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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母亲刘鲁氏,1864年生于距炭子冲2.5公里的顾庐塘。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她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普通农家妇女一样没有念过书,而且在刘家的族谱中只有姓,没有留下名。1882年,她和炭子冲的刘寿生结婚。1898年冬,她生下最后一个小孩“满崽”,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刘少奇。1911年丈夫刘寿生患肺痨病去世后,她主管家政,保证家庭经济正常运转。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1915年,在玉潭高小念书的刘少奇积极参加爱国反袁斗争。也就是在此时,年仅17岁的他立志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救国救民的大潮中。然而在母亲刘鲁氏眼中,刘少奇对抗官府,反抗官员是大逆不道的,她担心儿子在外面“胡闹”引来杀身之祸。这个质朴的母亲对儿子没有太高的要求,只希望儿子平平安安,在乡里通过劳作过上安稳的生活。时代造成了母子俩在思想上的激烈冲突。随着刘少奇的成长,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这期间母子间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双方又是如何处理的?本文将带读者去了解在刘少奇成长道路上他和母亲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害怕“胡闹”,母亲设计诱儿子成婚
本来按照刘父遗愿,让刘少奇读几年私塾就去学中医,身怀一技之长好在农村安身立命。但在刘少奇的坚持和努力下,他到县城读到高小毕业,又到省城顺利地考上中学,这样刘母就很难管住他了。而在县城和省府,他并不按家里的想法只老老实实读书,而是多次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在刘母眼中,得罪官府和官员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她怕刘少奇因此惹祸上身。而在省府学习不到一年,他又辍学进了湖南陆军讲武堂。
1917 年,湖南陆军讲武堂在南北战争中被捣毁,刘少奇差点丢了性命,从军报国的理想破灭,他回家自修。外面局势不稳,几乎天天都在打仗,搞得老百姓人心惶惶,而刘少奇却全然不顾这些,越是局势乱的时候,越是在家呆不住,况且刘母发现自从到县城、省府读书,刘少奇的思想和行为离她的期望越来越远了。
家里的兄长劝刘少奇不要再出去闹了。谁知在家中他让兄长更加不满,常常拿家里的财产救助当地的穷人,完全不把家里兄长天天计算着的“积敛钱财——扩大田产——发家致富”这一套放在眼里。这一切刘母看在眼里愁在心中,讲道理,家中没人说得过他,逼他更是无用,他干脆跑到同学家去住。
1919年春,刘少奇决定再次到长沙念完高中,准备考大学。但在这时,刘少奇的母亲、大哥、三哥却在计划着怎样把他拴在家里,今后不要再到外面去闯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尽快替他完婚,让他成家立业,让他时时为家计着想,天天为儿女奔忙,他就不会再把家产看得那么不值钱。有了对家庭的牵挂,他也就不会再那么热心到外面世界去闯荡了。于是1919年新春过后,一场喜事便在炭子冲紧张地筹备。
家里给刘少奇相中的媳妇姓周,是本地一户种田人家的女子,虽然没有文化,却长得标致周正,性格温顺贤良,而家中粗细功夫都能料理,在乡间可算是难得了。虽然周家家境不如刘家殷实,但在刘母看来,自己家庭也是种田人家,选择媳妇定亲,嫁妆打发及家庭财产在其次,只要姑娘人品好、模样好,儿子高兴,将来日子好过了,就是美事。
周家的父母对刘少奇的聪明好学也是早有耳闻,对他的仗义好施更是钦佩,所以媒人一提婚事,周家人无不赞成。在刘家一方,从对生辰八字到送聘礼定亲,均以刘少奇在外忙于求学为由,一概由母亲做主,兄长代劳。婚礼筹备得迅速而顺利。
3月中旬,喜事日期临近,刘少奇全家一起动手,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杀猪宰羊,煮酒蒸糕,预备礼仪,布置洞房……万事俱备,只等新郎。
对于这一切,刘少奇全然不知,他仍然专心地在长沙求学。一天,他的一位本家来长沙告诉他“你母亲重病,嘱你赶快回家”。刘少奇一见来人风尘仆仆的样子又被告知母亲身染重病,心里很是着急。想到父亲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操持家务是家中的顶梁柱,无论如何是不能病倒啊。他二话没说,向老师请了假,简单收拾行装便和来人一道火速往家中赶。
