在当代世界，国家资本既可以为跨国垄断财团的母国服务，成为美欧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可以为中国集权官僚制的现代残留——行政集权体制所利用，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复续的经济基础；更可以为初级劳动公有制输血，成为劳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然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探讨，由于受到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美欧资本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双重影响，从劳动者权利这个集结着中国劳动者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本利益核心概念出发的研究较少，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理路将公有、民主和自由内在统一起来探讨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更为鲜见。文献查新表明，近期有关文献中，当数各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方案最盛，最具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报告间接提出的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方案——“国企股权多元化”建议（2012年3月）；忽视劳动者个人权利落实的苏联模式“国家化”改革方案次之，这种理论文章混淆了公有、国有和官有三个概念，片面强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忽视劳动者个人社会主体地位的提高，实质上排斥和架空民主，抹杀了全体中国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主导权。更有甚者，在将生产力发展简单等同于GDP增长的“唯生产力论”作用下，劳动者通过日益充分地参与国有企业管理，进而落实自身政治和文化权利的进路不畅；换言之，劳动者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缩水为在做大的蛋糕中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论”的同时，其自身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实质性问题更趋隐蔽化。面对此种情势，中国劳动者只有明确“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的理论逻辑，主体觉醒，坚持关乎自身自由解放事业前途命运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运动，牢固树立国有企业作为劳动公有制初级阶段实现形式的理性，国家资本演化为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可能性空间才会缩小，各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花言巧语才将难以立足。
二、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中的国企改革问题
劳动创造了世界。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却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异化的状态，至今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体。环顾全球，国际垄断资本与全世界劳动者的矛盾是现代世界经济主要矛盾；全球化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即使各个国度间的矛盾，也都表现为国际垄断资本支配的各国政府与劳动者的矛盾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在经济矛盾系统中，中国经济矛盾隶属国度性矛盾，它包含制度、体制、结构与机制、经营管理、对外关系等多个层次；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矛盾还集合着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两个一般性层次的矛盾，是这两个一般性层次矛盾的特殊形态。
中国经济矛盾历史演化的逻辑主线同时也是国有企业生成发展及其内在矛盾演化的主线。新中国以政治集权没收官僚资本，集中全国财力形成国家资本，组建了一批主干性国有企业。这一历史进程从逻辑上内生出中国20世纪50到70年代初级公有制的主要矛盾——理论和法律上拥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全体劳动者与掌控全部机构及权利的国家机构的矛盾。现实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公有制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矛盾。择要进言，公有制经济的异化导致了现实官僚资本的出现，这也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初级公有制经济主要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公有制经济是现实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内在矛盾的演化趋势及其结果，是制约中国经济矛盾总体变化的主轴。30年来国有企业的变化，首先，就是混淆了“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的概念，造成所有权主体被虚置的问题，由此牵出所有权到占有权到经营权，以至处置权和收益权等逐个环节的层层矛盾。其次，国家资本的性质更为突出，集中表现为国有企业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和国有企业的全民属性有待进一步落实。再次，企业经营者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强化，集中体现在企业内相异主体收入分配和参与企业管理的差异上。最后，国有企业数量大为减少，关键是国家特定机构在国有企业的权利体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复前述及，在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双重作用、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美欧资本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双重影响下，对国家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日趋模糊化和复杂化。 要而言之，中国国家资本的社会主义性质，取决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国家仅是行使所有权派生的公共占有权的机构，而非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作为所有者的全体中国劳动者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的现实载体，而非少数权贵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的经济工具。理性论察，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落实不到位的现象说明，国有企业在现阶段仅是初级劳动公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国有企业以提升劳动者权利和保障劳动者利益为方向的深化改革迫在眉睫。只有明确中国国有企业的权利关系，以民主制度创新积极扬弃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据此革除所有权主体被虚置的实质性弊端，才能使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中相分离的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合二为一，从而更好地体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国家资本之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环。
三、解决现实中国经济矛盾要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体系
国有企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缺陷，是公共占有权的行使机构不能被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个人所控制。这有悖于劳动公有制经济的本质——保障并落实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并且，劳动者的雇佣化又将国有企业职工外在化于国有企业的权利体系，进而使得劳动者完成身份置换，以一种“资源”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相比之下，公共占有权行使机构却成为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实际掌控者，全民作为所有者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交由国家来行使占有权的理论逻辑在现实委托代理关系中被颠倒反置过来。有鉴于此，通过创新民主机制，使得国有企业投资、生产、经营、积累、收入和分配的全过程均能贯彻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和意志，进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全部权利体系真正反映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和意志，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环节。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如何控制公共占有权行使机构，进而明晰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和收益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国企改革的难点所在。换言之，所有权主体通过所有权派生的政治民主权这个改革发展国有企业的必要中介，形成民主制，并展开为法制，即所有权主体——全体劳动者以民主法制来选举、控制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机构是解决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关键。
面对种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设计，中国劳动者及其理论代表要明确主体性，准确理解“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的理论逻辑，清醒认识到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美欧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双重影响，努力构建基于中国逻辑和中国实践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劳动者的理性劳动论证劳动者的权利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体地位。
综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农民工市民化，各地社会保障同质化，海洋强国建设，经济转型升级，政治体制改革乃至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重大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使得全世界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出现了碎片化趋势。而在当代中国，劳动者碎片化问题的破解之道就在于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权利体系。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体系，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界定并理顺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层次和环节则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一方面，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中心环节是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内在统一于国有企业权利委托代理诸层次。从逻辑上讲，被虚置的所有者主体实体化过程，正是国有企业权利体系委托代理关系的建构与明晰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确保工人阶级在国度和世界范围内实现整体性大联合的重要基础。就现实而言，通过民主法制的途径把所有权派生出的占有权和经营权等一系列权利委托代理关系置于所有权主体的掌控之下，使得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名副其实地成为所有权的主体，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必由进路。展望未来，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逻辑上并非国有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主体，而只是行使所有权派生的公共占有权的机构。劳动公有制中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是由公共权利机构形成的以联合劳动为根据的交往；明确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劳动公有制法权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基本前提。中国为解决现实经济矛盾而进行以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体系为导向的全面改革，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必须，更是全世界劳动者大联合未来图景在现实国度性层面趋前演进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卫兴华.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N].光明日报，2013-05-11（07）.
[2]张喜亮.国企改革：靠群众不能靠“官僚”[N].人民政协报，2013-05-06（B01）.
[3]刘海波.突破国企改革的误区[J].先锋队，2013，（11）.
[4]杨思远.国企改革方向是恢复其全民性[J].国企，2013，（2）.
[5]邹广文.实践优先与理论缺席[J].人民论坛，2012，（12）.
[6]刘永佶.当前国企与私企改革重点及途径的辩证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3）.
[7]何伟.对国企改革历程的深层次思考[J].理论探讨，2011，（2）.
[8]刘国光.共同理想的基石——国有企业若干重大问题评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9]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刘永佶.民权国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1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