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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山洛水
人杰地灵
夏商周秦汉唐
有多少故事
酝酿在这方记忆的长河
历史逶迤而去
身后泛起一串串古老的水花
商洛文化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我所捧出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几滴水。人家说一滴水就可以反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我不敢说这几滴水就有如此之效用，只能是做“效用”的补充而已。总之，仅一家之言，见仁见智，各取其是，故为题解。
建立商朝的“商”人
“商”这个字现在并不陌生，就是“商业”、“经商”、“商人”、“商旅”等词的词源。有人讲，从古籍中可以翻出，协助大禹治水的“契”是后来建立了“商朝”的商族人的始祖。此人了不得，由于他的功劳非同一般，被封于“商”地，而且他懂得怎么让人愿意听命于统治者的安排，并在这条道上努力奔跑，所以那个以治水出名的“大禹”又让他负责“教化”方面的事务。他呢，既然被安排到“商”这个地方，就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把自己的部落称为“商”，族人也被人称作“商人”了。这个人距现在大约有四千多年了。
“商”最早得名或许来自山名。这里有一个叫做“龙驹寨”的地方，现在是丹凤县城的所在地，在它西面约15华里处有一个后来叫“商洛镇”（简称为“商镇”）的地方，紧挨商镇的南边就是有名的“丹江”，丹江的南面有一座山，人称“商山”。说是站在商镇看它，像是活脱脱一个“商”字，在雪后尤为逼真，故名 “商山”。因此，古代的文人便把“商山雪霁”编进了“商州八景”。
我这人好思索，便逐渐有了一些不着四六的想法：说“商”像文字，岂不是讲“商”之名最早可能来源于文字产生之时？从时间上讲，距今四千年左右倒也大致相宜。可是若刻画符号也是汉字产生的源头之一，那“商”作为地名符号的来源就早到不知其年代了，是早于“契”封商之前。按照规律，刻画符号的产生在文字产生之前，其出现必然要按“照猫画虎”的规律来，即后来人讲的“方物”。就“商”作为刻画符号，没有具体的物件可依，只有山形可像。“方物方物”，在距今若干年前的时代里，因为“商”不像鼎或爵，是一个物件，只有“方”商山这个“物”才能有“商”这个符号。后来文字产生了，直接把符号“商”挪过来成了文字“商”，山也顺理成章地称为“商山”。
至于商山又叫“楚山”，我想是否此地曾为楚国疆土所致？我们不可拿后世情况去套古代历史，认为楚国疆界不会到达这里。试想，荆楚荆楚，“荆”就是“楚”，“楚”就是“荆”，商洛地区至今还有以“荆”命名的地方。曾经，“商州”州治还在商山脚下东面的“古城”时，“商州”就叫作“荆州”。还有一回楚国的军队竟然开到现在的蓝田县境内和秦国军队干了一仗，这还不能说明楚国的疆界距离秦国近到现在的“咫尺”之遥吗？再者，西周亡于犬戎是世人所熟知的，就是到了唐朝，突厥人的大军还能开到长安附近，隔着西渭桥与唐太宗说话呢。我们根据这些推测，楚距离当时的长安并不远。其实，战国时秦楚分界的武关距商山也不过近百里。
古时，在农业还不足以使一个部族定居的情况下，为了生活资源的获得，部族的迁徙犹如家常便饭。例如炎帝黄帝、周族人的先祖，再如秦人，本为东方夷族，其先祖在今山东一带，其后裔“非子”因为种种原因，迁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西方，为西周孝王“牧马”。这已经是距今不到三千年的西周时代的事了，而在比其更早一千多年的“大禹”时代尤为如此。“契”以“商”作为自己部族的发祥地后，商族便得到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商族人从商山下东迁到今天的河南一带，其首领“汤”（也写作“唐”）在伊尹的帮助下夺得了夏的江山，就以现在的河南为中心展开了统治。
周族的首领周武王姬发在姜尚（子牙）辅佐下“革”了商朝的命，建立了周朝。成王周诵时，周公旦平定了“三监之乱”，把亡国的商族人迁到河南洛阳，以便于控制。丢了江山的商族人到洛阳后，便以经商为生，所以后来社会上便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称为“商人”。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经商，使社会商品流通逐步繁荣，功不可没。