刘少奇一回到炭子冲,就见门口贴上了鲜红的“喜”字和对联,屋内三牲酒品芳香四溢,一股喜庆气氛扑面而来。接着母亲笑容满面地出来迎接,兄嫂、姐姐和亲戚们一大群来向他道贺,刘少奇虽然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见母亲精神好并未得病,首先便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当他知道家里热热闹闹是为他操办喜事,并且专为此谎称母亲重病把他骗回来时,他心里真有许多心事和说不出的滋味,为此,他有些生气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搞啊!”但是,这一切又是由母亲主持操办的,他敬重母亲,理解母亲疼爱儿子为儿子着想的心!他没有多说话,耐着性子,矛盾地看着忙碌的人群。
当天夜里,面对这个还从未认真考虑过的、又是突如其来的人生婚姻大事,刘少奇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一时左右为难。选择抗婚,他不敢跟煞费苦心的母亲开口,选择“束手就范”,那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救国的抱负呢?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一到家,行、坐、吃、睡都有人“陪伴”着,他已经失去行动的自由,只能焦躁不安地等着成婚这一天的到来。
成亲这天,刘少奇仍然一早就由亲人“陪伴”着、劝慰着,家里人生怕他突然离家出走,弄成僵局不好收场。刘少奇也不想家里人太难堪,只是对周围的一切漠然处之。他知道,事到如今,只能听之任之了,反正已下定决心,婚礼一结束就立即走人!
一乘花轿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抬进了炭子冲,刘少奇在众人的搀扶下违心地与新娘举行了“拜堂”仪式,拜了祖宗又恭恭敬敬地向母亲鞠了一躬。他虽然不满母亲主持的这桩包办婚姻,但他是衷心地恭敬母亲,当是别离母亲和感谢母亲养育之恩的一次鞠躬礼吧!在洞房里,刘少奇坦然地告诉新娘:“对于这桩不合理的包办婚姻,我是反对的。我虽然同情你,但是我有我的事业,今后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希望你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而新娘却只知道哭泣不止。这一夜,炭子冲又是唱戏,又是闹洞房,这个僻静的小山村沉浸在彻夜的欢庆之中,而刘少奇却在难熬和焦躁中度过。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刘少奇已经收拾好行装,决计立即动身返回长沙学习。
母亲很是诧异:“你刚成了亲,家里还有这么多客人,你怎么能就这么离开呢?”
刘少奇回答道:“妈,您有您的事,我也有我的事啊!我再也耽搁不得。”见儿子已经顺从地成亲,母亲也无法强留。说完,刘少奇又来到周家亲戚和众宾客面前一一道别。
告别炭子冲,离别母亲和其他亲人,刘少奇一刻也不停地奔向长沙。他知道母亲无法理解自己,他尊重母亲,不想让母亲伤心,而他更不想放弃自己的理想,但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避——他只有离开炭子冲!
软硬兼施,母亲突然给儿子下跪
时间一晃就是6年,在这6年中刘少奇仅回过两次家,而且每次都是小住两天。6年中,他由一名普通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6年中,他由一名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工人运动领导者;6年中,他遇到了自己的真爱,1923年4月,他和进步青年何宝珍结为夫妻,且后来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时间冲淡了母子俩当年的矛盾,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刘母也不强求刘少奇非要按她的规划过一辈子,她渐渐地接受了现实,并衷心希望儿子过得好,过得开心。看着儿子长期在外奔走忙碌,她虽然不理解,但她的心还是时时为儿子所牵绊。
五卅运动以后,沸腾的上海出现了暂时的平静。由于连续几个月领导上海20多万工人大罢工,刘少奇疲惫不堪,心力憔悴,他的肺痨病越来越严重了。虽然有妻子何宝珍照料,但他疲惫的身体仍一时难以恢复。这时候,刘少奇负责的上海总工会被反动军阀封闭,党领导的工会工作转入地下以秘密活动为主。当时领导上海几十万工人有序复工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在中央的安排下,刘少奇利用工作间隙,在何宝珍的陪伴下于1925年11月初回湖南长沙就医。
他一到湖南便与湘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湘区党委成员易礼容安排他在湘区党组织所属的活动机关——长沙文化书店住了下来。他与昔日的战友一一交谈,详细了解湖南党和工会活动的情况。他还走访了自己过去熟悉的同乡故旧,了解在军阀赵恒惕统治下湖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
