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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信息公开恐惧症”患者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呢?害怕人民的耳目，害怕法律的制裁，还是害怕党政体系的规约?也许兼而有之。但最终的最终，我想他们是在担心利益受损。担心既得利益或期许利益不受监督和削弱
在如今这个网络时代，政治民主进程不断进步，政务公开等也越来越规范，可是公众的抱怨还是不绝于耳，总觉得政府信息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全面。互联网在带给人们内容丰富的“信息大餐”的同时，我们的个别部门或官员却患上了“信息公开恐惧症”，害怕将信息的真面目示人。
那些“信息公开恐惧症”患者究竟在害怕什么
分析这种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方面民众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诉求和愿望日渐強烈；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和信息技术的z苫前发展，也使得技术形态的社会功能和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权力必然会走向保守，自觉不自觉地为其既有存在进行辩护，没法逃避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地位。这样，社会、民众和媒体不遗余力地探求真相，而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则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严防死守，明暗兼有地玩起“捉迷藏”。可惜这不是一场游戏，官员财产申报、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干部任免公
观点争鸣：
信息缺乏与信任危机
最近民众质疑地方政府和部门就某一事件所作出的解释的事例明显增多。一些民众对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不信任，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上，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唯GDP论的思维，对民众的利益造成了实质性伤害。另外，地方政府官员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并不时发生的“官欺民”事件，都在消耗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对于民众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经验层面上的事情发生多了，时间一长，民众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种不信任的“主观思维定式”，应当说，民众的这种“思维定式”对政府的公信力是致命的、
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官员在“欺上瞒下”的同时，却又不会欺骗自己的利益。于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就很可能演变成为中间层官员的“寻租”工具：在整个过程中，社会和民众相对被动，并且利益常受到官员的侵犯，这是社会对地方政府和部门不信任的最主要根源。(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如何治疗公众的“结果怀疑症”
试图掩盖错误、逃避责任，这大概是大多数人的弱点，敢于直面自身失误、勇于承担责任的，毕竟是少数。出了重大安全事故，要根据事故性质追究责任。对此，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总会想尽办法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人祸说成天灾，把人为失误说成机器故障，戏法虽然老套、不难识破，却总有人一用再用。拿这样的调查结果来糊弄人，公众岂能不怀疑、不焦虑?
要治疗公众的“结果怀疑症”，首先得让调查结果令人信服，但是，老是“娘家人”在调查，调查人与被调查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调查人可能就是事故责任人，这样的调查，怎么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结果来?因此，只有独立的第三方介入调查，才有可能查明真相。第三方介入，应该成为重大事故、事件调查的铁律，而非特律。做到了这一点，公众的“结果怀疑症”，才会慢慢好起来(《京华时报》评论员李天扬)开、问责官员任用公开等等，每一件事都和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息息相关，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党和国家的改革大局。如果我们个别的地区和部门真的患上“信息公开恐惧症”，那么很难想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这些地区和部门如期如愿进行。
那么，那些“信息公开恐瞑症”患者究竟在害怕什么呢?害怕人民的耳目，害怕法律的制裁，还是害怕党政体系的规约?也许兼而有之。但最终的最终，我想他们是在担心利益受损，担心既得利益或期许利益不受监督和削弱。所以，“信息公开恐惧症”最后就成了一场“隐藏信息”的游戏，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躲避人民，躲避人民的知情，躲避人民的监督，躲避人民的问难。
到了直面阳光、直面人民的时候了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信息公开恐惧症”患者们的私心杂念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和清除，那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要受到离间力量的瓦解。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恐惧信息公开者，实际上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筹码换取个别利益的胜出，成全的是贪婪和豪夺。我们不允许因为他们的阻挠而使改革背离初衷甚或中途夭折。
当前如果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不加快根除“信息公开恐惧症”的病因，那么这些部门的公信力和信任度就会遭受极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寻求政治与社会合作，广泛发动民众，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人民民主、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让13亿人的眼睛都可以看到光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自然会懂得积极参与、协商、管理和监督，看管好自家的东西、到那个时候，诸如腐败、稳定、发展、环境等所有政治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唯有人民，才是最有力量、最有生命力的。
别躲，是该到了直面阳光，直面人民的时候了。(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马理部副教授)
猜疑：大众狂欢的方式
对于这种“猜疑一切”的舆论氛围，我过去曾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制度缺失下的制度性焦虑：由于社会在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在看惯了一个个黑幕和丑闻后，在遭受过一次次的权力排挤和关系暗算后，人们总感觉每件事后必有一双罪恶的手在操纵着一切所谓“一朝遭蛇咬，十年怕草绳”，猜疑，是缺乏制度预期下公众对现实一种悲观的过度防卫。
后来经过了华南虎事件，质疑越来越多，猜疑思维越来越普遍化，我感觉问题并非都出在制度上，“猜疑一切”中也有人们自身的毛病和网络的弊病。作为一种吸引关注和制造轰动的姿态，怀疑越来越无厘头和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狂欢的方式。