从这点上说，商洛人或可以自豪地宣布：建立了商朝的商族人，其根在商山。这本来不算啥，但对于祖先来源于好几处的人讲，就有启发意义了，很有嚼头。古籍中并没有记载商族东迁的路线，不过我们相信，即使神话传说中“契”来自一只鸟下的蛋成立，但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给自己的部族命名、并东迁至现在的河南，是完全可能的。既然西进的商汤在河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那么在早于商汤的某个时候，商族从商地迁到东方也是可能的。所以，虽然古籍中失载，但我们还可以根据其可能性作合理的推测。
六百里商於之地
战国时有“六百里商於之地”的说法，即从现在的商洛到豫西的淅川一带。秦国的张仪骗了楚怀王，楚怀王又一次上當受骗进入武关终身被囚，都是为了这“六百里商於之地”。陕西省把它作为发展陕东南旅游的重头戏来唱，已经在建设中。这条旅游线路上设计的景点繁多，看头不少。贾平凹的“文化园”就是其中之一。
平凹家乡“棣花”有一条“宋金街”，据介绍是南宋和金国的分界线，西为金，东为宋。恕我孤陋寡闻，还认真地到史书中查对了一番。我想，街上的分界线应该是在宋金“绍兴协议”（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金熙宗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签订前划的（因为有东、西之分）。“绍兴协议”签订后，把“商秦之半以畀金”，西以秦岭东以淮河一线为界，金北宋南，终金灭亡没有改变。我没有查到“绍兴协议”签订之前有关划分宋、金地面以“棣花”为界的资料，因此我认为，这条“宋金街”的“东、西说”可能是后人在“绍兴协议”后才讲的。
在陕西省内惟一的金代地面建筑“二郎庙”，修建于1211年，可能是为了表示这一带的地面属于金国而修建的（其实这也是后人的猜测。要想真正弄清楚金人的目的，就首先要弄明白为什么在此地修建二郎庙，为何要纪念李二郎？如果与水患有关，是什么水患？等等）。商州的一半割让给了金国后，到底是不是以棣花为东西分界线？史书上恐怕要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如果是，金贞元二年（1154年）把商洛县从现在的商洛镇迁往隋文帝时开始的、商州州治所在地、原来的“上洛县”就有了说法。但“二郎庙”似乎应该在宋金“合议”签订后马上动手的项目，最迟也应该在商洛县治迁往“上洛”时就修建，不应该修建于金灭亡前二十三年。时过境迁，金国修建它实在不知为了什么，等待有人可请教。金国灭亡后，清代的人在紧挨“二郎庙”旁边并排修建了一座外观十分像二郎庙的“关帝庙”，则大有深意了。
人杰地灵
夏商周秦汉唐
有多少故事
酝酿在这方记忆的长河
历史逶迤而去
身后泛起一串串古老的水花
商洛文化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我所捧出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几滴水。人家说一滴水就可以反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我不敢说这几滴水就有如此之效用，只能是做“效用”的补充而已。总之，仅一家之言，见仁见智，各取其是，故为题解。
建立商朝的“商”人
“商”这个字现在并不陌生，就是“商业”、“经商”、“商人”、“商旅”等词的词源。有人讲，从古籍中可以翻出，协助大禹治水的“契”是后来建立了“商朝”的商族人的始祖。此人了不得，由于他的功劳非同一般，被封于“商”地，而且他懂得怎么让人愿意听命于统治者的安排，并在这条道上努力奔跑，所以那个以治水出名的“大禹”又让他负责“教化”方面的事务。他呢，既然被安排到“商”这个地方，就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把自己的部落称为“商”，族人也被人称作“商人”了。这个人距现在大约有四千多年了。
“商”最早得名或许来自山名。这里有一个叫做“龙驹寨”的地方，现在是丹凤县城的所在地，在它西面约15华里处有一个后来叫“商洛镇”（简称为“商镇”）的地方，紧挨商镇的南边就是有名的“丹江”，丹江的南面有一座山，人称“商山”。说是站在商镇看它，像是活脱脱一个“商”字，在雪后尤为逼真，故名 “商山”。因此，古代的文人便把“商山雪霁”编进了“商州八景”。
我这人好思索，便逐渐有了一些不着四六的想法：说“商”像文字，岂不是讲“商”之名最早可能来源于文字产生之时？从时间上讲，距今四千年左右倒也大致相宜。可是若刻画符号也是汉字产生的源头之一，那“商”作为地名符号的来源就早到不知其年代了，是早于“契”封商之前。按照规律，刻画符号的产生在文字产生之前，其出现必然要按“照猫画虎”的规律来，即后来人讲的“方物”。就“商”作为刻画符号，没有具体的物件可依，只有山形可像。“方物方物”，在距今若干年前的时代里，因为“商”不像鼎或爵，是一个物件，只有“方”商山这个“物”才能有“商”这个符号。后来文字产生了，直接把符号“商”挪过来成了文字“商”，山也顺理成章地称为“商山”。