刘少奇住在文化书店后楼,白天有时去医院看病,或找人调查了解情况,晚上在书店看书、写作或与党的负责人商量工作。何宝珍惦记着送到炭子冲的儿子刘允斌,抽空回到了炭子冲准备将分别近一年的儿子接到长沙。
虽然和刘少奇结婚近两年了,何宝珍还是第一次来到炭子冲,新媳妇的到来给刘家带来欢乐,刘母看见何宝珍也是打心里面喜欢。何宝珍如实告诉婆婆,刘少奇得了肺痨病,正在长沙治疗。刘母很着急,她受够了肺痨病的惊吓,在她的催促下何宝珍在炭子冲只住了一晚,就带着刘允斌回长沙照顾刘少奇。刘少奇见到离别一年的刘允斌已能蹒跚走路了,也会叫爸爸、妈妈了,心里非常高兴,亲人团聚一起,沉浸在难得的小家庭欢乐之中。刘少奇在长沙通过近一个月的疗养和休息,身体渐渐有了好转。当他正准备返回上海的时候,不料被赵恒惕军阀政府的卫兵逮捕,关押在长沙戒严司令部。
刘少奇遭到逮捕的消息传到炭子冲,是3天后的一个傍晚。一个店员模样的人,背上背着熟睡了的刘允斌,从长沙方向匆匆来到炭子冲。长沙来客把孩子交给奶奶,就和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在一旁说悄悄话。由于情况突变,何宝珍只好又把孩子送回老家。同时还捎话请刘云庭前往省城共同营救刘少奇。刘云庭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奔赴长沙。事情当然瞒不过刘母,儿子被捕,无异于晴天霹雳!那些天她觉得白天是那样漫长,夜晚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时间过得是那样的慢。而她每当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拉扯大的“满崽”正在坐牢时就偷偷地落泪。
刘少奇被捕的消息第二天从湖南《大公报》及其他各报传出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奋力营救。在湖南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立刻发出营救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各级地方工会、全国各级农民协会以及各界的进步人士谴责赵恒惕的电报像雪片似地飞向长沙。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北伐战争前夜,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广州召开,因为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已经广为宣传,国民党各界人士包括汪精卫、谭延闿等,为了表示对共产党的友好,也纷纷发电报给赵恒惕,要求立即释放刘少奇。同时,何宝珍和刘云庭也四处联系、八方求援,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紧张的救援。1926年1月16日,赵恒惕迫于种种压力释放了刘少奇。在被关押了32天后,刘少奇恢复了自由。
传来刘少奇出狱的消息,刘母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动身去长沙,把儿子叫回来,儿子在外面太危险了!刘少奇是她一手拉扯大的,虽然她对儿子的事业不了解,但是她相信儿子不会干坏事。她害怕儿子身遭不测,不想失去这个儿子,不能放任让刘少奇再在外面闯荡了。
1月18日,也就是刘少奇获释后的第三天,刘母一大早从炭子冲动身。当时天气阴沉、干冷,路旁山坡上的黄土都长出了冰凌。天气这么冷,家里人都劝她不要去。劝不住,只好给她雇来一乘布轿。
在长子刘墨卿的陪同下,他们找到了文化书店。见母亲匆匆而来,眼角泪痕未消,刘少奇惶恐万分地走上前去扶着母亲。刘少奇发现自己身陷囹圄这短短30多天母亲竟然瘦了一圈,两鬓原本花白的头发又白了许多,他很内疚在父亲过世以后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好不容易把自己拉扯大,现在本应该让母亲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可自己却让母亲在家为他担惊受怕。在刘少奇的搀扶下,刘母也仔细端详着儿子,看见儿子精神还好,就是明显的消瘦了,她心里一酸,强忍着眼泪说:“你人好,娘就放心了,不过娘有事想跟你商量。”
刘少奇有些诧异,赶紧说:“娘,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吧!”
刘母心想无论“满崽”多大,都是自己的孩子,她的话刘少奇还是要听的,于是就试探着问:“往后,你打算去哪里?”
刘少奇出狱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新的工作任务是什么,还需要等待中央的指示,不过可以肯定会很快离开长沙,他听着母亲说话的口气觉得话中有话,就含糊地说:“还没有最后决定,过些天再说吧!”
