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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了重大转向——叙事主义转向。海登·怀特是这一转向中的代表人物，他将历史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深层联系。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注重历史的叙事功能，即赋予文本以统一性和融贯性，从而使研究对象得以解释并被赋予意义。本文着重探讨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独特的叙事主义品质，以此彰显其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特色。
关键词 叙事 海登·怀特 历史哲学 叙事的概念化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18-07
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一直饱受“相对主义”的诟病，其根源主要在于他将历史文本作为考察对象，并将叙事学研究引入史学领域，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史学观念的转变。他的历史书写理论建立在历史哲学思想的流变以及历史概念本身所经历的转变基础之上，也即历史观念史的基础上，其关键处在于对历史主义危机及其出路的探讨。本文将对历史这个概念从作为一种无争的事实到作为一种阐释之理论的变迁进行论述，分析叙事在当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展现的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的独特品质。
一、叙事主义转向
按照通常采用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的分法，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展史大致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沃尔什认为，前者是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哲学反思，以历史的规律性及其最终指向为对象；后者则将历史的学科性质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由此可知，二者的理论着力点已然不同，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分别将各自的理论反思对象定位为“历史”和“历史知识”。正如历史哲学家德雷对沃尔什的看法所做的进一步阐释——“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试图弄清历史学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的地盘”。[美]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王炜、尚新建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2页。
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从宏观观照历史，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文化必将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他所表现的历史观突出了历史的规律性与必然性，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把世界历史分为经历相同周期的各个单元。并且认为“社会的成长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中”。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可以说，思辨的历史哲学志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把握，从中抽绎出历史的普遍规律，进而对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思辨的历史学家们试图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意义，避免罗列繁琐的历史事件，旨在抓住历史的核心线索。然而这种对普适性的追求受到了抨击。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人类知识的进步无法预言，并指责思辨的历史哲学所依据的并不是真正严谨的科学推理，因为一方面其不具备概念上的科学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具备观察上的可验证性。他声称，没有任何科学家可以预测到未来。[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3页。思辨的历史哲学缺乏对具体史实严密分析，这种形而上学取向易将历史研究导向抽象的理论化。
继思辨的历史哲学衰落之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兴盛起来。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以驳斥思辨的历史哲学为起点，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转移到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他们不再思考宏观的历史运作，而是思考关于历史的认识。因此，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个是本体论哲学，一个是认识论哲学。⑧Frank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54、55.
“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兴起之前，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源自亨佩尔-波普尔所提出来的历史解释中的覆盖律模型（the covering law model），另一个则是继承了柯林武德的重演论、而在德雷手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覆盖律模型主要强调，历史解释过程中必然援引了某种普遍规律。亨佩尔认为，对一个事件的阐释，将其放置于某规律之下，便可以达成预言。[美]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而柯林武德一派的解释学传统却将历史现象理解为人带有目的性的行为，理解历史与人的行为紧密相关。狄尔泰奠定了这一系历史学家的理论传统。狄尔泰在其《精神科学序论》中澄清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不同，并着重探讨了历史的主观性问题。他认为，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个人生命，历史学家只有通过体验生命并与之融通，才能获得真相。但是这样的体验并不是个人的主观经验，而是将自身置于具体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中所达到的理解。继狄尔泰之后，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分别就历史的主观性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致力于将历史与自然科学相区分。与狄尔泰所致力于达到的客观认识不同，克罗齐认为历史就存在于我们心中，强调主体积极主动的意义赋予和意义构造，而深受克罗齐影响的柯林武德则直接宣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雷蒙·阿隆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历史，认为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在他看来，历史的客体和主体是不能区分的，历史的存在既然是与人的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是捉摸不定的。”[法]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10页。阿隆这样认为，“只有人才有历史……人类历史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历史总是精神的历史，尤其当它作为创造力的历史时，更是如此。”