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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赵琦美脉望馆钞本王绩《东皋子集》卷中载《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遂以为问》一诗，清人《全唐诗》卷三七则题作《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两题相较，前者为优，故从之。全诗如下：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
马茂元先生《唐诗选》中选录此诗，且评曰：“这诗继承古乐府的传统，质而不俚，浅而能深，真切感人。诗中连问十二句，而不作答，构思之奇，出人意表。……陆机《门有车马客行》等在叙述遇乡人后，都正面描写故乡之萧条，乡思之悲切。这里只问不答，却给读者留有无穷回想余地。”的确，有问无答是此诗最大的特点。盛唐王维《杂诗》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固然更加凝练，但此种构思的原创性则属于王绩。至于艺术水准，则王维诗以简洁见长，王绩诗以细致为优，春兰秋菊，各有所长。王绩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待诏门下省，数年未得委用，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遂托疾罢归。此诗当作于罢归前不久，诗中所问诸端，从亲朋宗族直到园池树木，全面地表达了对故乡情况的关切和思念，从而导出即将辞官归田之念。叙事委曲周详，风格清新自然，是初唐诗坛上难得一见的好诗。至于诗中所写在长安偶遇乡人之事，或出假托也未可知。
然而脉望馆本《东皋子集》于此诗后附录朱仲晦《答王无功问故园》（亦见于《全唐诗》卷三八）一首，诗云：
我从铜州来，见子上京客。问我故乡事，慰子羁旅色。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朋游终强健，童稚各长成。华宗盛文史，连墙富池亭。独子园最古，旧林间新坰。柳行随大堤势，茅斋看地形。竹从去年移，梅是今年荣。渠水经夏响，石苔终岁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后明。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归哉且五斗，饷子东皋耕。
康金声、夏连保先生根据此诗而在《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附录的《王绩年谱》的唐太宗贞观元年条下曰：“诗中所言乡人指朱仲晦，《全唐诗》卷三十八有朱仲晦《答王无功问故园》诗一首，诗末有‘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归哉且五斗，饷子东皋耕’诸语。盖朱氏既知绩难以为用，遂劝其罢退。”无独有偶，在《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中，姜光斗先生将王绩与朱仲晦的两首诗一并选入，且评前者曰：“王绩久客京华，正在十分思念故园的时候，忽然碰到老乡朱仲晦，他是何等高兴啊！于是，一面热情招待他，一面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向他了解故园的情况。从琐琐屑屑、絮絮叨叨的提问中，显示了诗人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又评后者曰：“朱仲晦并没有辜负王绩的希望，他满腔热情地对王绩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具体的回答。答诗同样写得亲切而有味。”从表面上看，上述推断是有根有据的，其分析也合情合理。但是朱仲晦果真是王绩的乡人吗？我们在唐代史料中找不到此人的蛛丝马迹。宋代倒是有一个朱仲晦，他就是理学家朱熹。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那么这首《答王无功问故园》真是朱熹写的吗？当然是，佟培基先生在《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指出：“朱仲晦为朱熹，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四及《宋诗钞》二册《文公集钞》，乃朱熹拟答之作，《全诗》误收。”我们知道，朱熹身后不久，“庆元党禁”得以弛禁，其后人及门人即开始为他编纂文集。经过其季子朱在和弟子黄士毅等人的相继努力，一百五十卷本與百卷本的《晦庵先生文集》相继问世，后来还衍生出其他各种版本。无论是何种版本的朱熹文集，《答王无功问故园》这首诗都赫然在目，其文献依据是确凿无疑的。《全宋诗》根据各种版本的朱熹文集编录朱诗，即将此诗收入其卷二三八六，题作《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正文则与上引者完全一致。所以《答王无功问故园》的作者朱仲晦就是宋人朱熹，根本不是与王绩同时代的“乡人”！
“朱仲晦”并非王绩的乡人，《答王无功问故园》这首诗并非乡人对王绩的回答，这个事实是不是有点杀风景？一点也不，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两个有意义的结论。首先，古代文学中存在着异代对话的现象。初唐诗人王绩宦游长安，思念家乡，写作此诗以抒发归隐之念，可惜当时无人与他对话。时隔五百余年，朱熹读到此诗，拟作答诗，来与王绩亲切交谈。就像唐人柳宗元作《天对》，来回答千年以前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一样，这种异代对话证明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条永不停息的长河，其中包含着许多一脉相承的思考对象与价值导向，它们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不断提升与逐步深化。其次，朱熹这位理学宗师，居然戏拟此诗来与唐代诗人进行对话，说明宋代理学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终日正襟危坐，思想古板固执。相反，他们也有思想活泼、趣味盎然的一面。若非热爱文学，若非热爱生活，朱熹岂能写作此诗？若无灵心慧性，若无生花妙笔，朱熹岂能将此诗写得妙趣横生，以至乱假成真？唐诗与宋诗本是千年诗史中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正如清人叶燮所云：“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原诗》卷二）朱熹与王绩异代唱和的这两首诗便是一个有趣的例证。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
