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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修读现当代文学时，教材上还没有沈从文、张爱玲和牛汉等人的名字；大学毕业后补读与工作有关的书，不大关心文坛的人和事。这次阅读这本三联版的《牛汉自述》，有两条因由。一是我对贾植芳、王元化、牛汉、何满子等文化前辈超常的生命力十分钦佩。这些所谓的或疑似的“胡风分子”一生坎坷，身心都饱受摧残，却志不稍屈，年逾八旬后仍著述不辍，我想通过阅读他们的传记找出其中谜底；二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讲这本新书的片断，比如牛汉说，从他与萧军的交谈中，感觉鲁迅与萧红的关系很不一般。又说解放初有领导者曾动员他参加一个叫“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部级单位都要有人参加，如果同意就派他到莫斯科受训，诸如此类闻所未闻的讯息，对我们知人性之复杂、识世事之诡谲，确是很有吸引力。
开卷一读竟放不下手，感觉就是特真实。这“真实”的感觉来自两方面：一是放言无忌，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文坛大腕，不论是自己尊敬的人还是鄙视的人，一律不虚美不隐恶，只有极少数地方用了 X X；二是用诗人的敏感捕捉了不少含义丰富的细节，如刚解放时刘少奇和朱德都在中国人民大学作过报告，刘的警卫员阻止牛汉作为常务副校长成仿吾的秘书上去添茶水，而朱德却没这么讲究云云。我把这本书与早先买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参照起来读，看到《风雨五十年》的作者对这老汉受访时表现的超强记忆力大表赞叹；事实上这本《牛汉自述》是牛汉口述后由他的老同事、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的何启治与作家李晋西联手“编撰”，即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核对补充过的，比记忆更可靠。
不过，读后令我不能忘怀的还是牛汉这个人，活脱脱一个“当代屈原”。我这样说可不是廉价地泛泛地夸奖一个诗人。
屈原有名句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的“长太（叹）息”不知是写意还是写实，而牛汉的“长叹息”确是一种习惯性生理状况。在本书《尾声》里他写道，“我的叹气是多少年养成的，不是悲伤，是生命中不吐不快的东西，是活的伤疤的呼吸。不叹气不畅快。”我相信有这种事，我有同学和朋友就爱“长叹息”。人们不可学孙登长啸以寄傲，平常也不敢怪叫以抒郁，于是便有牛汉说的“叹气真舒服！”牛汉说自己，“我年轻时爱唱歌，后来不唱了。叹息就算是我的歌唱吧。”他的诗也是“长叹息”的文学表达，“一辈子没有写过一首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不是不喜欢。我活着本来就是为了写一首快乐的诗，幸福的诗。但没有，没有这样的人生，哪来这样的诗？！”有意思的是，如他女儿史佳所说，也许是他一生太追求甜蜜却过得太苦涩，晚年竟不顾养生之道爱吃甜食，总备着糖果点心吃零嘴。
而“哀民生之多艰”，对于牛汉的诗来说，就是“哀人生之多艰”。这倒不是像唐太宗李世民当朝及其后的唐代作家要避讳而以“人”代“民”，而确是源于他的创作信念。他说：“我宁愿一生写‘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诗。‘小我’有远大的理想。所谓‘大我’，是空空洞洞，无血无肉的工具！‘大我’不是人！”牛汉在为胡风和“七月派”的文艺主张辩护，为北岛、舒婷等新人、新风格争发表权时都一再理直气壮地讲：离开个人，消灭了个性，还有诗吗？（顺便说一句，事实上这也是胡风文艺思想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不合而遭痛击的一点因由，是田间等人改弦易辙后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的缘故。）
牛汉认为“我”就是“众”：“我的每首诗都体现了中国人——普通人内心的感受。后人研究了我的诗，也认清了这一段历史。”这话当然偏颇：毕竟中国大多数人的感受并没有达到牛汉的层次，学生中因为反暴政反独裁而参加地下党的，革命作家中创作风格疑似“胡风分子”的，都只有极少数，就是明证。但是几次因为家贫差点不能完成学业；父子逃亡的路上差点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掉进黄河差点淹死；读书时先后拒绝受胁迫参加三青团和青年军几乎性命不保；坚持独立人格（特别是不愿参加那个名叫“保卫毛主席”的绝密组织）的知识分子1950年代在劫难逃，在拘禁审查两年后“莫须有”地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使用；1970年代在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劳改五年又三个月；1980年代中期协助丁玲创办的大型文学杂志《中国》，发行不到两年就被迫停刊……所有这些经历，哪一件不是如他所言，“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即属于每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中国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且历经劫波九死不悔，这就是贯穿牛汉一生的追求和性格。