Aron，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L’histoire： Essai Sur Une Théorie Allemange de L’histoire，1970，p.37. 转自[法]雷蒙·阿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陈喜贵译，《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安克斯密特指出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两个传统各自的缺陷。“覆盖律的理论读起来像是关于应用逻辑学或者科学的讲演，分析的解释学则像是一部行动哲学中的一章”。⑧20世纪中叶，历史哲学领域内再次发生重大的理论转型——叙事的转向（Narrative Turn），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成为主流。这一转向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彭刚分析：首先，叙事一直以来是历史学话语的主要形态，历史话语与日常语言并无不同；而且，很多历史学家都在为捍卫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叙事做出努力，比如英国史学社会科学化阵营的主要人物之一劳伦斯·斯通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都对“叙事的复兴”给予了充分关注。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也分为几个阶段，心理学主义的叙事主义以加利（W.B.Gallie）和劳奇（A.R.Louch）为代表。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读者存在一种追溯史学家所讲述的过去事件的心理机制。随后，海登·怀特同阿瑟·丹托将叙事的历史哲学发展壮大，他们将历史叙事视作成系列的“叙事性论证”。尤其是怀特，他将视野转向了语言学研究，“从而才真正开启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迥然有别于认识论历史哲学的新阶段。”Frank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62、67.安克斯密特则在海登·怀特开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
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注重历史的叙事功能，即赋予文本以统一性和融贯性，从而使研究对象得以解释并被赋予意义。这样一种转向可以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强调语言哲学对历史学的影响，认为语言并不是一个透明的中介，而是在表述过去时将自身的结构加诸在历史实在之上；也可以被称为“修辞学转向”，体现了文学理论对史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具有相似性，叙事风格和修辞方式不能再被作为单纯的装饰材料，而是体现了史学家解释的某种取向。
二、叙事作为一种元代码
如何确立叙事在历史研究中的合法地位是怀特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首先区分了叙述与叙事的不同。他认为叙述是一种说话方式，而叙事则是一种话语再现模式。在试图赢得科学地位的研究领域中，叙事的应用令人怀疑。如怀特所说，它在自然科学中遭到冷遇，只能作为科学报告中的序言出现。曼德尔鲍姆认为，“对一组事件的序列性叙述与对同一组事件的叙事性说明并不是一回事；二者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解释原则中缺乏目的性。对任何事物进行任何叙事性的说明都是一种目的论的叙述，正因如此，叙事性才在自然科学中受到怀疑。”④⑤[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345、153页。显然，曼德尔鲍姆的说法在怀特看来是混淆了叙述与叙事。
正是因为缺乏科学领域的肯定，对大部分职业化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叙事不能再现历史事件，它的应用随着具体的语境等条件而定，十分有限。D·埃尔顿（G.Elton）的《历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1967年）和J·H·赫克斯特（J.H.Hexter）的《重新评价历史》（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1961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叙事再现是历史学家的一个选择，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选择或忽视。在以讲述故事为主的叙述中，叙事所占比例最大。讲故事和叙事仅仅是用来作为分析之后的实例和说明。也就是说，“史学中的讲故事长期以来就被剥夺了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的传统功能，而只起到比较谦逊的解释和说明作用。”④一些史学家试图复兴叙事在历史书写中的作用，但只是应用其修辞功能来增加著作的趣味性以吸引读者，他们将叙事作为一种单纯的话语形式，本身不带有任何信息和指涉作用。但是，怀特认为叙事并非透明中性地呈现事件，对话语的应用是解释和构建世界的关键。
叙事远非传统史学家所认为的“信息容器”，无论是特定文化还是个别人类经验都能通过叙事转译为可讲述的东西。巴特告诉人们，叙事是可翻译的且不会受到根本损伤。也就是说，巴特将叙事看作文化中相互转译的不被改变的稳定因素。而怀特则进一步将叙事视为一种元代码，一种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有关实在本质的跨文化信息才能够得以传递。
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不是故事，所以叙事的难度在于要给予真实事件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形式，并且将其中的虚构成分与想象成分区分出来。“叙事就是对作为基本指涉物的总体事件的比喻表达，把这些‘事件’改造成对意义结构的暗示，这是把事件作为‘事实’加以直接再现的任何方式所不能生产的。”⑤我们试图在散乱的历史事件中找到故事，这一欲望让我们看到了叙事话语的文化功能：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心理驱力，它隐匿于叙述和将叙事性贯注于事件背后的企图。
年代纪和编年史由于缺乏叙事性成分被怀特认为其历史性是不完善的。他认为，一种历史陈述如果只按年代及话语顺序来排列是不够的，必须涉及虚构。事件不仅必须被记录在其最初发生的编年框架内，还必须被叙述，也就是说，要被展现得像有一个结构，有一种意义顺序，这些都是仅仅作为一个序列的事件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路易·O·民克与怀特的观点类似。民克说：“事实上，叙事始终受到分析，尤其是哲学家们的分析，他们刻意把叙事的形式与理论的形式加以比较，仿佛它只不过是指代过去的那些陈述的逻辑关联；而这样一种分析根本不存在叙事真理的问题。而逻辑关联模式的难点在于它根本不是叙述模式。毋宁说这是编年史的一个模式。逻辑关联充分再现了惟一的编年序列关系，这就是‘然后……然后……然后’，而叙事无疑包括许多序列关系，和综合这些关系的许多方法。当我们说叙事的连贯性时，我们指的就是是否有这样一种综合。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未决问题就是为叙事形式的这些序列关系分类；但是不管怎样分类，应该清楚的是，一个历史叙事不仅声称分别进行的单个陈述具有真理，而且叙事本身的复杂形式也具有真理。”Louis O.Mink， “Narrative Fro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Literary fro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R.H.Canary and H.Kozicki （Madison， Wisconsin，1978）， pp.143～144.由此可见，叙事作为一种潜在的转换代码，比传统史学家所认为的承担了更多意义。 三、叙事的时间性与象征性
分析历史文本的叙事性不仅是研究中合法合理的一部分，更是必不可少，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怀特将叙事性与历史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叙事性是历史文本获得完整性的必要条件，也是理解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怀特大量借鉴了保罗·利科的观点。
