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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海经》是我国流传久远的一部古书，其内容真实与荒诞并存，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其中闪耀着丰富的人性内涵。本文主要通过对其中各种形象各异的兽形形象的文学解读来展现出《山海经》中的丰富的人性光辉。
关键词：兽形；文化；人性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29-02
文学理论中有一个观点：文学即人学。虽然这个观点还不能盖棺定论，但相对来说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文学艺术把以人为中心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社会生活整体作为观照对象，文学艺术精心勾勒的是一幅丰富多彩又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社会人生图画。其中最突出的描写对象是人，写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情感和人的灵魂。《山海经》作为一部上古奇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其文学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其中的直接描写对象大多是各类“奇兽”和“人兽结合体”（这里的兽是指动物），纯粹以人为描写对象的很少见，那《山海经》中的人性特征又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我认为书中的人性特征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兽形”形象所象征的人性特点。
任何一种文化都深植于历史之中，同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有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中，并由此而拥有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所以，《山海经》中的各种兽形形象所透射出的人性光芒就是带有中国式的文化阐释，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人性精神。
牛形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只是外在于生活的种种习俗表现，鞥是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支配着中国人的性格行为。在《山海经》中有许多“其状如牛”的怪神怪兽出现，如“其状如牛，而人足二首”的天神，“其状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的诸怀，“其状如牛而马尾”的精精以及“人面牛身”的飞兽之神等，牛多是以其强壮的身躯出现在这些形象之中的，在中国文化中，牛拥有勤劳的农耕精神与拼搏的战神精神的双重文化象征意义。我认为《山海经》中的“牛体”所蕴含的应该是它的拼搏奋斗精神。牛的强壮的身躯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使它有了拼搏奋斗的强大后盾。不管是“牛体兽”还是“牛体神”都足以唤起每个血肉之躯生命中血流的激荡，因为他们的躯体就是力量的象征，是拼搏奋斗精神的外化。《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这样一段描述，当黄帝将蚩尤杀死在黎丘之山后，蚩尤那拼搏不屈的精魂使枷锁变成了一片枫树林，虽然现存的《山海经》中没有描述蚩尤具体的形体特征，但后世的一些传说却清晰的表现出蚩尤的形体应该是牛形的，比如《述异经》中说蚩尤族的图腾形象为“鬓如剑戟，头有角”，在山西民间祭祀蚩尤有不用牛头的习俗。这种古老的“牛体”象征文化展现的内在精神毫无疑问就是人的拼搏奋斗精神。
在中国原始文化族系中，羊图腾被人们认为是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古籍言之甚少。除羌人以外，很少在古书中见到有关“羊形”的情况。《山海经》中有不少“羊人焊接”的形象出现，“凡西次三经之首……，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凡东次三经之首……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神鼍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据《山海经》所记载的地理情况，这些“羊人焊接”形象出现的地方都是羌人活动的地方。所以这些形象应该就是羌人的内在性格体现。羌人的性格是典型的矛盾性格，一方面他们有好斗的性格，有时甚至“多互相仇，欲举事则解其仇……”他们的羊角图腾就是他们好斗性格的外在表现形式。有人认为羌人的好斗性格是受到草原少数民族好斗的影响， 我认为其实不然。我们在《山海经》中的羊角图腾就可以看到羌人的这种性格由来已久，应该是人本身的性格而非被同化。另一方面，羌人又有易于被人征服的顺从性性格。据史书记载，羌族曾经多次战败后就立即臣服于汉王朝和匈奴王庭，这种行为足以说明羌人性格中有较强的顺从性，《山海经》中的“羊身”形象的出现便是羌人这种性格的一种象征。其实，只要是人都有这种矛盾的性格，只不过有些人表现的不明显，而有些人比较明显而已，以羌人的这种性格其实是人类所共有的，只不过他们身上的这种性格更具有代表性。所以《山海经》中的“羊角”、“羊身”就是先民们对自身好斗与顺从矛盾性格的投射。
蛇应该是上古先民们打交道最多的一种动物，据研究发现上古时期，北方气候温润，为蛇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山海经》中蛇的出现频率应该是最多的，钟山之神、贰负神等很多山神都是“人面蛇身”，甚至西王母这种复杂的神也有一条蛇尾，我们可以看到人与蛇的组合中，蛇都是以其尾部形象出现在这种组合体中的。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文化”，“蛇身”文化就是先民对人性中最原始的生命感悟。首先，蛇是卵生动物，蛇尾具有强大的生殖功能。生殖崇拜是人性初始共同的表现形态之一。生殖器具有两大神奇的功能，一是它能产生出活泼的生命，繁衍后代；一是它能给个体生命带来快感，使男女互相神秘地结合在一起。由此性和生殖成了人类早期最亲切，最实在的崇拜对象，也是人性中最原始的生命冲动。那么先民为何如此崇拜生殖以及与其有关的性呢？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当时人们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人类面临大量死亡的威胁，先民们意识到只有不断的繁衍后代，使人的队伍迅速的发展壮大才能抵御外来的威胁，使人类生生不息。所以《山海经》中具有强大生殖功能的蛇尾就成了人们最初生命体验的代表图腾。除此之外，书中还出现了不少的操蛇、珥蛇、食蛇、衔蛇的人与神。这是因为，上古时期蛇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但同时蛇的敏感而强烈的攻击性又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死亡恐惧。生命因蛇而存活，又因蛇而结束，生的欲望和死亡的恐惧两种心理同时唤起了原始先民控制自然的情感冲动，使他们相信蛇就是生命之源，这种信仰是人求生本能的体现。
