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体式，源远流长。从本质上讲，它应是诗与散文结合的衍生体。源于先秦时期，经历了诸子短赋，楚辞骚赋，直到汉代，因司马相如、扬雄等一代大师倡导，形成辞赋创作的一代高峰，使辞赋的文学体例正式确立。
　　2021年6月9日，建党百年华诞前夕，适逢国际档案日，四川省档案馆举行“赋史”佳作《中共百年华诞赋》入馆收藏仪式， 该长卷由刘昌文创作文本、黎光成创作书法。
　　辞赋，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体式，源远流长。从本质上讲，它应是诗与散文结合的衍生体，源于先秦时期，经历了诸子短賦，楚辞骚赋，直到汉代，因司马相如、扬雄等一代大师倡导，而形成辞赋创作的一代高峰，辞赋的文学体例由此正式确立。辞赋魏晋时期向骈偶发展，称为骈赋。唐代受律诗的影响，逐渐兴起“律赋”，且开科以诗赋取仕。到了宋代，苏东坡等一批代表性文人，为摆脱格律束缚，以散文的形式写赋，所以又称为文赋。但不管形式如何演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讲究文釆，韵律，节奏，写景抒情，状物言志。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刘昌文先生是著名辞赋家、中华辞赋家联合会副主席，已创作了不少颇具影响的辞赋作品，如《邓小平故居赋》《邓家老井赋》《中国梦赋》《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赋》和“十大元帅赋系列”等。在党的百岁生日来临之际，他创作的《中共百年华诞赋》，洋洋洒洒，长达2021字，也正契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2021年之吉祥数字。可谓结构宏大，绵密细致，气势磅礴，富丽堂皇，虽无小序，仍是一篇典型的骈体大赋。
　　由于此作是严肃的政治题材之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不得不首先从思想内容上，加以检视和观照。作者从中华五千年璀灿的历史文化开篇布局，历数近百年国家、民族之艰辛和遭受的屈辱，以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因由，乃应国运而生，为民存而为。接着就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和党带领全国人民翻身求解放，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在这其中，我们不仅看到作者对辛亥革命以来国家、民族历史的稔熟，而且从字里行间感悟到一个党龄近四十年的老党员所饱含的真诚以及对党和人民的赤子情怀。作者出生于革命老区的大巴山，从小就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在骨子里深深地刻下了爱憎分明的烙印。为了创作这篇意义重大的大赋，作者花费了近大半年时间搜集资料，走访革命旧址，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废寢忘食。因此，对中共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在思想认识上坚持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与方法，实事求是地作了客观分析和评价，没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固执与偏见，更没有为了彰显其文采而哗众取宠与故弄玄虚。由此也可见作者严谨的文风和高标的文格，更可见一位共产党人、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态度。
　　从艺术手法上讲，说实话，作者是自己给自己出了“难题”。一是“赋”这种文体，优势在于铺陈，多适用于写景抒情，体物言志。而作者选择的题材却是“述史”。以赋纪史，比之写景抒情，其难度不言而喻。二是“述史”的内容，又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和统一的认知标准与结论的“执政党史”。这一个“双重性”，无疑增加了创作的难度。尽管如此，作者怀着对党的一片赤忱，站在对历史负责的高位，凭着多年在赋坛研习的经验与技巧，很好地化解了这一“难题”，使赋文达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成功开辟一条以赋纪史的文学创作之路。
　　从赋文的特色来看，有非常可赏之处。一是在文章的气韵上，吐故纳新，千回百转，一气呵成，以奔腾之势不给读者以游离、顾盼和喘息之机，犹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又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思维连绵不断，丝丝入扣，使党的百年历史清晰可见;二是在行文风格上，以传统骈赋的手法展开铺陈，最大限度地使用“骈对”，以四六句式短语，抑扬顿挫，节奏分明，语言平实，明白如话，避用深奥难懂的“典故”，没有“生僻古怪”的文字，尽管铺陈历史事实繁多，但自然顺畅，不觉冗长泛味;三是在处理“铺陈叙事”与“议论抒情”的关系上，也做到融汇贯通，有机结合，述中有议，议中有情，好比贤妇“包饺子”，千奇百味尽在其中。
　　当然，诚恳地说，昌文兄的这篇赋作，恰如其分地写出了中共“百年之史”，但欠缺的是中共“百年之思”。至于《中共百年华诞赋》书法长卷的创作，书法家黎光成先生也是昌文先生和我比较要好的朋友，此卷长达近20米，可以说是鸿篇巨制。这种大规格的作品创作，除了有扎实的书法功底外，我认为还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要有足够健康的身体，二是要有保持激情创作的定力，三是要有不受外在干扰的环境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可以说，黎光成先生是“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慷慨”。通卷两千余字，字字独立之行草，或收或放，或浓或淡，腾挪谦让，错落有致，挥洒自如。光成兄的书法，在字的运笔和结体上，由于多年的酷爱和坚持，个性十足，气势开张，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