“历史学家试图在其最广的综合中进行重建的时代意义，充满了在历史学家通过分析获得的全部意义上的所有相互作用和关系。”④[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页。由于“历史是关于过去的人的行为的”，所以不言而喻，研究过去的正当目的就是从解释学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P.Ricoeur，“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n Some Remarkable Connections among the Theory of the Text， Theory of Action， and Theory of History，”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ed. C.E.Reagan and D.Stewart （Boston：1978）， p.161.达到对“所发生事件”的理解需进行各种解释，但解释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整体的历史的单个部分，但却不能掌握其整个序列的意义，就好像我们不能将文本还原成单元意义一样。保罗·利科所说的完整的历史事实，“完整的过去”，“是一种越来越广和越来越复杂的整合努力所不能及的界限”。它不是直接的东西，“无任何东西比一种整体更加间接”。④所以，理解历史行为是全面地把握各部分，来实现其意义。这种整体性只能通过文本建构来获得，怀特与利科都由此看到了情节在历史再现中的关键作用。
怀特认为，“如何构造历史状况取决于历史学家将特别的情节结构与赋予特别意义的一组历史事件进行匹配的感性。”[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这种情节建构是指对事实进行阐释。它是将“有意义的行为”要素构造起来的工具。情节彰显了“历史性”，它将历史放置在时间性与叙事性的交点上。“历史性”被利科作为一种结构模式或时间层面来阐述。
利科将时间划为三个“组织深度”：“内时间性”、“历史性”和“深度时间性”。首先是“普通的事件再现，……即事件于中发生的时间”；其次是“重心放在过去，甚至……在‘重复’的作品中揭示生死之间‘延续’的力量”；最后是试图“掌握未来、过去和现在之多元统一”的再现。[法]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2，王文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71页。编年史体现的是一种内时间性，叙事则实现了由内时间到历史性的过渡。利科所说的“延续的力量”即是怀特认为叙事赋予历史的带有阐释性的意义，它将一个过程的结局与起源连接起来，以便赋予中间所发生的一切以只能通过“回顾”才能获得的意义。这种连接需要通过人类特有的能力，即海德格尔所说的“重复”才能完成。所以，利科认为，“时间性是接近叙事性语言的存在结构，而叙事性则是把时间性作为其终极指涉物的语言结构。”②[法]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2，王文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69、178～184页。
从这一观点来看，利科已经将历史叙事归入象征话语的范畴，这意味着这样一种话语的主要力量既不是来自其信息内容，也不是来自其修辞效果，而来自它的意象功能。在历史学家讲故事的时候，他所讲的故事情节与事件之间是一种象征关系，这种象征在发生时间内的事件与历史性之间起着协调作用。这意味着，历史叙事与象征结构都能够创造新意义。利科将这种象征性语言视为一种“寓言”，一个历史叙事就是对“内时间性”经验的寓言化，它的比喻意义就是其事件结构。我们在历史事件中所读到的比喻，就是“在‘重复’的作品中揭示生死之间‘延续’的那股力量”。②
怀特十分赞同利科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只能通过象征来再现历史事件，因为“历史性”既是事实，同时又不可知。因为事件部分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来解释，“历史性”则是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可以通过象征化来理解的，即赋予故事以意义。正因为如此，怀特认为，“叙事在揭示事件的意义、连贯性或意指方面的成功验证了它在历史编撰实践中的合法性。”[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怀特指出，利科的理论最有力地说明了叙事能够充分实现近来历史理论家所确立的历史研究目标，致力于解决叙事与历史编撰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叙事的概念化——历史书写的立体结构
对叙事的研究构成了怀特的历史哲学中十分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也使其更具备可操作性。怀特将一部历史著作划分为三个部分：被发现的内容（部分史实），被建构的内容（叙事的概念化层面），诗性的比喻预构。其中，叙事的概念化决定了一种历史编纂的风格。它共分为三个层面——情节化（伦理层面）、形式论证（认知层面）、意识形态蕴涵（伦理层面）。
情节化是怀特受到了弗莱的启发，他曾在《弗莱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位置》一文中声称“弗莱的文学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巨大而持久的推动作用。”Hayden White， The Legacy of Northrop Frye， ed. by A. A. Lee and R. D. Denha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p.29.他也不讳言自己借鉴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对文学情节结构的分类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书写理论中的情节化模式理论。
“顺着诺斯罗普·弗莱在其《批评的剖析》（下文简称《剖析》）中指出的线索，我至少鉴别出四种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9页。他认为，这些情节化模式也是史学家赋予历史著作以美学意味的方式。怀特在分析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存在论中，分别对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的史学著作进行剖析，指出他们如何应用情节化、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从历史过程中获取意义。米什莱将历史过程视为一种本质上的美德对抗极端邪恶而进行的斗争，根本上是一种自我认同，体现出了浪漫剧的特点；兰克作为历史主义的代表，将客观性以及批判原则应用于解决历史中的各种冲突使其获得一个和谐的结局，因此也就形成了兰克历史著作中的喜剧性主题；托克维尔的著作具有一种悲剧内涵，他不允许自己相信历史的普遍意义；在布克哈特那里，历史陷入了反讽，代表着英雄时代和信奉英雄主义的能力的消逝。历史充斥着忧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 这四种故事形式的原型为我们刻画不同种类解释效果的特征提供了一种手段，该效果正是史学家在叙事的情节化层面所要达到的。这些原型是对历史真实形态的想象，史学家还需借助其他方式来说明“真实的事件”。
形式论证是史学家试图说明中心思想或主旨的一种手段。关于形式论证的理论，怀特得益于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观点——认为论证模式主要有四种范式：形式论模式（Ideographic）、有机论模式（Organistic）、机械论模式（Meehanistie）和情境论模式（Contextualist）。Stephen C Pepper， World Hypohteses： A Study in Evidence， Berk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p.13.怀特认为，“佩珀的理想类型的确提供了一种更为简单化的哲学体系或世界观的简便分类法，以及那种普通的实在概念。当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说话时，我们能在他们中发现这种概念。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说话，指的是史学家有时会引述某种存在的一般观念，诉诸某种一般真理理论和证明，从依据推定确立的真实性中得出道德含义等等”。③④[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7、21、26页。
形式论者试图区分出历史领域中客体的独特性。采取形式论模式的史学家倾向于广泛地挖掘历史中的个体的特殊性，通过对历史过程整体所建构的普遍性陈述，来说明历史领域的多样性，但这样一种方式往往过于分散并且如怀特所说缺乏一种概念上的精确。