在西方文化中，马与阴间的黑暗、与时间、与死亡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俄罗斯民间诗歌中，黑马是青春和旺盛生命力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则是英雄的象征，而旺盛的生命力正是英雄所必须具备的。《山海经》中马的形象出现的篇章不是很多，但细察这些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其分布多在西方和北方，如“其十神者，皆人面人马身”出自《山海经•西山经》，“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出自《山海经•中山经》等等。西北地区属于黄土地区，在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之前，之所以马能成为人们的选择，毋庸置疑是由于它的奔跑速度，虽然无法确定在远古时期人们是否已经可以以马代步，但通过《山海经》可以肯定先民们已经发现了马的这种奔驰的速度，而这种速度的源泉就是它旺盛的生命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勇敢向前、毫不畏惧的英雄精神，这和被普通人们所崇拜的英雄身上的性格如出一辙。所以西方和北方的人就将他们心目中的山神想象成人与马的结合体，并且人们开始向心目中的英雄学习，久而久之西北地区的人们身上很自然的就具有了这种勇敢果断，奔驰千里的性格。
《山海经》中的“兽形”形象还有很多，其中蕴含的“人性”特点更是耐人探寻。以上只是粗略的举了几个为人所熟知的例子，也是比较容易浅显的例子，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山海经》中的“兽形”所具有的都是人类最为真切的“人性”，它基本没有来自外界道德观念或其它社会规范的干扰和束缚，将人类最本质的内在心理和性格由兽性与人性相通的转化方式通过“兽形”完整的展现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遮掩，将“人性”这一人在生存过程中沉淀的精华形象而又准确的表述了出来。虽然很多东西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人性”最根本的基础有时是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来证明的，只需要人用人类自身自由的最真实的本性去阐释，去理解，这样我们便会感受大《山海经》中那无尽的人性光芒。
参考文献：
[1]陈成.山海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夏曾佑.中国古代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关键词：兽形；文化；人性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29-02
文学理论中有一个观点：文学即人学。虽然这个观点还不能盖棺定论，但相对来说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文学艺术把以人为中心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社会生活整体作为观照对象，文学艺术精心勾勒的是一幅丰富多彩又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社会人生图画。其中最突出的描写对象是人，写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情感和人的灵魂。《山海经》作为一部上古奇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其文学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其中的直接描写对象大多是各类“奇兽”和“人兽结合体”（这里的兽是指动物），纯粹以人为描写对象的很少见，那《山海经》中的人性特征又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我认为书中的人性特征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兽形”形象所象征的人性特点。
任何一种文化都深植于历史之中，同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有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中，并由此而拥有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所以，《山海经》中的各种兽形形象所透射出的人性光芒就是带有中国式的文化阐释，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人性精神。
牛形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只是外在于生活的种种习俗表现，鞥是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支配着中国人的性格行为。在《山海经》中有许多“其状如牛”的怪神怪兽出现，如“其状如牛，而人足二首”的天神，“其状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的诸怀，“其状如牛而马尾”的精精以及“人面牛身”的飞兽之神等，牛多是以其强壮的身躯出现在这些形象之中的，在中国文化中，牛拥有勤劳的农耕精神与拼搏的战神精神的双重文化象征意义。我认为《山海经》中的“牛体”所蕴含的应该是它的拼搏奋斗精神。牛的强壮的身躯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使它有了拼搏奋斗的强大后盾。不管是“牛体兽”还是“牛体神”都足以唤起每个血肉之躯生命中血流的激荡，因为他们的躯体就是力量的象征，是拼搏奋斗精神的外化。《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这样一段描述，当黄帝将蚩尤杀死在黎丘之山后，蚩尤那拼搏不屈的精魂使枷锁变成了一片枫树林，虽然现存的《山海经》中没有描述蚩尤具体的形体特征，但后世的一些传说却清晰的表现出蚩尤的形体应该是牛形的，比如《述异经》中说蚩尤族的图腾形象为“鬓如剑戟，头有角”，在山西民间祭祀蚩尤有不用牛头的习俗。这种古老的“牛体”象征文化展现的内在精神毫无疑问就是人的拼搏奋斗精神。