他的倔犟在文艺界是出名的。“牛汉自述”是这本书的副题，它的正题是《我仍在苦苦跋涉》。早年，他是一个热血青年。1923年出生于山西定襄，1938年春季考入国民政府为战区流亡学生办的免费读书的甘肃国立五中，冬季即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因在西北大学搞学运而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又因胡风案蹲过共产党的监狱；有第一个打开天安门城楼的光荣，更有1955年到1979年壮岁衔冤做了25年“钦犯”的惨痛。任是风刀霜剑严相逼，他从未改变救国救民初衷，到晚年更为改善“新生代”作家的成长条件，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而大声疾呼，所以“我自命热血老年”，“到现在还是忧国忧民，还是期盼着国家有彻底的、体制上有革命性的变革”。
不过他求索大道，献身祖国，为光明而战的武器主要还是他的笔。从内在原因讲，他是个感性的人，清华毕业的好人，“三舅是共产党，我就跟定了共产党”；而赋诗为文，他看重的是内心感受，而不服膺任何先验的理论，所以与胡风和“七月派”诗友投缘。从外部条件讲，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父亲不同意少年牛汉投奔延安卷入政治而要他先读书；青年时又是党组织不要他投奔延安而留在国统区搞学运；解放初，成仿吾也暗示他不要卷入高层政治斗争漩涡。内外条件结合，他的一生有三个创作高潮：一是在国统区念书时，写出了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等成名作，到1948年得胡风欣赏发表《彩色的生活》，1951年初结集出版；二是“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将极度苦闷转化并迸发成《鹰的诞生》、《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根》等名篇，到1984年结集为《温泉》出版，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新诗集奖；再就是“新时期”主编《新文学史料》、《中国》之余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而今望九之年，壮心不已，打算写些诸如为冯雪峰辩诬之类的文史性随笔。
牛汉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倔”或叫“真”，虽然他明知“在当代中国，作家、诗人要保留个性真是很难”。在审判会上见过胡风，别人当然“揭发”批判，牛汉却忍不住为胡风辩护，被喝令滚下去；被当作胡风分子审了两年，拒不承认反革命，定案时表态是悲愤而无奈的“牺牲个人完成党”。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总管、掌文化人之升沉荣辱的胡乔木，在纪念冯雪峰的会议上还在诬贬冯，他愤然离席抗议；1985年胡乔木为获奖作家授奖时，牛汉不仅不与胡握手，正眼也不瞧他（本书第245页有照片）。对中国作协负责人让《中国》停刊，他至今在任何场合都毫不含糊地表示不原谅。陈为人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中，把“右派”平反后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自悼诗《鹅卵石悲歌》（……顶天立地的幻想/砥柱中流的誓言/截断逆浪的雄心/宁为玉碎的襟怀/都曾想过/……终于只留下/流利迷人的线条/任凭摆布的迎合/随波逐流的圆滑/没有性格的性格），与牛汉咏鹅卵石的诗《死亡的岩石》（……卵石光光滑滑/像一枚蛋，却孵不出雏鸟/像胚胎，却没有一点生机/像头颅，却不会思考/……卵石，是死亡的岩石）作了对比，他说，“年龄基本相仿的两位老人，却有着如此明显的迥异和落差，沟壑之深，不异于代沟。”
不过，牛汉虽然自赏真实，却也知道自己有些“狂躁”，好在生性狷介，仍然不乏宽容大度。他赞赏严文井晚年的大彻大悟、孙犁的清醒和淡薄、施蜇存的清醒和大度，却也意识到晚年以“马列主义老太太”面目示人的丁玲以及何其芳等文坛“大人物”的“复杂”，并对创办《中国》、扶持北岛、残雪等新作家的丁玲表示敬意，对诗人何其芳表示尊重。他更理解艾青、田间等人后半生创作上无进展的痛苦，终生不忘他们对自己在诗歌道路上无言的导引。在五七干校时，大家讨厌萧乾爱打“小报告”，甚至责备牛汉不该在萧乾溺水时去救他；牛汉虽对萧乾的所谓“技痒”极不以为然，但救人却是不假思索的。他对阿垅最是感念佩服，对政治迫害造成路翎的绝望感到惊心动魄，但也不妨碍他在“文革”中关心和帮助舒芜一家……
