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3年，在广州的闹市上，一群男女老少正追逐着一辆囚车，他们指指点点，有的叹惋，有的笑骂。囚车上的犯人年近半百，须发花白，虽然长发披散，却无法掩饰那份温文儒雅的天性。这位即将被弃市的囚犯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才华“独占一斗”的谢灵运。
　　谢灵运出身于东晋谢氏家族，他的祖父是在淝水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谢玄，曾外祖父是后世尊之为书圣的王羲之。谢灵运生性灵秀俊逸，加之受家学渊源的熏陶，其诗文和书法都独步当时，被宋文帝刘义隆称为“二宝”。公元432年，谢灵运因事被流放广州，其乡邻薛道双、赵钦等七人组成营救小组密谋途中劫持，不料事泄激怒了司徒刘义康，被就地正法。
　　谢灵运才华横溢，以文才名世，为山水诗开宗立派，他的不得善终，固然与其偏激的性格因素有关，但是，生不逢时的谢灵运不识时务，也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
　　生于世家大族，长于权贵豪门，谢灵运对权势极为热衷，在政治上更是十分自负，“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不甘寂寞，一心想成就一番功业。公元405年，年方弱冠的谢灵运就踏入仕途，但几十年下来，仍是惨淡经营，权不过幕府参军，位不过黄门侍郎，直到晋宋鼎革，也没有太大的建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在刘宋时代，乌衣巷口已经是落日斜照，豪门士族的权势已经不再炙手可热。士族所依赖的门阀政治在其自身的腐朽和庶族崛起的冲击下，已经开始无可挽回的江河日下。门阀政治的衰落，也让谢氏家族无从幸免。寒门出身的宋武帝刘裕刻意打压士族，更让门阀政治雪上加霜，在这种既定的政策之下，谢灵运被降爵为康乐侯，食邑也从两千户减至五百户，为谢灵运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这是一个足以让寒门充满希望的时代。
　　谢灵运自视甚高，不仅在于其血统的高贵，胸怀经邦济世的才华与抱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更渴望君臣际遇的传说。庐陵王刘义真酷爱文学，四处招揽文士。谢灵运视刘义真为伯乐，与颜延之等人周旋在其周围。宋少帝刘义符失德，司空徐羡之欲立刘义隆为帝，而刘义真作为刘义隆的兄长，无意间竟然成了刘义隆继位的绊脚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刘义真轻率自负，颇乏心机，时出不轨之言。于是，随着刘义真被杀，谢灵运也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被远黜永嘉。
　　谢灵运满腹委屈，却无处申辩，虽然经此一劫，可他对名利却仍是痴情不改。到了永嘉之后，谢灵运肆意山水，吟诗作赋，游遨无度，企图借山水之灵气，荡除胸中之块垒。世俗的名利，似乎本就与山水无关，以山水医治内心的愤恨和失望，岂不是奢谈?
　　刘义隆在群臣的簇拥下继承大宝，是为宋文帝。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徐羡之等人功高震主，废天子刘义符，杀皇兄刘义真，死是注定的。党同伐异，人之常情，谢灵运自然是被召回京都。他满以为时来运转，机会已至，于是在光禄大夫范泰的怂恿下，乘兴出山。谁知“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待上宴，谈赏而已”，到头来不过是秘书监而已，整理藏书、撰写晋史，何谈政治抱负?刘义隆不过是把他当作标榜风雅的工具而已。更让谢灵运无法容忍的是，文帝居然让他与无名小卒为伍。失望至极的谢灵运，极为不满，经常称病不朝。在文帝的暗示下，谢灵运主动离职，临行前向文帝上《劝伐河北书》，陈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多或少促动了刘义隆的元嘉北伐。
　　这一次罢职还乡，让谢灵运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他纵情山水，疯狂地寻山陟岭，在放诞中搜求一种内心的平衡，以致与会稽太守孟顗发生冲突，终于不可收拾。为了改变谢灵运的尴尬境地，惜其文才的文帝后来让他出任临川内使。在临川，谢灵运仍然我行我素，终日出游不理政事，甚至把抓捕他的从事郑望生扣押起来。他赋诗以张良等自比，将刘宋王朝喻为暴秦，这下惹怒了专断好杀的司徒刘义康，最终无可挽回。
　　谢灵运的盛名，无非来自其家族与其文才的构建。刘裕对谢灵运的重视，将他起而复用，不过是把他作为笼络世族的招牌;刘义隆对谢灵运的重视，也不过是爱惜他的文学才华，以功勋之后为谢灵运开脱。
　　谢灵运幼年寄养他处，所以以客儿为乳名。人生如旅，谢灵运何尝不是，他更像刘宋王朝的匆匆过客。倘若谢灵运身在前朝，家族显赫，胡汉兵戎相交，或许真的能像其祖一样，成就一番功业，谁知造化弄人，谢灵运成了新朝的匆匆过客。文采斐然的盛名，未尝没有掩盖谢灵运的政治才华，或者说政治抱负，至少，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可惜空怀一身政治抱负，不为当时所重，更为可惜的是谢灵运不识时务，失意时无所禁忌，放诞而行，违礼越度的行为授人以柄，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家族的没落，注定其地位的没落;本应该立名却非要立功，注定其理想的落空。“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公元433年，一代文宗谢灵运，带着对今生的遗憾，带着对来世的期盼，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