在中国原始文化族系中，羊图腾被人们认为是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古籍言之甚少。除羌人以外，很少在古书中见到有关“羊形”的情况。《山海经》中有不少“羊人焊接”的形象出现，“凡西次三经之首……，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凡东次三经之首……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神鼍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据《山海经》所记载的地理情况，这些“羊人焊接”形象出现的地方都是羌人活动的地方。所以这些形象应该就是羌人的内在性格体现。羌人的性格是典型的矛盾性格，一方面他们有好斗的性格，有时甚至“多互相仇，欲举事则解其仇……”他们的羊角图腾就是他们好斗性格的外在表现形式。有人认为羌人的好斗性格是受到草原少数民族好斗的影响， 我认为其实不然。我们在《山海经》中的羊角图腾就可以看到羌人的这种性格由来已久，应该是人本身的性格而非被同化。另一方面，羌人又有易于被人征服的顺从性性格。据史书记载，羌族曾经多次战败后就立即臣服于汉王朝和匈奴王庭，这种行为足以说明羌人性格中有较强的顺从性，《山海经》中的“羊身”形象的出现便是羌人这种性格的一种象征。其实，只要是人都有这种矛盾的性格，只不过有些人表现的不明显，而有些人比较明显而已，以羌人的这种性格其实是人类所共有的，只不过他们身上的这种性格更具有代表性。所以《山海经》中的“羊角”、“羊身”就是先民们对自身好斗与顺从矛盾性格的投射。
蛇应该是上古先民们打交道最多的一种动物，据研究发现上古时期，北方气候温润，为蛇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山海经》中蛇的出现频率应该是最多的，钟山之神、贰负神等很多山神都是“人面蛇身”，甚至西王母这种复杂的神也有一条蛇尾，我们可以看到人与蛇的组合中，蛇都是以其尾部形象出现在这种组合体中的。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文化”，“蛇身”文化就是先民对人性中最原始的生命感悟。首先，蛇是卵生动物，蛇尾具有强大的生殖功能。生殖崇拜是人性初始共同的表现形态之一。生殖器具有两大神奇的功能，一是它能产生出活泼的生命，繁衍后代；一是它能给个体生命带来快感，使男女互相神秘地结合在一起。由此性和生殖成了人类早期最亲切，最实在的崇拜对象，也是人性中最原始的生命冲动。那么先民为何如此崇拜生殖以及与其有关的性呢？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当时人们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人类面临大量死亡的威胁，先民们意识到只有不断的繁衍后代，使人的队伍迅速的发展壮大才能抵御外来的威胁，使人类生生不息。所以《山海经》中具有强大生殖功能的蛇尾就成了人们最初生命体验的代表图腾。除此之外，书中还出现了不少的操蛇、珥蛇、食蛇、衔蛇的人与神。这是因为，上古时期蛇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但同时蛇的敏感而强烈的攻击性又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死亡恐惧。生命因蛇而存活，又因蛇而结束，生的欲望和死亡的恐惧两种心理同时唤起了原始先民控制自然的情感冲动，使他们相信蛇就是生命之源，这种信仰是人求生本能的体现。
在西方文化中，马与阴间的黑暗、与时间、与死亡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俄罗斯民间诗歌中，黑马是青春和旺盛生命力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则是英雄的象征，而旺盛的生命力正是英雄所必须具备的。《山海经》中马的形象出现的篇章不是很多，但细察这些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其分布多在西方和北方，如“其十神者，皆人面人马身”出自《山海经•西山经》，“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出自《山海经•中山经》等等。西北地区属于黄土地区，在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之前，之所以马能成为人们的选择，毋庸置疑是由于它的奔跑速度，虽然无法确定在远古时期人们是否已经可以以马代步，但通过《山海经》可以肯定先民们已经发现了马的这种奔驰的速度，而这种速度的源泉就是它旺盛的生命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勇敢向前、毫不畏惧的英雄精神，这和被普通人们所崇拜的英雄身上的性格如出一辙。所以西方和北方的人就将他们心目中的山神想象成人与马的结合体，并且人们开始向心目中的英雄学习，久而久之西北地区的人们身上很自然的就具有了这种勇敢果断，奔驰千里的性格。
《山海经》中的“兽形”形象还有很多，其中蕴含的“人性”特点更是耐人探寻。以上只是粗略的举了几个为人所熟知的例子，也是比较容易浅显的例子，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山海经》中的“兽形”所具有的都是人类最为真切的“人性”，它基本没有来自外界道德观念或其它社会规范的干扰和束缚，将人类最本质的内在心理和性格由兽性与人性相通的转化方式通过“兽形”完整的展现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遮掩，将“人性”这一人在生存过程中沉淀的精华形象而又准确的表述了出来。虽然很多东西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人性”最根本的基础有时是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来证明的，只需要人用人类自身自由的最真实的本性去阐释，去理解，这样我们便会感受大《山海经》中那无尽的人性光芒。
参考文献：
[1]陈成.山海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夏曾佑.中国古代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