牛汉臧否人物正邪、品评几代人的诗艺长短，口无遮拦，是这本书的看点。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真话不等于真相，更不等于真理。比如据陈为人所言，《中国》的停刊，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作协经费困难，背不下去了，这就是只管编稿的牛汉没怎么考虑的。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
与成吉思汗以武功震撼世界不同，其嫡孙忽必烈，有史以来疆域最辽阔的帝国的缔造者还以文治著称于天下。为统治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帝国，他和幕僚们一起建立了以汉法为基础又不为传统理念束缚的政府。他既是儒家思想体系拥护者，也是热心的佛教徒、穆斯林的保护者，还许诺他的臣民皈依基督教，在多种文化之间维持微妙平衡。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先辈们不曾有过他那种统一整个已知世界的梦想，后继者中也再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眼光。
[美] 莫里斯·罗沙比 著 重庆社08年8月
《北京苦住庵记》
作为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周作人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然而，任何一次抉择，都没有他决意滞留北京最后出任傀儡政权要职这一抉择影响重大和深远。本书以思想传记的形式考察1937年到1945年期间周作人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演变。除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外，还咨询、走访当时活动于北京的一些日本当事人，获取了第一手材料，为分析周作人从一步步“落水”到与占领者既合作又抵抗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作为日本国民，木山英雄本着反省本民族历史的态度，力图对那段历史做出基于学术道义和良心的解释与判断。
[日] 木山英雄 著 三联书店08年8月
《开放你的人生》
当代中国人人生的开放，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而伟大时代终究是鲜活的个体组成，每成就一个个体，便为推动我们的时代奠定了一块基石。本书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基于对200多位中国开放式人生实践者奋斗传奇和成功经验的分析感悟。作者总结了开放式人生成功的十大要素，并探讨了其行动路径。
王辉耀 著 人民社08年6月
开卷一读竟放不下手，感觉就是特真实。这“真实”的感觉来自两方面：一是放言无忌，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文坛大腕，不论是自己尊敬的人还是鄙视的人，一律不虚美不隐恶，只有极少数地方用了 X X；二是用诗人的敏感捕捉了不少含义丰富的细节，如刚解放时刘少奇和朱德都在中国人民大学作过报告，刘的警卫员阻止牛汉作为常务副校长成仿吾的秘书上去添茶水，而朱德却没这么讲究云云。我把这本书与早先买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参照起来读，看到《风雨五十年》的作者对这老汉受访时表现的超强记忆力大表赞叹；事实上这本《牛汉自述》是牛汉口述后由他的老同事、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的何启治与作家李晋西联手“编撰”，即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核对补充过的，比记忆更可靠。
不过，读后令我不能忘怀的还是牛汉这个人，活脱脱一个“当代屈原”。我这样说可不是廉价地泛泛地夸奖一个诗人。
屈原有名句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的“长太（叹）息”不知是写意还是写实，而牛汉的“长叹息”确是一种习惯性生理状况。在本书《尾声》里他写道，“我的叹气是多少年养成的，不是悲伤，是生命中不吐不快的东西，是活的伤疤的呼吸。不叹气不畅快。”我相信有这种事，我有同学和朋友就爱“长叹息”。人们不可学孙登长啸以寄傲，平常也不敢怪叫以抒郁，于是便有牛汉说的“叹气真舒服！”牛汉说自己，“我年轻时爱唱歌，后来不唱了。叹息就算是我的歌唱吧。”他的诗也是“长叹息”的文学表达，“一辈子没有写过一首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不是不喜欢。我活着本来就是为了写一首快乐的诗，幸福的诗。但没有，没有这样的人生，哪来这样的诗？！”有意思的是，如他女儿史佳所说，也许是他一生太追求甜蜜却过得太苦涩，晚年竟不顾养生之道爱吃甜食，总备着糖果点心吃零嘴。