至于商山又叫“楚山”，我想是否此地曾为楚国疆土所致？我们不可拿后世情况去套古代历史，认为楚国疆界不会到达这里。试想，荆楚荆楚，“荆”就是“楚”，“楚”就是“荆”，商洛地区至今还有以“荆”命名的地方。曾经，“商州”州治还在商山脚下东面的“古城”时，“商州”就叫作“荆州”。还有一回楚国的军队竟然开到现在的蓝田县境内和秦国军队干了一仗，这还不能说明楚国的疆界距离秦国近到现在的“咫尺”之遥吗？再者，西周亡于犬戎是世人所熟知的，就是到了唐朝，突厥人的大军还能开到长安附近，隔着西渭桥与唐太宗说话呢。我们根据这些推测，楚距离当时的长安并不远。其实，战国时秦楚分界的武关距商山也不过近百里。
古时，在农业还不足以使一个部族定居的情况下，为了生活资源的获得，部族的迁徙犹如家常便饭。例如炎帝黄帝、周族人的先祖，再如秦人，本为东方夷族，其先祖在今山东一带，其后裔“非子”因为种种原因，迁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西方，为西周孝王“牧马”。这已经是距今不到三千年的西周时代的事了，而在比其更早一千多年的“大禹”时代尤为如此。“契”以“商”作为自己部族的发祥地后，商族便得到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商族人从商山下东迁到今天的河南一带，其首领“汤”（也写作“唐”）在伊尹的帮助下夺得了夏的江山，就以现在的河南为中心展开了统治。
周族的首领周武王姬发在姜尚（子牙）辅佐下“革”了商朝的命，建立了周朝。成王周诵时，周公旦平定了“三监之乱”，把亡国的商族人迁到河南洛阳，以便于控制。丢了江山的商族人到洛阳后，便以经商为生，所以后来社会上便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称为“商人”。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经商，使社会商品流通逐步繁荣，功不可没。
从这点上说，商洛人或可以自豪地宣布：建立了商朝的商族人，其根在商山。这本来不算啥，但对于祖先来源于好几处的人讲，就有启发意义了，很有嚼头。古籍中并没有记载商族东迁的路线，不过我们相信，即使神话传说中“契”来自一只鸟下的蛋成立，但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给自己的部族命名、并东迁至现在的河南，是完全可能的。既然西进的商汤在河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那么在早于商汤的某个时候，商族从商地迁到东方也是可能的。所以，虽然古籍中失载，但我们还可以根据其可能性作合理的推测。
六百里商於之地
战国时有“六百里商於之地”的说法，即从现在的商洛到豫西的淅川一带。秦国的张仪骗了楚怀王，楚怀王又一次上當受骗进入武关终身被囚，都是为了这“六百里商於之地”。陕西省把它作为发展陕东南旅游的重头戏来唱，已经在建设中。这条旅游线路上设计的景点繁多，看头不少。贾平凹的“文化园”就是其中之一。
平凹家乡“棣花”有一条“宋金街”，据介绍是南宋和金国的分界线，西为金，东为宋。恕我孤陋寡闻，还认真地到史书中查对了一番。我想，街上的分界线应该是在宋金“绍兴协议”（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金熙宗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签订前划的（因为有东、西之分）。“绍兴协议”签订后，把“商秦之半以畀金”，西以秦岭东以淮河一线为界，金北宋南，终金灭亡没有改变。我没有查到“绍兴协议”签订之前有关划分宋、金地面以“棣花”为界的资料，因此我认为，这条“宋金街”的“东、西说”可能是后人在“绍兴协议”后才讲的。
在陕西省内惟一的金代地面建筑“二郎庙”，修建于1211年，可能是为了表示这一带的地面属于金国而修建的（其实这也是后人的猜测。要想真正弄清楚金人的目的，就首先要弄明白为什么在此地修建二郎庙，为何要纪念李二郎？如果与水患有关，是什么水患？等等）。商州的一半割让给了金国后，到底是不是以棣花为东西分界线？史书上恐怕要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如果是，金贞元二年（1154年）把商洛县从现在的商洛镇迁往隋文帝时开始的、商州州治所在地、原来的“上洛县”就有了说法。但“二郎庙”似乎应该在宋金“合议”签订后马上动手的项目，最迟也应该在商洛县治迁往“上洛”时就修建，不应该修建于金灭亡前二十三年。时过境迁，金国修建它实在不知为了什么，等待有人可请教。金国灭亡后，清代的人在紧挨“二郎庙”旁边并排修建了一座外观十分像二郎庙的“关帝庙”，则大有深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