有机论者的世界构想相比形式论者的更为综合，他们坚持一种整体-部分、宏观-微观的关系范式。赫尔德所秉持的就是一种有机论哲学，他认为历史领域是由无数的个别事件所组成的，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偶然性。他在《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84-1791年）中写道：“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状态朝着下一种状态努力并为之做好准备。倘若人是最后和最高的环节，终结了那条陆地上的生命组织之链，那么他必定也作为一个最低的环节开启一个更高秩序的创造物之链。”Herder， Johann Gottfried，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of the History of Ma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of John Godfrey Herder， by T.Churchill， London： printed for J. Johnson by Luke Hansard， 1800， p.281.绝大多数“民族主义的”史学家都乐于效法这种解释策略，他们的主要兴趣来自于描述整体。
机械论者的世界构想倾向于还原而非综合。机械论者的看法有利于因果规律的发展，认为客体是一种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一种假定规律支配其中的相互作用。泰纳、马克思、托克维尔都被怀特视为机械论者，“他们研究历史是为了预言实际上支配着历史行为的规律，而写作历史是为了在一种叙事形式中展示这些规律的作用。”③
情境论认为，通过揭示事件与同处一个历史情境下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就能揭示该事件发生的原因。形式主义者关注的是个体的独特性，而情景论者则志在识别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并试图确定主体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怀特认为情境论的努力是尽量避免形式论的分散，同时摒除有机论和机械论那种抽象，它趋向于达到一种相对整合，即确定各种实际关系，而非诉诸于因果律和一般目的论。
怀特同时指出，史学家往往为了避免“科学主义”的危险而较为倾向于形式论和情境论。因为在形式论和情境论的模式里，历史至少处在“经验的”相对确定性中，而不至于陷入黑格尔和马克思那种宏大的“历史哲学”中。但是形式论和情境论对整合材料的回避却必定依赖于早已存在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其本质来说，一般通常是道德的，尤其是意识形态的”。④
怀特根据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分析，假设了史学家的四种基本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声明他引用的这些分类仅仅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这四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定位：
在社会改革方面，如曼海姆所言，保守主义者用植物般缓慢生长来类比社会变迁，而自由主义者（至少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用一种机械论的调节或“精密调谐”来看待它。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中，社会和基本结构以及其中发生的诸多变化都被设想为合理的。激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确信结构变革的必要性。前者为的是在新的基础上重组社会；后者则要废弃“社会”取而代之以一种“共同体”。
在时间定位方面，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将历史演进想象成一种通行制度的建立过程。自由主义者则寄希望于未来的乌托邦状态，相信到那时当前结构会有所改进，但这种状态还极为遥远。激进主义者却迫切认为乌托邦状态即将来临，且为此积极准备迎接它的到来。无政府主义者更向往远古自然人的纯洁，将理想化的彼时与堕落的现在社会进行鲜明对比。怀特认为事实上，每一种意识形态都表现为一种社会和谐性与社会超越性诸要素的混合。
在历史研究方面，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相信“理性地”和“科学地”研究历史具有可能性。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探求一般规律，而另一个则试图看到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保守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则相信历史的意义终能在一定条件或范围之内浮现出来。前者倾向于将对客体的直觉进行一种有机论式的整合；后者则倾向于运用一种浪漫主义式的移情技巧。
怀特认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终究还是处在意识形态之内。“因为上述意识形态概念是出于伦理学方面的考虑，所以断定认知是否充分的那种特定认识论立场的假设本身代表的只是另一种伦理选择。”②[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2、37页。因此，每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都摆脱不了一种意识形态选择。 叙事概念化的三个层面并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静止结构，而是存在着动态组合。尽管它们的排列组合能够衍生出很多种可能性，但是其相互制约性决定了历史编纂不是可以任意混合编排的魔方。
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亲和性，怀特用一个表格将这种关系表示出来：浪漫剧的——形式论的——无政府主义的；悲剧的——机械论的——激进主义的；喜剧的——有机论的——保守主义的；讽刺剧的——情境论的——自由主义的。作为伦理环节的意识形态蕴涵连接了叙事概念化的情节结构和为了确定“科学性”而提供的论证形式。怀特举斯宾格勒与马克思为例：二者都是按悲剧来安排情节，前者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而显示出一种人们在历史中被不可摆脱的命运束缚的状态；后者受“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则显示出一种自己可以行动并掌控命运的情况。他们都按照机械论来进行论证，这对于悲剧是合理的，但由于斯宾格勒的叙述由保守主义作为驱动力而在语气中显示出社会妥协性，而马克思则在一种激进主义的推动下语气显得具有英雄气概和好斗情绪。②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作品在这三个层面存在着结构上的同质性，致使历史学家在选择特定组合时候，能够考虑由此产生的亲和力和制约力，比如喜剧式情节与机械论组合就不合适，激进的意识形态与讽刺式情节也不匹配。但是有的情况下，史学家为了达到一种辩证的张力，而将情节模式与不相协调的论证模式或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比如黑格尔在将历史情节化时，微观上是悲剧式的，而宏观上却是喜剧式的。二者的合理性证明都依赖于有机论模式，这使得读者要么得出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要么是保守主义的。不过无论怎样结合，在怀特看来，历史编纂尽管可以基于一个历史事件进行不同形式的建构，但是并非任意生发。史学家的写作并不一定达到全部真实，但是须基于合理性，从而达到一致性的解释效果，即获得自我融通的编纂风格。
结语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是在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体现了对宏大叙事以及客观真实性的怀疑态度。同时，它对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尽管怀特不愿被归为后现代主义史学阵营中，但其理论的后现代色彩十分浓厚。怀特的重要理论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所进行的元史学的研究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具有文本性。过去表现为历史文本，而历史文本自身所包含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与修辞都作为解释因素融合到历史建构中，作为本质层面的语言无形中参与了历史的构成。另一方面，文本具有历史性。文本不是孤立的客观现象，其形成与社会历史有着密切关系。书写者自身的历史情境深刻影响其创作，他所采取的历史阐释策略以及诗性预构方式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两个方面充分展现了怀特历史哲学的后现代因素，这也就无怪众多有此倾向的史学理论家视其为后现代历史哲学思考方向的开创者。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无 语