刘母一听儿子的话含含糊糊、躲躲闪闪,干脆拿出母亲的威严挑明了这次来长沙的目的,坚定地说:“我看你哪里都不要去了,跟我回家去!”
刘少奇心中暗暗叫苦,母亲此次来绝不是回一趟家这么简单,眼看新年将至,他把话题岔开,就试探着问:“回家过年?”
刘母知道磨嘴皮子自己说不过儿子,怕被他钻了空子,就干脆把话说明、说死,板着脸说:“对,回家过年。过完年咱们就在乡间办一间学堂,你和宝珍都喝过洋墨水,都是可以教书的。”
刘少奇见母亲表明了此次来长沙的目的,竟是再一次要把自己留在家中!他知道母亲的性子刚强,天寒地冻地为自己到长沙来,分明是不会轻易改变她的要求的。他沉吟着没有立即回话,考虑着要如何回答才好。
刘母从儿子为难的眼神中,感觉到了他根本没有打算回家的意思。在她眼中,儿子所干的事业太危险,不能眼看着儿子再出去冒险,必须阻止他!
突然,刘母跪倒在刘少奇面前!
从古到今,只有儿子给父母长辈下跪磕头。现在母亲给儿子下跪磕头,表明事情已经到了毫无回旋的余地了。面对母亲的突然下跪,刘少奇一时慌了神,但很快静下心来,做出决定——不能留下!他忙去扶起母亲说:“母亲,别的事情都可以依您,唯有这件事不能答应您,请您老人家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刘少奇早就不是当年逼婚时的“满崽”,面对困难他早就不再是逃避,而是解决问题。在母子俩彻夜长聊以后,刘母最终还是没有阻拦刘少奇。第二天,送走母亲,刘少奇就踏上了去上海的征程,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1931年冬天,刘母溘然长逝,临终前一些日子,她老是叨念着儿子“九满”和他的媳妇,她想他们啊!而当时的刘少奇正顶着职工国际领导人扣给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刚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家里人不知道他的行踪,更无法告诉他母亲去世的噩耗。几年以后,当刘少奇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他一个人面对母亲的画像发呆。他愧疚——作为一个儿子未能在母亲病床前尽自己一份孝心。他将对母亲的这份愧疚化为革命的动力,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为全天下母子相聚过上好日子而奋斗。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1915年,在玉潭高小念书的刘少奇积极参加爱国反袁斗争。也就是在此时,年仅17岁的他立志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救国救民的大潮中。然而在母亲刘鲁氏眼中,刘少奇对抗官府,反抗官员是大逆不道的,她担心儿子在外面“胡闹”引来杀身之祸。这个质朴的母亲对儿子没有太高的要求,只希望儿子平平安安,在乡里通过劳作过上安稳的生活。时代造成了母子俩在思想上的激烈冲突。随着刘少奇的成长,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这期间母子间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双方又是如何处理的?本文将带读者去了解在刘少奇成长道路上他和母亲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害怕“胡闹”,母亲设计诱儿子成婚
本来按照刘父遗愿,让刘少奇读几年私塾就去学中医,身怀一技之长好在农村安身立命。但在刘少奇的坚持和努力下,他到县城读到高小毕业,又到省城顺利地考上中学,这样刘母就很难管住他了。而在县城和省府,他并不按家里的想法只老老实实读书,而是多次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在刘母眼中,得罪官府和官员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她怕刘少奇因此惹祸上身。而在省府学习不到一年,他又辍学进了湖南陆军讲武堂。
1917 年,湖南陆军讲武堂在南北战争中被捣毁,刘少奇差点丢了性命,从军报国的理想破灭,他回家自修。外面局势不稳,几乎天天都在打仗,搞得老百姓人心惶惶,而刘少奇却全然不顾这些,越是局势乱的时候,越是在家呆不住,况且刘母发现自从到县城、省府读书,刘少奇的思想和行为离她的期望越来越远了。
家里的兄长劝刘少奇不要再出去闹了。谁知在家中他让兄长更加不满,常常拿家里的财产救助当地的穷人,完全不把家里兄长天天计算着的“积敛钱财——扩大田产——发家致富”这一套放在眼里。这一切刘母看在眼里愁在心中,讲道理,家中没人说得过他,逼他更是无用,他干脆跑到同学家去住。
