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宗敬的侄子，也是中信公司创始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本家朋友圈里，他是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一位，却在国家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次运动中，带头走在前面，因缘际会成长为“资本家”的一面旗帜、一个标杆。
　　他的人生经历过许多舍，也经历过许多得。大学读历史学专业的他，慢慢参透了历史运转的密码，学会在风起云涌中，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义无反顾的“舍”

　　父亲垂老，伯父去世，一个哥哥也因常年奔波英年早逝，那个昔日里风光团结的荣氏家族，濒于凋零，四散求生。风云变幻中，有的人去了香港，也有人去了国外。荣毅仁成为家族里唯一留守的年轻人。
　　1916年荣毅仁出生时，家族企业正如日中天。当列强忙于应战，荣家抓住时机，创造出了一段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佳话，成为享誉一时的面粉與纺织大王。等到荣毅仁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准备大展拳脚，却没有等来属于自己的时运。
　　上海遭受淞沪会战，荣家产业除了在租借的几个厂免遭侵害外，要么被火烧掉，要么落入日本人手中。荣家随潮流在西南艰难求生，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
　　没有盼来安稳的营商环境，他和父辈却经历了一桩桩、一件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被日本人占领的企业，本以为可以顺利接受，却被官僚资本拦截；官匪合谋把父亲荣德生绑架，还几次三番索要财产；与所有民族资本家一起面对胆战心寒的“经济戡乱急要措施”与银圆券政策，无异于被巧取豪夺；堂兄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嫌疑被上海市警察局押交特种刑事法庭审理；荣毅仁自己也没有逃掉厄运，因为国民党官僚之间互相倾轧受到牵连，官方污蔑其为政府提供的面粉是发霉产品。
　　开庭审判的日子是1949年5月25日，这一天，如果不是解放军解放上海，等待他的可能是牢狱之灾。

　　种种遭遇让他对时局感到心寒，而中国共产党统战人士也多次与荣毅仁接触，告诉他新民主主义时期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荣毅仁逐渐放下戒备，慢慢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中信时期的助理庄寿仓回忆，“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是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最热闹、也是速度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多次变革、运动，毅公都能跟得上，而且表现不俗，几次被评为标兵模范。”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位“红色资本家”英俊潇洒的一幕：那是在抗美援朝时期，荣毅仁身穿风衣，头戴法国贝雷帽，扛着大旗，与民族资本家吴蕴初等人一起，走在队伍前面，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
　　“三反”“五反”运动中，如果严格按照政策规定，荣毅仁难免遭受处罚，毛主席亲自批示，“大方些，给荣毅仁划个没问题”，最终这位上海最大工商户被核定为完全守法户。他觉得，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国民党的大棒加萝卜政策，并没有跟他拧成一股绳，而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把他当自家人看。
　　他也与其他民族资本家一样产生过孤独、彷徨的心态，很多东西在头脑中打转儿：“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毕竟缺乏认识，没有思想准备，存在不少糊涂认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新中国的命运如何？社会主义事业有没有前途？”

　　“只要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毛主席回应了他们的疑虑，勉励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

　　回忆起此前在旧社会经历的种种磨难，荣毅仁渐渐想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
　　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荣毅仁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交给国家合营。

辽远宏阔的“得”

　　放弃了荣老板的身份后，他也收获了之前没有想过的一切，尽管这条路并不好走。
　　1957年，毛主席亲自向上海市市长陈毅下达任务，请大家投票，选他当上海市副市长。最终当选的11位副市长中，荣毅仁是4位党外人士中最年轻的那位。
　　两年后，毛主席、周总理安排他到纺织工业部担任副部长，管理全国各地纺织业，再次帮他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他向友人介绍，“我所管理的企业、事业，远比家族企业大得多。”
　　出现在外交场合的荣毅仁雍容华贵，而在国家机关上班时，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位平民化的、生活作风简朴的公务员。
　　他关心政治、注意政策。原纺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陈锦华曾对《中国企业家》回忆，那时候部里写报告，如果里边有这样的话，“根据中央有关精神，来开什么会，来进行贯彻”，他一定要把我找去，问我中央指示精神的内容是什么。

　　他在乎国家前途，国家也在乎这位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培养出来的人才。此后经历的各项运动中，毛主席、周总理都千方百计保全他。
　　又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等到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再次大放异彩的机会。那是在改革开放后，一群老人准备追回丢失的青春岁月。
　　1979年春节刚过，邓小平召集荣毅仁、胡子昂、古耕虞、卢绪章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希望这些原工商业者继续发挥在工商界的经验，为国家“四化”做贡献。决定由荣毅仁出面主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邓小平对他说，“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就接受，不合理就拒绝，由你全權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
　　这相当于拿到一把“尚方宝剑”。庄寿仓称，自己从未听他做过原原本本的传达，方知其用心良苦，不想借此以势压人，而是要以理服人。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吹响改革的号角，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市场经济一词仍然讳莫如深，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是计划经济，经济活动无不由部委承办，中信无权无钱，在夹缝中“摸着石头过河”，举步维艰。
　　制定公司章程时，已经触及到这个敏感问题。有人认为应该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营管理，有人则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根本不能随意改变。不能不考虑国家现有体制，又不甘于做个墨守成规的保守派，荣毅仁审慎定下规则：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
　　公司需要场地建设办公楼，虽然二环内有很多空地、堆放杂物的仓库、不能续建的烂尾楼，但业主各有说辞，荣毅仁也从不亮尚方宝剑，而是亲自拜访，走遍东城大街小巷，一家家拜访。
　　国家拨付的200万元资金杯水车薪，自己多年积攒的1000万元也交给公司财务，他深知企业发展壮大必须有金融财务支持，但又清楚金融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冲撞最猛烈的地方。发行债券的计划，不仅受到“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传统观念的束缚，也遭到金融机构的怀疑与反对，荣毅仁伤透脑筋，几经周折，请示汇报，疏通渠道，才把反对声音降到最低，最终得到批准。
　　从带头开展房地产业务、率先发行国债、开办银行，到引进卫星通信、在香港参股国泰航空……中信依靠自己发债借贷、融资创业发展成综合性企业集团。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在《艰难的辉煌》代序言中写道：荣毅仁为中信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公司化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格格不入，创业的艰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正是靠着他的虚心、耐心、诚心感动了合作方，为自己和公司赢得尊重和威望，也在众生喧嚣中，将市场经济从中信这个窗口推向更宏阔的远方。因为他的杰出贡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2005年，荣毅仁因病逝世，直到此时，外界才惊奇地发现，这位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资本家，早已是中共党员。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