马茂元先生《唐诗选》中选录此诗，且评曰：“这诗继承古乐府的传统，质而不俚，浅而能深，真切感人。诗中连问十二句，而不作答，构思之奇，出人意表。……陆机《门有车马客行》等在叙述遇乡人后，都正面描写故乡之萧条，乡思之悲切。这里只问不答，却给读者留有无穷回想余地。”的确，有问无答是此诗最大的特点。盛唐王维《杂诗》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固然更加凝练，但此种构思的原创性则属于王绩。至于艺术水准，则王维诗以简洁见长，王绩诗以细致为优，春兰秋菊，各有所长。王绩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待诏门下省，数年未得委用，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遂托疾罢归。此诗当作于罢归前不久，诗中所问诸端，从亲朋宗族直到园池树木，全面地表达了对故乡情况的关切和思念，从而导出即将辞官归田之念。叙事委曲周详，风格清新自然，是初唐诗坛上难得一见的好诗。至于诗中所写在长安偶遇乡人之事，或出假托也未可知。
然而脉望馆本《东皋子集》于此诗后附录朱仲晦《答王无功问故园》（亦见于《全唐诗》卷三八）一首，诗云：
我从铜州来，见子上京客。问我故乡事，慰子羁旅色。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朋游终强健，童稚各长成。华宗盛文史，连墙富池亭。独子园最古，旧林间新坰。柳行随大堤势，茅斋看地形。竹从去年移，梅是今年荣。渠水经夏响，石苔终岁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后明。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归哉且五斗，饷子东皋耕。
康金声、夏连保先生根据此诗而在《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附录的《王绩年谱》的唐太宗贞观元年条下曰：“诗中所言乡人指朱仲晦，《全唐诗》卷三十八有朱仲晦《答王无功问故园》诗一首，诗末有‘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归哉且五斗，饷子东皋耕’诸语。盖朱氏既知绩难以为用，遂劝其罢退。”无独有偶，在《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中，姜光斗先生将王绩与朱仲晦的两首诗一并选入，且评前者曰：“王绩久客京华，正在十分思念故园的时候，忽然碰到老乡朱仲晦，他是何等高兴啊！于是，一面热情招待他，一面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向他了解故园的情况。从琐琐屑屑、絮絮叨叨的提问中，显示了诗人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又评后者曰：“朱仲晦并没有辜负王绩的希望，他满腔热情地对王绩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具体的回答。答诗同样写得亲切而有味。”从表面上看，上述推断是有根有据的，其分析也合情合理。但是朱仲晦果真是王绩的乡人吗？我们在唐代史料中找不到此人的蛛丝马迹。宋代倒是有一个朱仲晦，他就是理学家朱熹。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那么这首《答王无功问故园》真是朱熹写的吗？当然是，佟培基先生在《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指出：“朱仲晦为朱熹，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四及《宋诗钞》二册《文公集钞》，乃朱熹拟答之作，《全诗》误收。”我们知道，朱熹身后不久，“庆元党禁”得以弛禁，其后人及门人即开始为他编纂文集。经过其季子朱在和弟子黄士毅等人的相继努力，一百五十卷本與百卷本的《晦庵先生文集》相继问世，后来还衍生出其他各种版本。无论是何种版本的朱熹文集，《答王无功问故园》这首诗都赫然在目，其文献依据是确凿无疑的。《全宋诗》根据各种版本的朱熹文集编录朱诗，即将此诗收入其卷二三八六，题作《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正文则与上引者完全一致。所以《答王无功问故园》的作者朱仲晦就是宋人朱熹，根本不是与王绩同时代的“乡人”！
“朱仲晦”并非王绩的乡人，《答王无功问故园》这首诗并非乡人对王绩的回答，这个事实是不是有点杀风景？一点也不，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两个有意义的结论。首先，古代文学中存在着异代对话的现象。初唐诗人王绩宦游长安，思念家乡，写作此诗以抒发归隐之念，可惜当时无人与他对话。时隔五百余年，朱熹读到此诗，拟作答诗，来与王绩亲切交谈。就像唐人柳宗元作《天对》，来回答千年以前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一样，这种异代对话证明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条永不停息的长河，其中包含着许多一脉相承的思考对象与价值导向，它们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不断提升与逐步深化。其次，朱熹这位理学宗师，居然戏拟此诗来与唐代诗人进行对话，说明宋代理学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终日正襟危坐，思想古板固执。相反，他们也有思想活泼、趣味盎然的一面。若非热爱文学，若非热爱生活，朱熹岂能写作此诗？若无灵心慧性，若无生花妙笔，朱熹岂能将此诗写得妙趣横生，以至乱假成真？唐诗与宋诗本是千年诗史中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正如清人叶燮所云：“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原诗》卷二）朱熹与王绩异代唱和的这两首诗便是一个有趣的例证。