而“哀民生之多艰”，对于牛汉的诗来说，就是“哀人生之多艰”。这倒不是像唐太宗李世民当朝及其后的唐代作家要避讳而以“人”代“民”，而确是源于他的创作信念。他说：“我宁愿一生写‘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诗。‘小我’有远大的理想。所谓‘大我’，是空空洞洞，无血无肉的工具！‘大我’不是人！”牛汉在为胡风和“七月派”的文艺主张辩护，为北岛、舒婷等新人、新风格争发表权时都一再理直气壮地讲：离开个人，消灭了个性，还有诗吗？（顺便说一句，事实上这也是胡风文艺思想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不合而遭痛击的一点因由，是田间等人改弦易辙后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的缘故。）
牛汉认为“我”就是“众”：“我的每首诗都体现了中国人——普通人内心的感受。后人研究了我的诗，也认清了这一段历史。”这话当然偏颇：毕竟中国大多数人的感受并没有达到牛汉的层次，学生中因为反暴政反独裁而参加地下党的，革命作家中创作风格疑似“胡风分子”的，都只有极少数，就是明证。但是几次因为家贫差点不能完成学业；父子逃亡的路上差点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掉进黄河差点淹死；读书时先后拒绝受胁迫参加三青团和青年军几乎性命不保；坚持独立人格（特别是不愿参加那个名叫“保卫毛主席”的绝密组织）的知识分子1950年代在劫难逃，在拘禁审查两年后“莫须有”地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使用；1970年代在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劳改五年又三个月；1980年代中期协助丁玲创办的大型文学杂志《中国》，发行不到两年就被迫停刊……所有这些经历，哪一件不是如他所言，“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即属于每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中国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且历经劫波九死不悔，这就是贯穿牛汉一生的追求和性格。他的倔犟在文艺界是出名的。“牛汉自述”是这本书的副题，它的正题是《我仍在苦苦跋涉》。早年，他是一个热血青年。1923年出生于山西定襄，1938年春季考入国民政府为战区流亡学生办的免费读书的甘肃国立五中，冬季即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因在西北大学搞学运而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又因胡风案蹲过共产党的监狱；有第一个打开天安门城楼的光荣，更有1955年到1979年壮岁衔冤做了25年“钦犯”的惨痛。任是风刀霜剑严相逼，他从未改变救国救民初衷，到晚年更为改善“新生代”作家的成长条件，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而大声疾呼，所以“我自命热血老年”，“到现在还是忧国忧民，还是期盼着国家有彻底的、体制上有革命性的变革”。
不过他求索大道，献身祖国，为光明而战的武器主要还是他的笔。从内在原因讲，他是个感性的人，清华毕业的好人，“三舅是共产党，我就跟定了共产党”；而赋诗为文，他看重的是内心感受，而不服膺任何先验的理论，所以与胡风和“七月派”诗友投缘。从外部条件讲，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父亲不同意少年牛汉投奔延安卷入政治而要他先读书；青年时又是党组织不要他投奔延安而留在国统区搞学运；解放初，成仿吾也暗示他不要卷入高层政治斗争漩涡。内外条件结合，他的一生有三个创作高潮：一是在国统区念书时，写出了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等成名作，到1948年得胡风欣赏发表《彩色的生活》，1951年初结集出版；二是“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将极度苦闷转化并迸发成《鹰的诞生》、《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根》等名篇，到1984年结集为《温泉》出版，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新诗集奖；再就是“新时期”主编《新文学史料》、《中国》之余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而今望九之年，壮心不已，打算写些诸如为冯雪峰辩诬之类的文史性随笔。