1919年春,刘少奇决定再次到长沙念完高中,准备考大学。但在这时,刘少奇的母亲、大哥、三哥却在计划着怎样把他拴在家里,今后不要再到外面去闯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尽快替他完婚,让他成家立业,让他时时为家计着想,天天为儿女奔忙,他就不会再把家产看得那么不值钱。有了对家庭的牵挂,他也就不会再那么热心到外面世界去闯荡了。于是1919年新春过后,一场喜事便在炭子冲紧张地筹备。
家里给刘少奇相中的媳妇姓周,是本地一户种田人家的女子,虽然没有文化,却长得标致周正,性格温顺贤良,而家中粗细功夫都能料理,在乡间可算是难得了。虽然周家家境不如刘家殷实,但在刘母看来,自己家庭也是种田人家,选择媳妇定亲,嫁妆打发及家庭财产在其次,只要姑娘人品好、模样好,儿子高兴,将来日子好过了,就是美事。
周家的父母对刘少奇的聪明好学也是早有耳闻,对他的仗义好施更是钦佩,所以媒人一提婚事,周家人无不赞成。在刘家一方,从对生辰八字到送聘礼定亲,均以刘少奇在外忙于求学为由,一概由母亲做主,兄长代劳。婚礼筹备得迅速而顺利。
3月中旬,喜事日期临近,刘少奇全家一起动手,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杀猪宰羊,煮酒蒸糕,预备礼仪,布置洞房……万事俱备,只等新郎。
对于这一切,刘少奇全然不知,他仍然专心地在长沙求学。一天,他的一位本家来长沙告诉他“你母亲重病,嘱你赶快回家”。刘少奇一见来人风尘仆仆的样子又被告知母亲身染重病,心里很是着急。想到父亲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操持家务是家中的顶梁柱,无论如何是不能病倒啊。他二话没说,向老师请了假,简单收拾行装便和来人一道火速往家中赶。
刘少奇一回到炭子冲,就见门口贴上了鲜红的“喜”字和对联,屋内三牲酒品芳香四溢,一股喜庆气氛扑面而来。接着母亲笑容满面地出来迎接,兄嫂、姐姐和亲戚们一大群来向他道贺,刘少奇虽然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见母亲精神好并未得病,首先便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当他知道家里热热闹闹是为他操办喜事,并且专为此谎称母亲重病把他骗回来时,他心里真有许多心事和说不出的滋味,为此,他有些生气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搞啊!”但是,这一切又是由母亲主持操办的,他敬重母亲,理解母亲疼爱儿子为儿子着想的心!他没有多说话,耐着性子,矛盾地看着忙碌的人群。
当天夜里,面对这个还从未认真考虑过的、又是突如其来的人生婚姻大事,刘少奇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一时左右为难。选择抗婚,他不敢跟煞费苦心的母亲开口,选择“束手就范”,那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救国的抱负呢?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一到家,行、坐、吃、睡都有人“陪伴”着,他已经失去行动的自由,只能焦躁不安地等着成婚这一天的到来。
成亲这天,刘少奇仍然一早就由亲人“陪伴”着、劝慰着,家里人生怕他突然离家出走,弄成僵局不好收场。刘少奇也不想家里人太难堪,只是对周围的一切漠然处之。他知道,事到如今,只能听之任之了,反正已下定决心,婚礼一结束就立即走人!
一乘花轿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抬进了炭子冲,刘少奇在众人的搀扶下违心地与新娘举行了“拜堂”仪式,拜了祖宗又恭恭敬敬地向母亲鞠了一躬。他虽然不满母亲主持的这桩包办婚姻,但他是衷心地恭敬母亲,当是别离母亲和感谢母亲养育之恩的一次鞠躬礼吧!在洞房里,刘少奇坦然地告诉新娘:“对于这桩不合理的包办婚姻,我是反对的。我虽然同情你,但是我有我的事业,今后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希望你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而新娘却只知道哭泣不止。这一夜,炭子冲又是唱戏,又是闹洞房,这个僻静的小山村沉浸在彻夜的欢庆之中,而刘少奇却在难熬和焦躁中度过。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刘少奇已经收拾好行装,决计立即动身返回长沙学习。
母亲很是诧异:“你刚成了亲,家里还有这么多客人,你怎么能就这么离开呢?”