关键词 叙事 海登·怀特 历史哲学 叙事的概念化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18-07
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一直饱受“相对主义”的诟病，其根源主要在于他将历史文本作为考察对象，并将叙事学研究引入史学领域，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史学观念的转变。他的历史书写理论建立在历史哲学思想的流变以及历史概念本身所经历的转变基础之上，也即历史观念史的基础上，其关键处在于对历史主义危机及其出路的探讨。本文将对历史这个概念从作为一种无争的事实到作为一种阐释之理论的变迁进行论述，分析叙事在当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展现的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的独特品质。
一、叙事主义转向
按照通常采用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的分法，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展史大致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沃尔什认为，前者是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哲学反思，以历史的规律性及其最终指向为对象；后者则将历史的学科性质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由此可知，二者的理论着力点已然不同，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分别将各自的理论反思对象定位为“历史”和“历史知识”。正如历史哲学家德雷对沃尔什的看法所做的进一步阐释——“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试图弄清历史学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的地盘”。[美]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王炜、尚新建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2页。
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从宏观观照历史，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文化必将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他所表现的历史观突出了历史的规律性与必然性，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把世界历史分为经历相同周期的各个单元。并且认为“社会的成长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中”。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可以说，思辨的历史哲学志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把握，从中抽绎出历史的普遍规律，进而对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思辨的历史学家们试图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意义，避免罗列繁琐的历史事件，旨在抓住历史的核心线索。然而这种对普适性的追求受到了抨击。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人类知识的进步无法预言，并指责思辨的历史哲学所依据的并不是真正严谨的科学推理，因为一方面其不具备概念上的科学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具备观察上的可验证性。他声称，没有任何科学家可以预测到未来。[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3页。思辨的历史哲学缺乏对具体史实严密分析，这种形而上学取向易将历史研究导向抽象的理论化。
继思辨的历史哲学衰落之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兴盛起来。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以驳斥思辨的历史哲学为起点，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转移到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他们不再思考宏观的历史运作，而是思考关于历史的认识。因此，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个是本体论哲学，一个是认识论哲学。⑧Frank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54、55.
“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兴起之前，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源自亨佩尔-波普尔所提出来的历史解释中的覆盖律模型（the covering law model），另一个则是继承了柯林武德的重演论、而在德雷手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覆盖律模型主要强调，历史解释过程中必然援引了某种普遍规律。亨佩尔认为，对一个事件的阐释，将其放置于某规律之下，便可以达成预言。[美]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而柯林武德一派的解释学传统却将历史现象理解为人带有目的性的行为，理解历史与人的行为紧密相关。狄尔泰奠定了这一系历史学家的理论传统。狄尔泰在其《精神科学序论》中澄清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不同，并着重探讨了历史的主观性问题。他认为，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个人生命，历史学家只有通过体验生命并与之融通，才能获得真相。但是这样的体验并不是个人的主观经验，而是将自身置于具体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中所达到的理解。继狄尔泰之后，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分别就历史的主观性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致力于将历史与自然科学相区分。与狄尔泰所致力于达到的客观认识不同，克罗齐认为历史就存在于我们心中，强调主体积极主动的意义赋予和意义构造，而深受克罗齐影响的柯林武德则直接宣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雷蒙·阿隆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历史，认为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在他看来，历史的客体和主体是不能区分的，历史的存在既然是与人的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是捉摸不定的。”[法]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10页。阿隆这样认为，“只有人才有历史……人类历史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历史总是精神的历史，尤其当它作为创造力的历史时，更是如此。”Aron，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L’histoire： Essai Sur Une Théorie Allemange de L’histoire，1970，p.37. 转自[法]雷蒙·阿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陈喜贵译，《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安克斯密特指出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两个传统各自的缺陷。