网络表达的低门槛和匿名让怀疑的表达变得非常随意、轻率和不负责任。从科学精神来看，一种质疑不是随意就可以说出来的，质疑者必须承担着举证的责任，必须得拿出充分的证据和理性的逻辑，详尽地陈述自己质疑的理由，必须非常慎重地提出疑问。可因为网络是匿名的，质疑也就没有了责任，无远弗届的网络中你向谁追问责任?加上网络表达又非常容易，于是质疑就变得非常随意和轻率。(《中国青年报》编辑曹林)
在如今这个网络时代，政治民主进程不断进步，政务公开等也越来越规范，可是公众的抱怨还是不绝于耳，总觉得政府信息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全面。互联网在带给人们内容丰富的“信息大餐”的同时，我们的个别部门或官员却患上了“信息公开恐惧症”，害怕将信息的真面目示人。
那些“信息公开恐惧症”患者究竟在害怕什么
分析这种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方面民众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诉求和愿望日渐強烈；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和信息技术的z苫前发展，也使得技术形态的社会功能和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权力必然会走向保守，自觉不自觉地为其既有存在进行辩护，没法逃避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地位。这样，社会、民众和媒体不遗余力地探求真相，而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则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严防死守，明暗兼有地玩起“捉迷藏”。可惜这不是一场游戏，官员财产申报、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干部任免公
观点争鸣：
信息缺乏与信任危机
最近民众质疑地方政府和部门就某一事件所作出的解释的事例明显增多。一些民众对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不信任，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上，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唯GDP论的思维，对民众的利益造成了实质性伤害。另外，地方政府官员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并不时发生的“官欺民”事件，都在消耗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对于民众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经验层面上的事情发生多了，时间一长，民众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种不信任的“主观思维定式”，应当说，民众的这种“思维定式”对政府的公信力是致命的、
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官员在“欺上瞒下”的同时，却又不会欺骗自己的利益。于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就很可能演变成为中间层官员的“寻租”工具：在整个过程中，社会和民众相对被动，并且利益常受到官员的侵犯，这是社会对地方政府和部门不信任的最主要根源。(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如何治疗公众的“结果怀疑症”
试图掩盖错误、逃避责任，这大概是大多数人的弱点，敢于直面自身失误、勇于承担责任的，毕竟是少数。出了重大安全事故，要根据事故性质追究责任。对此，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总会想尽办法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人祸说成天灾，把人为失误说成机器故障，戏法虽然老套、不难识破，却总有人一用再用。拿这样的调查结果来糊弄人，公众岂能不怀疑、不焦虑?
要治疗公众的“结果怀疑症”，首先得让调查结果令人信服，但是，老是“娘家人”在调查，调查人与被调查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调查人可能就是事故责任人，这样的调查，怎么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结果来?因此，只有独立的第三方介入调查，才有可能查明真相。第三方介入，应该成为重大事故、事件调查的铁律，而非特律。做到了这一点，公众的“结果怀疑症”，才会慢慢好起来(《京华时报》评论员李天扬)开、问责官员任用公开等等，每一件事都和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息息相关，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党和国家的改革大局。如果我们个别的地区和部门真的患上“信息公开恐惧症”，那么很难想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这些地区和部门如期如愿进行。
那么，那些“信息公开恐瞑症”患者究竟在害怕什么呢?害怕人民的耳目，害怕法律的制裁，还是害怕党政体系的规约?也许兼而有之。但最终的最终，我想他们是在担心利益受损，担心既得利益或期许利益不受监督和削弱。所以，“信息公开恐惧症”最后就成了一场“隐藏信息”的游戏，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躲避人民，躲避人民的知情，躲避人民的监督，躲避人民的问难。
到了直面阳光、直面人民的时候了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信息公开恐惧症”患者们的私心杂念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和清除，那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要受到离间力量的瓦解。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恐惧信息公开者，实际上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筹码换取个别利益的胜出，成全的是贪婪和豪夺。我们不允许因为他们的阻挠而使改革背离初衷甚或中途夭折。
当前如果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不加快根除“信息公开恐惧症”的病因，那么这些部门的公信力和信任度就会遭受极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寻求政治与社会合作，广泛发动民众，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人民民主、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让13亿人的眼睛都可以看到光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自然会懂得积极参与、协商、管理和监督，看管好自家的东西、到那个时候，诸如腐败、稳定、发展、环境等所有政治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唯有人民，才是最有力量、最有生命力的。
别躲，是该到了直面阳光，直面人民的时候了。(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马理部副教授)
猜疑：大众狂欢的方式
对于这种“猜疑一切”的舆论氛围，我过去曾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制度缺失下的制度性焦虑：由于社会在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在看惯了一个个黑幕和丑闻后，在遭受过一次次的权力排挤和关系暗算后，人们总感觉每件事后必有一双罪恶的手在操纵着一切所谓“一朝遭蛇咬，十年怕草绳”，猜疑，是缺乏制度预期下公众对现实一种悲观的过度防卫。
后来经过了华南虎事件，质疑越来越多，猜疑思维越来越普遍化，我感觉问题并非都出在制度上，“猜疑一切”中也有人们自身的毛病和网络的弊病。作为一种吸引关注和制造轰动的姿态，怀疑越来越无厘头和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狂欢的方式。
网络表达的低门槛和匿名让怀疑的表达变得非常随意、轻率和不负责任。从科学精神来看，一种质疑不是随意就可以说出来的，质疑者必须承担着举证的责任，必须得拿出充分的证据和理性的逻辑，详尽地陈述自己质疑的理由，必须非常慎重地提出疑问。可因为网络是匿名的，质疑也就没有了责任，无远弗届的网络中你向谁追问责任?加上网络表达又非常容易，于是质疑就变得非常随意和轻率。(《中国青年报》编辑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