牛汉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倔”或叫“真”，虽然他明知“在当代中国，作家、诗人要保留个性真是很难”。在审判会上见过胡风，别人当然“揭发”批判，牛汉却忍不住为胡风辩护，被喝令滚下去；被当作胡风分子审了两年，拒不承认反革命，定案时表态是悲愤而无奈的“牺牲个人完成党”。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总管、掌文化人之升沉荣辱的胡乔木，在纪念冯雪峰的会议上还在诬贬冯，他愤然离席抗议；1985年胡乔木为获奖作家授奖时，牛汉不仅不与胡握手，正眼也不瞧他（本书第245页有照片）。对中国作协负责人让《中国》停刊，他至今在任何场合都毫不含糊地表示不原谅。陈为人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中，把“右派”平反后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自悼诗《鹅卵石悲歌》（……顶天立地的幻想/砥柱中流的誓言/截断逆浪的雄心/宁为玉碎的襟怀/都曾想过/……终于只留下/流利迷人的线条/任凭摆布的迎合/随波逐流的圆滑/没有性格的性格），与牛汉咏鹅卵石的诗《死亡的岩石》（……卵石光光滑滑/像一枚蛋，却孵不出雏鸟/像胚胎，却没有一点生机/像头颅，却不会思考/……卵石，是死亡的岩石）作了对比，他说，“年龄基本相仿的两位老人，却有着如此明显的迥异和落差，沟壑之深，不异于代沟。”
不过，牛汉虽然自赏真实，却也知道自己有些“狂躁”，好在生性狷介，仍然不乏宽容大度。他赞赏严文井晚年的大彻大悟、孙犁的清醒和淡薄、施蜇存的清醒和大度，却也意识到晚年以“马列主义老太太”面目示人的丁玲以及何其芳等文坛“大人物”的“复杂”，并对创办《中国》、扶持北岛、残雪等新作家的丁玲表示敬意，对诗人何其芳表示尊重。他更理解艾青、田间等人后半生创作上无进展的痛苦，终生不忘他们对自己在诗歌道路上无言的导引。在五七干校时，大家讨厌萧乾爱打“小报告”，甚至责备牛汉不该在萧乾溺水时去救他；牛汉虽对萧乾的所谓“技痒”极不以为然，但救人却是不假思索的。他对阿垅最是感念佩服，对政治迫害造成路翎的绝望感到惊心动魄，但也不妨碍他在“文革”中关心和帮助舒芜一家……
牛汉臧否人物正邪、品评几代人的诗艺长短，口无遮拦，是这本书的看点。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真话不等于真相，更不等于真理。比如据陈为人所言，《中国》的停刊，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作协经费困难，背不下去了，这就是只管编稿的牛汉没怎么考虑的。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
与成吉思汗以武功震撼世界不同，其嫡孙忽必烈，有史以来疆域最辽阔的帝国的缔造者还以文治著称于天下。为统治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帝国，他和幕僚们一起建立了以汉法为基础又不为传统理念束缚的政府。他既是儒家思想体系拥护者，也是热心的佛教徒、穆斯林的保护者，还许诺他的臣民皈依基督教，在多种文化之间维持微妙平衡。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先辈们不曾有过他那种统一整个已知世界的梦想，后继者中也再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眼光。
[美] 莫里斯·罗沙比 著 重庆社08年8月
《北京苦住庵记》
作为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周作人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然而，任何一次抉择，都没有他决意滞留北京最后出任傀儡政权要职这一抉择影响重大和深远。本书以思想传记的形式考察1937年到1945年期间周作人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演变。除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外，还咨询、走访当时活动于北京的一些日本当事人，获取了第一手材料，为分析周作人从一步步“落水”到与占领者既合作又抵抗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作为日本国民，木山英雄本着反省本民族历史的态度，力图对那段历史做出基于学术道义和良心的解释与判断。
[日] 木山英雄 著 三联书店08年8月
《开放你的人生》
当代中国人人生的开放，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而伟大时代终究是鲜活的个体组成，每成就一个个体，便为推动我们的时代奠定了一块基石。本书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基于对200多位中国开放式人生实践者奋斗传奇和成功经验的分析感悟。作者总结了开放式人生成功的十大要素，并探讨了其行动路径。
王辉耀 著 人民社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