“覆盖律的理论读起来像是关于应用逻辑学或者科学的讲演，分析的解释学则像是一部行动哲学中的一章”。⑧20世纪中叶，历史哲学领域内再次发生重大的理论转型——叙事的转向（Narrative Turn），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成为主流。这一转向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彭刚分析：首先，叙事一直以来是历史学话语的主要形态，历史话语与日常语言并无不同；而且，很多历史学家都在为捍卫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叙事做出努力，比如英国史学社会科学化阵营的主要人物之一劳伦斯·斯通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都对“叙事的复兴”给予了充分关注。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也分为几个阶段，心理学主义的叙事主义以加利（W.B.Gallie）和劳奇（A.R.Louch）为代表。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读者存在一种追溯史学家所讲述的过去事件的心理机制。随后，海登·怀特同阿瑟·丹托将叙事的历史哲学发展壮大，他们将历史叙事视作成系列的“叙事性论证”。尤其是怀特，他将视野转向了语言学研究，“从而才真正开启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迥然有别于认识论历史哲学的新阶段。”Frank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62、67.安克斯密特则在海登·怀特开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
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注重历史的叙事功能，即赋予文本以统一性和融贯性，从而使研究对象得以解释并被赋予意义。这样一种转向可以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强调语言哲学对历史学的影响，认为语言并不是一个透明的中介，而是在表述过去时将自身的结构加诸在历史实在之上；也可以被称为“修辞学转向”，体现了文学理论对史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具有相似性，叙事风格和修辞方式不能再被作为单纯的装饰材料，而是体现了史学家解释的某种取向。
二、叙事作为一种元代码
如何确立叙事在历史研究中的合法地位是怀特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首先区分了叙述与叙事的不同。他认为叙述是一种说话方式，而叙事则是一种话语再现模式。在试图赢得科学地位的研究领域中，叙事的应用令人怀疑。如怀特所说，它在自然科学中遭到冷遇，只能作为科学报告中的序言出现。曼德尔鲍姆认为，“对一组事件的序列性叙述与对同一组事件的叙事性说明并不是一回事；二者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解释原则中缺乏目的性。对任何事物进行任何叙事性的说明都是一种目的论的叙述，正因如此，叙事性才在自然科学中受到怀疑。”④⑤[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345、153页。显然，曼德尔鲍姆的说法在怀特看来是混淆了叙述与叙事。
正是因为缺乏科学领域的肯定，对大部分职业化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叙事不能再现历史事件，它的应用随着具体的语境等条件而定，十分有限。D·埃尔顿（G.Elton）的《历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1967年）和J·H·赫克斯特（J.H.Hexter）的《重新评价历史》（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1961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叙事再现是历史学家的一个选择，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选择或忽视。在以讲述故事为主的叙述中，叙事所占比例最大。讲故事和叙事仅仅是用来作为分析之后的实例和说明。也就是说，“史学中的讲故事长期以来就被剥夺了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的传统功能，而只起到比较谦逊的解释和说明作用。”④一些史学家试图复兴叙事在历史书写中的作用，但只是应用其修辞功能来增加著作的趣味性以吸引读者，他们将叙事作为一种单纯的话语形式，本身不带有任何信息和指涉作用。但是，怀特认为叙事并非透明中性地呈现事件，对话语的应用是解释和构建世界的关键。
叙事远非传统史学家所认为的“信息容器”，无论是特定文化还是个别人类经验都能通过叙事转译为可讲述的东西。巴特告诉人们，叙事是可翻译的且不会受到根本损伤。也就是说，巴特将叙事看作文化中相互转译的不被改变的稳定因素。而怀特则进一步将叙事视为一种元代码，一种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有关实在本质的跨文化信息才能够得以传递。
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不是故事，所以叙事的难度在于要给予真实事件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形式，并且将其中的虚构成分与想象成分区分出来。“叙事就是对作为基本指涉物的总体事件的比喻表达，把这些‘事件’改造成对意义结构的暗示，这是把事件作为‘事实’加以直接再现的任何方式所不能生产的。”⑤我们试图在散乱的历史事件中找到故事，这一欲望让我们看到了叙事话语的文化功能：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心理驱力，它隐匿于叙述和将叙事性贯注于事件背后的企图。
年代纪和编年史由于缺乏叙事性成分被怀特认为其历史性是不完善的。他认为，一种历史陈述如果只按年代及话语顺序来排列是不够的，必须涉及虚构。事件不仅必须被记录在其最初发生的编年框架内，还必须被叙述，也就是说，要被展现得像有一个结构，有一种意义顺序，这些都是仅仅作为一个序列的事件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路易·O·民克与怀特的观点类似。民克说：“事实上，叙事始终受到分析，尤其是哲学家们的分析，他们刻意把叙事的形式与理论的形式加以比较，仿佛它只不过是指代过去的那些陈述的逻辑关联；而这样一种分析根本不存在叙事真理的问题。而逻辑关联模式的难点在于它根本不是叙述模式。毋宁说这是编年史的一个模式。逻辑关联充分再现了惟一的编年序列关系，这就是‘然后……然后……然后’，而叙事无疑包括许多序列关系，和综合这些关系的许多方法。当我们说叙事的连贯性时，我们指的就是是否有这样一种综合。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未决问题就是为叙事形式的这些序列关系分类；但是不管怎样分类，应该清楚的是，一个历史叙事不仅声称分别进行的单个陈述具有真理，而且叙事本身的复杂形式也具有真理。”Louis O.Mink， “Narrative Fro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Literary fro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R.H.Canary and H.Kozicki （Madison， Wisconsin，1978）， pp.143～144.由此可见，叙事作为一种潜在的转换代码，比传统史学家所认为的承担了更多意义。 三、叙事的时间性与象征性
分析历史文本的叙事性不仅是研究中合法合理的一部分，更是必不可少，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怀特将叙事性与历史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叙事性是历史文本获得完整性的必要条件，也是理解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怀特大量借鉴了保罗·利科的观点。