刘少奇回答道:“妈,您有您的事,我也有我的事啊!我再也耽搁不得。”见儿子已经顺从地成亲,母亲也无法强留。说完,刘少奇又来到周家亲戚和众宾客面前一一道别。
告别炭子冲,离别母亲和其他亲人,刘少奇一刻也不停地奔向长沙。他知道母亲无法理解自己,他尊重母亲,不想让母亲伤心,而他更不想放弃自己的理想,但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避——他只有离开炭子冲!
软硬兼施,母亲突然给儿子下跪
时间一晃就是6年,在这6年中刘少奇仅回过两次家,而且每次都是小住两天。6年中,他由一名普通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6年中,他由一名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工人运动领导者;6年中,他遇到了自己的真爱,1923年4月,他和进步青年何宝珍结为夫妻,且后来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时间冲淡了母子俩当年的矛盾,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刘母也不强求刘少奇非要按她的规划过一辈子,她渐渐地接受了现实,并衷心希望儿子过得好,过得开心。看着儿子长期在外奔走忙碌,她虽然不理解,但她的心还是时时为儿子所牵绊。
五卅运动以后,沸腾的上海出现了暂时的平静。由于连续几个月领导上海20多万工人大罢工,刘少奇疲惫不堪,心力憔悴,他的肺痨病越来越严重了。虽然有妻子何宝珍照料,但他疲惫的身体仍一时难以恢复。这时候,刘少奇负责的上海总工会被反动军阀封闭,党领导的工会工作转入地下以秘密活动为主。当时领导上海几十万工人有序复工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在中央的安排下,刘少奇利用工作间隙,在何宝珍的陪伴下于1925年11月初回湖南长沙就医。
他一到湖南便与湘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湘区党委成员易礼容安排他在湘区党组织所属的活动机关——长沙文化书店住了下来。他与昔日的战友一一交谈,详细了解湖南党和工会活动的情况。他还走访了自己过去熟悉的同乡故旧,了解在军阀赵恒惕统治下湖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
刘少奇住在文化书店后楼,白天有时去医院看病,或找人调查了解情况,晚上在书店看书、写作或与党的负责人商量工作。何宝珍惦记着送到炭子冲的儿子刘允斌,抽空回到了炭子冲准备将分别近一年的儿子接到长沙。
虽然和刘少奇结婚近两年了,何宝珍还是第一次来到炭子冲,新媳妇的到来给刘家带来欢乐,刘母看见何宝珍也是打心里面喜欢。何宝珍如实告诉婆婆,刘少奇得了肺痨病,正在长沙治疗。刘母很着急,她受够了肺痨病的惊吓,在她的催促下何宝珍在炭子冲只住了一晚,就带着刘允斌回长沙照顾刘少奇。刘少奇见到离别一年的刘允斌已能蹒跚走路了,也会叫爸爸、妈妈了,心里非常高兴,亲人团聚一起,沉浸在难得的小家庭欢乐之中。刘少奇在长沙通过近一个月的疗养和休息,身体渐渐有了好转。当他正准备返回上海的时候,不料被赵恒惕军阀政府的卫兵逮捕,关押在长沙戒严司令部。
刘少奇遭到逮捕的消息传到炭子冲,是3天后的一个傍晚。一个店员模样的人,背上背着熟睡了的刘允斌,从长沙方向匆匆来到炭子冲。长沙来客把孩子交给奶奶,就和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在一旁说悄悄话。由于情况突变,何宝珍只好又把孩子送回老家。同时还捎话请刘云庭前往省城共同营救刘少奇。刘云庭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奔赴长沙。事情当然瞒不过刘母,儿子被捕,无异于晴天霹雳!那些天她觉得白天是那样漫长,夜晚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时间过得是那样的慢。而她每当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拉扯大的“满崽”正在坐牢时就偷偷地落泪。
刘少奇被捕的消息第二天从湖南《大公报》及其他各报传出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奋力营救。在湖南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立刻发出营救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各级地方工会、全国各级农民协会以及各界的进步人士谴责赵恒惕的电报像雪片似地飞向长沙。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北伐战争前夜,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广州召开,因为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已经广为宣传,国民党各界人士包括汪精卫、谭延闿等,为了表示对共产党的友好,也纷纷发电报给赵恒惕,要求立即释放刘少奇。同时,何宝珍和刘云庭也四处联系、八方求援,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紧张的救援。1926年1月16日,赵恒惕迫于种种压力释放了刘少奇。在被关押了32天后,刘少奇恢复了自由。
