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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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西·维特根斯坦(Ludw ig W ittgenstein)与阿瑟·丹托(Arthur D anto)对于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理论的推动性毋庸置疑,但很少有人关注二者之间在观念及方法上的共性及承接关系.本文尝试从该角度出发,以20世纪初维特根斯坦对“美是什么”的回答为起点,并对照上世纪末丹托对“艺术/艺术品是什么”的阐释,重新梳理出一条跨越半个世纪的理论轨迹.从而进一步还原二者的批判逻辑及根本动机,展示二者是如何通过对“开放性”审美意识的倡导,解放并重构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欣赏基础.借此帮助当下研究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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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西·维特根斯坦(Ludw ig W ittgenstein)与阿瑟·丹托(Arthur D anto)对于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理论的推动性毋庸置疑,但很少有人关注二者之间在观念及方法上的共性及承接关系.本文尝试从该角度出发,以20世纪初维特根斯坦对“美是什么”的回答为起点,并对照上世纪末丹托对“艺术/艺术品是什么”的阐释,重新梳理出一条跨越半个世纪的理论轨迹.从而进一步还原二者的批判逻辑及根本动机,展示二者是如何通过对“开放性”审美意识的倡导,解放并重构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欣赏基础.借此帮助当下研究者更好地利用相关成果,并理解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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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爱写菊,第三十八回中的菊花诗是最集中的体现.在菊花诗的书写上,作者大有深意存焉:一是通过菊花诗的拟题,作者创造了“作诗人—诗中人—菊花”三层平行空间,三层空间的相互映射,对小说描人叙事起到很大帮助;一是通过菊花诗作的分配,曲折表明自己对笔下这些人物的定位与评价;一是借助菊花意象丰富的内涵,在菊花诗里,写出不同小说人物笔下对菊花不同的隐喻,也道出了作者自己对“真”的哲学内涵的思考;菊花意象存在感伤、哀怨的特点,菊花诗中大量清冷意象的使用在《红楼梦》感伤叙事的基调上增添了一抹悲凉之色.
作为《红楼梦》中唯一的一篇古体叙事诗,《姽婳词》具有明显的互文性结构特征.它既是对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的仿作,又是对这些经典之作的转换,进而形成镶嵌于《红楼梦》中的微型叙事副文本,彰显出《红楼梦》“情”之思想超越道德本体的审美属性.《姽婳词》互文性文本结构的建构,反映了曹雪芹宗尚初唐和中唐古体诗的诗学观念,这一方面适应了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的需要,另一方面展现出异于时俗的创新求巧诗学观.
以“德明”为笔名的俄国矿业工程师柯万科翻译了《红楼梦》第一回的前半部分,这是迄今为止俄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红楼梦》摘译文.虽然译文并未将小说完整地呈现给俄国读者,但在俄国红学研究发展史上仍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而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未直接关注到这一段译文.本文从译者生平、翻译缘起、翻译策略、翻译底本等几方面来分析介绍这一译文片断,从而为后续的俄国红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玉娇梨》是学界公认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山之作,考证其原刊本至为重要.然其原刊本迄今为止一直未有定论.笔者以孙楷第、大塚秀高及现当代学者的目录学著作中对《玉娇梨》的著录为主要线索并不限于此,以实地查证为主,集国内外图书馆藏《玉娇梨》版本计得49个.经过严谨比勘考校,排比次第,勾稽出《玉娇梨》由购稿到梓行之始末,考证出其原刊本.并在考证过程中澄清了以往研究中关于《玉娇梨》版本考证之误及其衍生之混乱,实现了《玉娇梨》在文献研究资料上的重要突破.
作为19世纪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自1807年至1823年旅居广州期间,购买搜集了大量的中文书籍.马礼逊不仅将这万卷藏书携带至英国,而且为其编纂书目,他也成为较早有意识地对中文书籍进行系统收藏和编目的汉学家.历经从马礼逊的《马礼逊手稿书目》到约翰·威廉姆斯的《马礼逊中文藏书室调查报告》、再到魏安的《马礼逊藏书书目》的历史嬗变,马礼逊藏书书目不断完善.与此同时,马礼逊藏书书目不仅为小说在书目著录中挣得了一席之地,而且其小说著录融合中西,既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又吸纳了西方的小说观念,将小说独立分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藏有180余种中国古典小说,这些小说内容丰富,本文主要考察这些小说的版本情况,发现不少作品是刊刻较早的版本,也有一些为海内外稀见之本.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古典小说,是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小说情况的著录,丰富了现存古典小说的版本,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
与两宋金元相比,《太平广记》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首先,出现了多个《太平广记》抄刻本,《太平广记》也因此成为易见、易得之书;其次,依据《太平广记》的小说选本大量出现.这不仅使《太平广记》本身得以广泛流传,也使其所选载的汉唐小说得到了广泛传播.作为一部具有类编性质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正因为如此,《太平广记》在明清时期的抄刻和流传,深刻地影响了小说的发展面向.在题材与故事层面,明清小说家在寻找灵感、题材和故事时,常常把目光投向汉唐小说,《太平广记》理所当然地
署名方式不同的三类《歧路灯》抄本,其自序、回目及回末诗等都有明显不同,正文文字也有大量异文,这些不同特点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演变关系.署有“题于新邑之东皋书舍”的105回本成书最早,署有“题于东皋麓树之阴时年七十有一”的各抄本,是在105回本基础上不断抄写演变而来,署名“乾隆丁酉八月白露之节碧圃老人题于东皋麓树之阴”的各抄本,是在105回本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家训谆言》与《歧路灯》小说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形式上看《家训谆言》的有无及置于正文之前或之后,与小说成书早晚没有必然的联系,成书最早的105回本
《鉴湖夜泛记》是瞿佑《剪灯新话》中的一篇,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儒家言语及比德观的基本反思.文本将成令言设为道家隐者形象,隐喻成就美言的最好方法不是“非礼勿言”而是“大美而不言”;由此出发,作者集中对牵牛织女七夕之会、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会、后土灵佑之事、湘灵冥会之诗等展开辨正;织女并不认可世间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织女的申述与作者对其他传说的质疑相互补充,是对儒家道德比附观的反驳,极大扩展了小说的寓意;作者援引佛学“欲界诸天”为学理依据,批驳“世俗多诳”,体现出作者以道、释消儒的一贯传统,而这一传统有着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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