“历史学家试图在其最广的综合中进行重建的时代意义，充满了在历史学家通过分析获得的全部意义上的所有相互作用和关系。”④[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页。由于“历史是关于过去的人的行为的”，所以不言而喻，研究过去的正当目的就是从解释学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P.Ricoeur，“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n Some Remarkable Connections among the Theory of the Text， Theory of Action， and Theory of History，”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ed. C.E.Reagan and D.Stewart （Boston：1978）， p.161.达到对“所发生事件”的理解需进行各种解释，但解释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整体的历史的单个部分，但却不能掌握其整个序列的意义，就好像我们不能将文本还原成单元意义一样。保罗·利科所说的完整的历史事实，“完整的过去”，“是一种越来越广和越来越复杂的整合努力所不能及的界限”。它不是直接的东西，“无任何东西比一种整体更加间接”。④所以，理解历史行为是全面地把握各部分，来实现其意义。这种整体性只能通过文本建构来获得，怀特与利科都由此看到了情节在历史再现中的关键作用。
怀特认为，“如何构造历史状况取决于历史学家将特别的情节结构与赋予特别意义的一组历史事件进行匹配的感性。”[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这种情节建构是指对事实进行阐释。它是将“有意义的行为”要素构造起来的工具。情节彰显了“历史性”，它将历史放置在时间性与叙事性的交点上。“历史性”被利科作为一种结构模式或时间层面来阐述。
利科将时间划为三个“组织深度”：“内时间性”、“历史性”和“深度时间性”。首先是“普通的事件再现，……即事件于中发生的时间”；其次是“重心放在过去，甚至……在‘重复’的作品中揭示生死之间‘延续’的力量”；最后是试图“掌握未来、过去和现在之多元统一”的再现。[法]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2，王文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71页。编年史体现的是一种内时间性，叙事则实现了由内时间到历史性的过渡。利科所说的“延续的力量”即是怀特认为叙事赋予历史的带有阐释性的意义，它将一个过程的结局与起源连接起来，以便赋予中间所发生的一切以只能通过“回顾”才能获得的意义。这种连接需要通过人类特有的能力，即海德格尔所说的“重复”才能完成。所以，利科认为，“时间性是接近叙事性语言的存在结构，而叙事性则是把时间性作为其终极指涉物的语言结构。”②[法]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2，王文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69、178～184页。
从这一观点来看，利科已经将历史叙事归入象征话语的范畴，这意味着这样一种话语的主要力量既不是来自其信息内容，也不是来自其修辞效果，而来自它的意象功能。在历史学家讲故事的时候，他所讲的故事情节与事件之间是一种象征关系，这种象征在发生时间内的事件与历史性之间起着协调作用。这意味着，历史叙事与象征结构都能够创造新意义。利科将这种象征性语言视为一种“寓言”，一个历史叙事就是对“内时间性”经验的寓言化，它的比喻意义就是其事件结构。我们在历史事件中所读到的比喻，就是“在‘重复’的作品中揭示生死之间‘延续’的那股力量”。②
怀特十分赞同利科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只能通过象征来再现历史事件，因为“历史性”既是事实，同时又不可知。因为事件部分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来解释，“历史性”则是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可以通过象征化来理解的，即赋予故事以意义。正因为如此，怀特认为，“叙事在揭示事件的意义、连贯性或意指方面的成功验证了它在历史编撰实践中的合法性。”[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怀特指出，利科的理论最有力地说明了叙事能够充分实现近来历史理论家所确立的历史研究目标，致力于解决叙事与历史编撰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叙事的概念化——历史书写的立体结构
对叙事的研究构成了怀特的历史哲学中十分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也使其更具备可操作性。怀特将一部历史著作划分为三个部分：被发现的内容（部分史实），被建构的内容（叙事的概念化层面），诗性的比喻预构。其中，叙事的概念化决定了一种历史编纂的风格。它共分为三个层面——情节化（伦理层面）、形式论证（认知层面）、意识形态蕴涵（伦理层面）。
情节化是怀特受到了弗莱的启发，他曾在《弗莱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位置》一文中声称“弗莱的文学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巨大而持久的推动作用。”Hayden White， The Legacy of Northrop Frye， ed. by A. A. Lee and R. D. Denha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p.29.他也不讳言自己借鉴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对文学情节结构的分类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书写理论中的情节化模式理论。
“顺着诺斯罗普·弗莱在其《批评的剖析》（下文简称《剖析》）中指出的线索，我至少鉴别出四种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9页。他认为，这些情节化模式也是史学家赋予历史著作以美学意味的方式。怀特在分析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存在论中，分别对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的史学著作进行剖析，指出他们如何应用情节化、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从历史过程中获取意义。米什莱将历史过程视为一种本质上的美德对抗极端邪恶而进行的斗争，根本上是一种自我认同，体现出了浪漫剧的特点；兰克作为历史主义的代表，将客观性以及批判原则应用于解决历史中的各种冲突使其获得一个和谐的结局，因此也就形成了兰克历史著作中的喜剧性主题；托克维尔的著作具有一种悲剧内涵，他不允许自己相信历史的普遍意义；在布克哈特那里，历史陷入了反讽，代表着英雄时代和信奉英雄主义的能力的消逝。历史充斥着忧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 这四种故事形式的原型为我们刻画不同种类解释效果的特征提供了一种手段，该效果正是史学家在叙事的情节化层面所要达到的。这些原型是对历史真实形态的想象，史学家还需借助其他方式来说明“真实的事件”。
形式论证是史学家试图说明中心思想或主旨的一种手段。关于形式论证的理论，怀特得益于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观点——认为论证模式主要有四种范式：形式论模式（Ideographic）、有机论模式（Organistic）、机械论模式（Meehanistie）和情境论模式（Contextualist）。Stephen C Pepper， World Hypohteses： A Study in Evidence， Berk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p.13.怀特认为，“佩珀的理想类型的确提供了一种更为简单化的哲学体系或世界观的简便分类法，以及那种普通的实在概念。当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说话时，我们能在他们中发现这种概念。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说话，指的是史学家有时会引述某种存在的一般观念，诉诸某种一般真理理论和证明，从依据推定确立的真实性中得出道德含义等等”。③④[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7、21、26页。
形式论者试图区分出历史领域中客体的独特性。采取形式论模式的史学家倾向于广泛地挖掘历史中的个体的特殊性，通过对历史过程整体所建构的普遍性陈述，来说明历史领域的多样性，但这样一种方式往往过于分散并且如怀特所说缺乏一种概念上的精确。