传来刘少奇出狱的消息,刘母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动身去长沙,把儿子叫回来,儿子在外面太危险了!刘少奇是她一手拉扯大的,虽然她对儿子的事业不了解,但是她相信儿子不会干坏事。她害怕儿子身遭不测,不想失去这个儿子,不能放任让刘少奇再在外面闯荡了。
1月18日,也就是刘少奇获释后的第三天,刘母一大早从炭子冲动身。当时天气阴沉、干冷,路旁山坡上的黄土都长出了冰凌。天气这么冷,家里人都劝她不要去。劝不住,只好给她雇来一乘布轿。
在长子刘墨卿的陪同下,他们找到了文化书店。见母亲匆匆而来,眼角泪痕未消,刘少奇惶恐万分地走上前去扶着母亲。刘少奇发现自己身陷囹圄这短短30多天母亲竟然瘦了一圈,两鬓原本花白的头发又白了许多,他很内疚在父亲过世以后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好不容易把自己拉扯大,现在本应该让母亲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可自己却让母亲在家为他担惊受怕。在刘少奇的搀扶下,刘母也仔细端详着儿子,看见儿子精神还好,就是明显的消瘦了,她心里一酸,强忍着眼泪说:“你人好,娘就放心了,不过娘有事想跟你商量。”
刘少奇有些诧异,赶紧说:“娘,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吧!”
刘母心想无论“满崽”多大,都是自己的孩子,她的话刘少奇还是要听的,于是就试探着问:“往后,你打算去哪里?”
刘少奇出狱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新的工作任务是什么,还需要等待中央的指示,不过可以肯定会很快离开长沙,他听着母亲说话的口气觉得话中有话,就含糊地说:“还没有最后决定,过些天再说吧!”
刘母一听儿子的话含含糊糊、躲躲闪闪,干脆拿出母亲的威严挑明了这次来长沙的目的,坚定地说:“我看你哪里都不要去了,跟我回家去!”
刘少奇心中暗暗叫苦,母亲此次来绝不是回一趟家这么简单,眼看新年将至,他把话题岔开,就试探着问:“回家过年?”
刘母知道磨嘴皮子自己说不过儿子,怕被他钻了空子,就干脆把话说明、说死,板着脸说:“对,回家过年。过完年咱们就在乡间办一间学堂,你和宝珍都喝过洋墨水,都是可以教书的。”
刘少奇见母亲表明了此次来长沙的目的,竟是再一次要把自己留在家中!他知道母亲的性子刚强,天寒地冻地为自己到长沙来,分明是不会轻易改变她的要求的。他沉吟着没有立即回话,考虑着要如何回答才好。
刘母从儿子为难的眼神中,感觉到了他根本没有打算回家的意思。在她眼中,儿子所干的事业太危险,不能眼看着儿子再出去冒险,必须阻止他!
突然,刘母跪倒在刘少奇面前!
从古到今,只有儿子给父母长辈下跪磕头。现在母亲给儿子下跪磕头,表明事情已经到了毫无回旋的余地了。面对母亲的突然下跪,刘少奇一时慌了神,但很快静下心来,做出决定——不能留下!他忙去扶起母亲说:“母亲,别的事情都可以依您,唯有这件事不能答应您,请您老人家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刘少奇早就不是当年逼婚时的“满崽”,面对困难他早就不再是逃避,而是解决问题。在母子俩彻夜长聊以后,刘母最终还是没有阻拦刘少奇。第二天,送走母亲,刘少奇就踏上了去上海的征程,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1931年冬天,刘母溘然长逝,临终前一些日子,她老是叨念着儿子“九满”和他的媳妇,她想他们啊!而当时的刘少奇正顶着职工国际领导人扣给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刚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家里人不知道他的行踪,更无法告诉他母亲去世的噩耗。几年以后,当刘少奇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他一个人面对母亲的画像发呆。他愧疚——作为一个儿子未能在母亲病床前尽自己一份孝心。他将对母亲的这份愧疚化为革命的动力,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为全天下母子相聚过上好日子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