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安部队的情况，当时担任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的程世才做了如下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边远山区还没有解放，土匪特务很猖獗;和邻国的边境问题也很复杂。而解放军的大部分力量需要进行现代化训练以便对付可能入侵的敌人。为此，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队接替内防和边防。罗瑞卿兼司令员，周总理亲自与我谈话，命我去当常务副司令。
　　50年代初，军委公安部队司令部一直驻在北京西城区羊市大街路北广济寺里;中央公安二师师部驻西郊恩济寺;公安部队医院的病房原是废弃的功德寺僧舍。
　　我和副政委李天焕同志，还有参谋长吴烈和副参谋长熊伯涛同志，在广济寺大殿里办公，四个墙角各搭一个床板，中间并起一张长桌供办公用。大一点的会议凳子不够，同志们就挤坐在床板上。大殿两旁的厢房是机关各处室兼宿舍，没那么多床板，只好搭地铺。全机关一个大食堂，头一年还保留着一天两餐的习惯，几乎顿顿高粱米。实行的是供给制，每月3块钱的津贴费仅够买生活必须（需）品。“贫且弥坚，不坠凌云之志。”尽管走出寺门就是“花花世界”，可是谁都不为之动心。
　　相比之下，机关的条件还算好的，部队更艰苦。以铁道公安部队为例，1952年，他们守衛的几百个哨点，四分之一以上没有房住。石太路上的部队，三分之二住在山洞和毁弃的碉堡里。有一个班守护着三条隧道、两座桥梁，却没有一处栖身。他们在大雪天里用废枕木搭房子，开水和泥，用手抓着往墙上糊。很多同志的手冻裂了，鲜血和泥一起糊到墙上。革命不是为了吃苦，但不吃苦换不来幸福。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解放初期，北京市内还比较混乱。一天，战士曹清珍在街上巡逻，忽听有人喊：“特务杀人啦！”他一扭头，看见一个人坐着三轮车飞快地向北驶去。曹清珍迅速追赶，特务开了枪，一颗子弹从他的耳边擦过去，又一颗子弹擦破了他的头皮，但（他）一直猛追，最后在胡同口开枪打倒了特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开枪？他回答说：“大街上人太多，伤着好人咋办？”一支“敌人怕、人民爱”的部队，就是由千万个这样的战士组成的。
　　从1951年9月开始，美国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加紧了空中派遣，我国的十几个省区内都发现了空降迹象。毛主席指示：“对可能空投特务的山区，设立武装便衣据点，专门对付敌空降特务。”
　　从长白山到十万大山，公安部队建立了150余个反空降武装据点，使用兵力7000多名，还在各地组织训练民兵发动群众联防。
　　1952年7月13日夜间，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派遣的“文队”特务5人，于吉林省安国县老爷岭山区空降，随即被发现。我们依靠广大群众，与当地党政机关密切配合，层层包围、堵截，很快将其抓获。10月4日又抓住了在辽东靖宇县龙湾附近山区空降“沈队”特务5名。
　　据俘虏供称，美国特务机关曾许诺接回这两队特务的头头，于是，我们在预定地点——老爷岭地区设下埋伏，但在预定时间却不见敌机来。战士们趴在雪地里，冻得实在够呛，但谁都不乱动。2天后的夜里11时，敌机终于来了，我们燃起了火堆（这是联络信号），等它降落。好不容易等到它往下降了，但突然又往高空飞去。现场指挥、东北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谭友林一声令下，密集的火力射向空中。敌机一个倒栽葱落了下来。机上的两名美国驾驶员当场毙命，两名间谍被我生俘。
　　从1951年9月到1953年7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取得了捕获特务261名，缴获电台63部、长短枪350支的好成绩。
　　（摘自2020年6月5日《作家文摘》程世才/文 张其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