有机论者的世界构想相比形式论者的更为综合，他们坚持一种整体-部分、宏观-微观的关系范式。赫尔德所秉持的就是一种有机论哲学，他认为历史领域是由无数的个别事件所组成的，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偶然性。他在《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84-1791年）中写道：“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状态朝着下一种状态努力并为之做好准备。倘若人是最后和最高的环节，终结了那条陆地上的生命组织之链，那么他必定也作为一个最低的环节开启一个更高秩序的创造物之链。”Herder， Johann Gottfried，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of the History of Ma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of John Godfrey Herder， by T.Churchill， London： printed for J. Johnson by Luke Hansard， 1800， p.281.绝大多数“民族主义的”史学家都乐于效法这种解释策略，他们的主要兴趣来自于描述整体。
机械论者的世界构想倾向于还原而非综合。机械论者的看法有利于因果规律的发展，认为客体是一种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一种假定规律支配其中的相互作用。泰纳、马克思、托克维尔都被怀特视为机械论者，“他们研究历史是为了预言实际上支配着历史行为的规律，而写作历史是为了在一种叙事形式中展示这些规律的作用。”③
情境论认为，通过揭示事件与同处一个历史情境下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就能揭示该事件发生的原因。形式主义者关注的是个体的独特性，而情景论者则志在识别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并试图确定主体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怀特认为情境论的努力是尽量避免形式论的分散，同时摒除有机论和机械论那种抽象，它趋向于达到一种相对整合，即确定各种实际关系，而非诉诸于因果律和一般目的论。
怀特同时指出，史学家往往为了避免“科学主义”的危险而较为倾向于形式论和情境论。因为在形式论和情境论的模式里，历史至少处在“经验的”相对确定性中，而不至于陷入黑格尔和马克思那种宏大的“历史哲学”中。但是形式论和情境论对整合材料的回避却必定依赖于早已存在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其本质来说，一般通常是道德的，尤其是意识形态的”。④
怀特根据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分析，假设了史学家的四种基本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声明他引用的这些分类仅仅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这四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定位：
在社会改革方面，如曼海姆所言，保守主义者用植物般缓慢生长来类比社会变迁，而自由主义者（至少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用一种机械论的调节或“精密调谐”来看待它。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中，社会和基本结构以及其中发生的诸多变化都被设想为合理的。激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确信结构变革的必要性。前者为的是在新的基础上重组社会；后者则要废弃“社会”取而代之以一种“共同体”。
在时间定位方面，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将历史演进想象成一种通行制度的建立过程。自由主义者则寄希望于未来的乌托邦状态，相信到那时当前结构会有所改进，但这种状态还极为遥远。激进主义者却迫切认为乌托邦状态即将来临，且为此积极准备迎接它的到来。无政府主义者更向往远古自然人的纯洁，将理想化的彼时与堕落的现在社会进行鲜明对比。怀特认为事实上，每一种意识形态都表现为一种社会和谐性与社会超越性诸要素的混合。
在历史研究方面，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相信“理性地”和“科学地”研究历史具有可能性。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探求一般规律，而另一个则试图看到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保守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则相信历史的意义终能在一定条件或范围之内浮现出来。前者倾向于将对客体的直觉进行一种有机论式的整合；后者则倾向于运用一种浪漫主义式的移情技巧。
怀特认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终究还是处在意识形态之内。“因为上述意识形态概念是出于伦理学方面的考虑，所以断定认知是否充分的那种特定认识论立场的假设本身代表的只是另一种伦理选择。”②[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2、37页。因此，每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都摆脱不了一种意识形态选择。 叙事概念化的三个层面并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静止结构，而是存在着动态组合。尽管它们的排列组合能够衍生出很多种可能性，但是其相互制约性决定了历史编纂不是可以任意混合编排的魔方。
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亲和性，怀特用一个表格将这种关系表示出来：浪漫剧的——形式论的——无政府主义的；悲剧的——机械论的——激进主义的；喜剧的——有机论的——保守主义的；讽刺剧的——情境论的——自由主义的。作为伦理环节的意识形态蕴涵连接了叙事概念化的情节结构和为了确定“科学性”而提供的论证形式。怀特举斯宾格勒与马克思为例：二者都是按悲剧来安排情节，前者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而显示出一种人们在历史中被不可摆脱的命运束缚的状态；后者受“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则显示出一种自己可以行动并掌控命运的情况。他们都按照机械论来进行论证，这对于悲剧是合理的，但由于斯宾格勒的叙述由保守主义作为驱动力而在语气中显示出社会妥协性，而马克思则在一种激进主义的推动下语气显得具有英雄气概和好斗情绪。②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作品在这三个层面存在着结构上的同质性，致使历史学家在选择特定组合时候，能够考虑由此产生的亲和力和制约力，比如喜剧式情节与机械论组合就不合适，激进的意识形态与讽刺式情节也不匹配。但是有的情况下，史学家为了达到一种辩证的张力，而将情节模式与不相协调的论证模式或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比如黑格尔在将历史情节化时，微观上是悲剧式的，而宏观上却是喜剧式的。二者的合理性证明都依赖于有机论模式，这使得读者要么得出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要么是保守主义的。不过无论怎样结合，在怀特看来，历史编纂尽管可以基于一个历史事件进行不同形式的建构，但是并非任意生发。史学家的写作并不一定达到全部真实，但是须基于合理性，从而达到一致性的解释效果，即获得自我融通的编纂风格。
结语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是在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体现了对宏大叙事以及客观真实性的怀疑态度。同时，它对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尽管怀特不愿被归为后现代主义史学阵营中，但其理论的后现代色彩十分浓厚。怀特的重要理论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所进行的元史学的研究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具有文本性。过去表现为历史文本，而历史文本自身所包含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与修辞都作为解释因素融合到历史建构中，作为本质层面的语言无形中参与了历史的构成。另一方面，文本具有历史性。文本不是孤立的客观现象，其形成与社会历史有着密切关系。书写者自身的历史情境深刻影响其创作，他所采取的历史阐释策略以及诗性预构方式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两个方面充分展现了怀特历史哲学的后现代因素，这也就无怪众多有此倾向的史学理论家视其为后现代历史哲学思考方向的开创者。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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